北京 傅光明

说实话，《理查二世》是一部结构简单、剧情单一、人物性格单薄的历史剧。诚然，单从莎士比亚的初衷就是要铆足了劲以“诗篇”塑造理查性格这一点来看，该剧成功了。因为，从理查感到将失去王位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由一个乾纲独断、蛮横无理的国王，变成一个激愤的诗人、一个忧郁的哲人。

对此，该如何解释？

散文集、批评家沃尔特·佩特（Walter Horatio Pater，1839—1894）在其1889年出版的《欣赏：散论风格》（Appreciation，with an Essay on Style）一书中，如此论及莎剧中的英国国王：“也许没有哪部戏剧充满如此丰富、新鲜、绚丽的辞藻，富于色彩的语言和比喻与其所修饰的词组并非简单连在一起，而是全然融入其中。莎士比亚不由自主地把这些绚丽的辞藻用在他的人物身上……理查把无韵诗运用得那么优美、娴熟，是音乐的变音，是真正的无韵诗。……莎士比亚为理查精心考虑好，他‘高贵的血液’如何随情感的骤变上升或下降。”

但诗人理查和国王理查是同一人吗？

好在抛出问题便能从智者那里寻得答案，诗人、批评家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1772—1834）在其一篇莎剧演讲中，这样评论理查的人物性格：“他不失决断之心，在遭谋杀时表现出这一点；也不缺思维能力，全剧都表现出谋略在胸。可他依然十分软弱，反复无常，女人气，多愁善感，鬼使神差，总之，与国王身份不符。处于顺境，他专横粗鲁，处于逆境（假如我们信约翰逊的话），他虔诚仁慈。对后者我不敢苟同，因为在我眼里，理查的人物性格一以贯之，开始什么样儿，最后还什么样儿，只是他会见机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