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李兆忠

舒庆春1924年秋赴英国应聘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时，并没想到日后会成为一名作家，那时他已经二十七岁（虚岁），连一个文学青年都算不上。一年之后，一部令人捧腹的《老张的哲学》使他蜚声中国文坛，以此为契机，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要变化，舒庆春变成了老舍（按：《老张的哲学》于1926年7月至12月初载于《小说月报》第17卷第7至12号，初署名舒庆春，自第8号起改署名老舍）；之后，他又发表了《赵子曰》《二马》，到1929年秋回国时，已是三部畅销长篇小说的作者，未来的文学事业由此奠定。

老舍成为一名小说家绝不是偶然的，那是异域的生存环境与作家本人的禀赋通力合作的结果，它启示人们：一种特殊的精神禀赋，在特殊的外部环境的刺激和催化下，发挥到极致，就能取得不俗的成就，化作某种精神品牌。关于那段经历，老舍日后有这样的自我剖白——

二十七岁出国。为学英文，所以念小说，可是还没有想起来写作。到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半年后开始感觉寂寞，也就常常想家。从十四岁就不住在家里，此处所谓“想家”实在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过去的，想起来便像一些图画，大概那色彩不甚浓厚的根本就想不起来。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地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

但是，在拿笔以前，我总得有些画稿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