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陈均

上篇

说起来，在孙玉石先生门下受教已近十二载，此情形却又可以张充和半句当之，即“十分冷淡存知己”之“十分冷淡”，因“知己”尚未敢亦不能谬托也。从毕业前课程、学业、论文和日常生活的过从，至毕业后教师节的“一年一会”，或可形容为古琴之“清、微、淡、远”，也即虽平淡然韵致却长。

大约在2004年，我编选了一本百年来北京大学新诗的选本，名为《诗歌北大》，自胡适至新世纪初，称之为“超浓缩型的诗歌共同体”。当选至20世纪50至70年代的诗时，甚感乏诗可选。因这一阶段的北大校园文化基本笼罩于整体的社会氛围中，也较少全国知名的新晋诗人。于是去翻阅当时的北大校园文学刊物《红楼》《北大诗刊》等刊，但查找之下，却发现了有意思的事情。譬如新时期以来影响甚大的北大诗歌学者和诗评家，在《红楼》中，都曾发表新诗。然而，他们的诗风又有区别，或者说，从他们的“少年诗”中透露的信息，可以见出他们的风格之不同，以及此后人生道路的差异。

在《红楼》里，谢冕先生有一“名作”，题为《一九五六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由此题便可知为当时流行的“政治抒情”之作，但此诗速度又是如此之快，此亦表明谢先生向来能预感到时代的信号，是为时代的“弄潮儿”。故而在新时期的新诗潮之初，谢先生以“崛起论”开创了新诗的批评空间，一举奠定了作为诗评家的名山“功业”。洪子诚先生在《红楼》中亦有两首小诗，其中一首至今还留有印象。洪先生大概写的是煤矿工人，写到一层一层的“黑”剥离之后，出现的是一颗亮光的心。大意如此，具体用词或许不同。读时即感想：洪先生描写的是当时流行的题材，但在角度上却有自身内省、细腻的特点，虽然题材是公共的，结论是彼时容许的，诗风不怎么引人瞩目（尤其是对比谢先生的气势），但却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这似乎也决定了洪先生此后治当代文学史、新诗史研究的那么一点点“不一样”。这些“不一样”汇集起来，也终能蔚为大观，而于潮流中破茧而出。孙玉石先生的诗却又不同，如组诗《露珠集》里的开篇《是时候了》：

我爱听也爱唱美丽的歌曲

从前我却久久地吹着别人的芦笛

是时候了，现在我已经长大

我该把自己的号角含在嘴里……

读到此诗，是不是会念想起20世纪50年代校园的“青葱岁月”？或是社会大文化中局部的校园小文化，那种互相渗透但又存有个人的小小空间的格局，或是社会主义语境下的某一篇“未央歌”。由此诗又可延伸出两条信息：其一是孙先生之诗受艾青等诗人的风格影响，如“芦笛”“号角”等意象的使用。由于这一影响，孙先生连通了民国新诗的某种脉络，因而使他在新时期的研究中，尤为关注新诗中的“现代主义”。自初期象征派至现代派再至中国新诗派，挖掘“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并系统化，成为其终身志业。其二是其诗情，如国人屡屡使用的荷尔德林的名句：“诗意的存在”，或如此语：“即使不写诗，也是一个诗人。”（孙先生却是一直在写他的“新旧诗抄”）也即是说，孙先生是用一双诗意的“眼睛”来看待人生的风景。这种“视力”可唯美，可纯情，也可激烈，但似乎并不显得如哲学或理论那样“深刻”，在时代中也可能或不可能引领风潮，但始终是一个独特的“诗意的存在”。一个明证是，在最近一期《新诗评论》的“孙玉石研究专辑”里，一位老学生所写评述文章的标题便是“诗意是一种扣人心弦的东西”。

孙先生自北大本科毕业后，原本打算工作，却被宣布为“研究生”，跟从王瑶先生治中国现代文学，自此开始学术之途。彼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尚是荆棘遍地，文学史即将迎来“重写”，诸多领域皆有可为。孙先生先是专攻鲁迅《野草》，后又挖掘李金发等中国初期象征派，因之构成其学术研究的“两翼”，但鲁迅《野草》仍可算作新诗，所以孙先生的志业其实便是新诗了。《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是孙先生较早的一本著作，也是其新诗研究的奠基之作，因彼时国中新诗潮初起，故而孙先生对初期象征派的挖掘与研究也颇受注意，不仅仅是现代文学研究或新诗研究的圈子，更多的受众应是在习诗写诗的人里，且20世纪80年代又是一个全民皆诗人的“诗歌黄金时代”。在此书的“序言”中，孙先生谈及其研究初期象征派之本意，原来是为新诗潮辩护，替新诗潮挖掘和提供学术依据，这一用心可说与谢冕先生的“崛起论”相合，但一隐一显，而凸显其专业领域及性格气质之差异。因初期象征派在此前的文学史叙述中尚是负面，孙先生便以唯物论、生态论力证之。据回忆，在当时的北大课堂上，他与学生、访学者、旁听者的交流，非常激动且激烈，这既有时代风气之染，又有初期象征派这一现象“挖掘”之影响。而在二十年后，待我有缘再登课堂时，已无此情此景了。前些天，我读到一位杰出的诗人朋友的自传小文，文中没有提及孙先生，但是提及“象征派”，提到对他终生影响并构成他诗歌气质的一部分的“李金发”。这些影响的渊源在于，他在80年代的内陆某县城读高中，偶然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象征派诗选》，因而开始写诗直至今日。这本《象征派诗选》，正是孙先生编选的。孙先生自初期象征派起，专注于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研究，再加上北大课堂及若干出版物的传播，在很长时间里，他在新诗研究领域里都保持着一种超前的位置。

从孙先生的名讳来看，或许存有二律背反，即如“玉石”之外表坚硬而内心温润。譬如他为东北人，北人亦是北相——偶而见到他青年时代及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的若干影像，浓眉凛凛有神，面相棱角分明，便可感知是一位处事方正之读书人。后曾见到一些研究新诗的朋友，言及初见孙先生时，不敢多言，我便笑答我也是如此呀。这不仅是孙先生本身的习惯，更多的是天生自有一种威严之态。但是孙先生却又是颇有文人情趣的。比如在课堂上，孙先生采取板书加讲座式，因此堂下诸生只有聆听的份，非常严肃。然而有一次，我注意到，在谈到一个人名时，孙先生用“反切”讲了一个笑话，自己微笑起来，但这个笑话似乎仅到讲台为止，因为课堂上的学生也许并未做好领受笑话的准备，或者听一个笑话还需要动用“反切”的知识储备，委实是太“冷”了。但此事仍可窥见孙先生性情之偶然的“闪光”。也即在冷峻之外表下，其实内蕴着温热、好玩的情怀。至于其他种种，如每次去他家，言笑晏晏，喝功夫茶（言所泡为真正的“大红袍”），引看墙上所悬文人画及书法条幅，以及多年收集的“猫头鹰”藏品（因鲁迅爱猫头鹰），据称已积百余件，故事可写一本“猫头鹰”之书了。

2007年，孙先生与谢冕、洪子诚、孙绍振等先生出版了一本《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此书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他们六位同学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情形，讲述之外亦有反思。然而让我有所震动的是，在此书出版之后，孙先生又写了几篇文章，将这一反思推到“深刻”的层面，这一“深刻”并非意义阐释之“深刻”，而是“锥心刺骨”之“深刻”，譬如讲述王瑶先生对“大批判”的内心流露，对“大批判”中自己的心理和“文学史写作”的反思（“道德良知”与“学术”），以及呼吁对自身历史反思之“言多峻急”……均可见其真切。由此我更能体会到孙先生“示众”这些或许不堪回首之往事，并非是迎合潮流，亦并非出自昆德拉所描述的“媚俗”，而纯是自己内心的需要。也即作为一位读书人所感知的历史责任。文中关于王瑶先生的叙述，其实我常在聚会场合听孙先生谈起。而记忆更深的，还有孙先生对另一位彼时被打成右派而被流放、潦倒，以农民生涯终老的同学的怜惜与关切。

以上数事之素描，只堪作信手拈来的几朵生命之花（戏仿孙先生之文《给我一枝花吧》）。在孙先生看来，或许也并不作如是观，所以也只能算作是我的耳濡目染之所感。唐赵耶利曾有语“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风”，本是形容“吴声”之韵，但“国士风”亦是真正的读书人之风，如废名“学一个摘花高处赌身轻”，我借来持赠于恩师孙先生。

下篇

上文偶然撰于五年前，今《名作欣赏》所制孙先生的别册《解诗求是：孙玉石画传》将成，因此缘，再续几则“片羽”以为续篇。

先言孙先生之“认真”。大约在1999年，因我当时已打算继续做新诗研究，开始考虑考博。硕导程光炜先生向孙先生推荐，因而在某日趋畅春园孙先生寓所求教——什么季节，什么时间，谈的什么话题，现在已不再能回忆。大约只是问询学习情况吧。但是步入园子，居所虽狭，整齐叠放的书籍，温和的话语与气氛，至今犹能忆起。此后便是数年后到其蓝旗营寓所，此处客厅就大多了，经过师母张菊玲先生的精心设计，呈现出一种古典精致的氛围。

读书、生活的习惯，往往亦是学术、工作的另一面，两者互相映照和转化。时下虽常见书桌凌乱者有创造力之说，但认真、严谨的生活习惯，体现在学术上，则往往是严格、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甚而内化为学术方法。2010年，孙先生出版文集，厚厚的十七册，分门别类，一篇篇文章均是孙先生自己整理定稿，且不说数百万字的工作量，单是寻找数十年间在各类杂志报纸发表的大大小小文章，甚至散落的刊印或未刊印的文章及手稿，就需要有长期留意及保存史料文献的习惯与耐心，很是不易。那段时间也常听孙先生说起寻找佚文的逸闻。

孙先生时常道及“朴学”。虽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献整理研究与清代朴学并不相同，但孙先生所言之“朴学”，据我的理解，应该更多的是强调一种严谨、注重材料的研究态度与方法，即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也。通过尽可能涸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文献，从材料中形成看法，从而构成对作家作品或现象或文学史的叙述，应也是题中之义。孙先生的治学多循此路径，所做工作甚多，对初期象征派的挖掘、发现与阐释，他将初期象征派置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脉络里加以考察，因而建构起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谱系。这一工作的完成，既是从周作人、朱自清于新诗叙述的发现与再完成，亦是有如我在前文中所云，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当代诗歌寻找其脉络、根源与资源之用意也。虽然这一建构，仍然带有历史的因素（或偏向），却是与当代诗的追求构成了同步与呼应。因此，当孙先生在搜读散落于民国报刊中的诗歌、诗论时，通过在文学史中寻找其定位与意义，因而使这些材料抖去历史的尘土，从而得以“复活”，再一次回到历史的现场，并重新获得了应有的意义。在《孙玉石文集》里，类似对《北平晨报·学园》附刊《诗与批评》的解读、关于“晚唐诗热”的讨论等，都是开风气的精彩篇章。

大约本身即是出身于诗人的缘故，孙先生对研究对象的趣味也多趋于“诗心”，反映在人生态度与审美追求上，就是“寻觅美的小路”。此语是孙先生为北大校庆一百周年所撰文章的标题，实际上也可视作孙先生的志向与趣味。大而言之，无论是孙先生对于书画的爱好、品鉴，还是对养花饮茶之道的注重（孙先生蓝旗营寓所的阳台便是一座“小花园”，还养得数种较稀见的花草，每回客人来，总是一一介绍“植物的历史”）、对“猫头鹰”小物件的收藏，均可见出孙先生传统读书人的趣味，抑或是对生活中的美的追寻。其学术工作，孙先生的研究从鲁迅起始，后来转向新诗。（即便是鲁迅研究，主要也是对《野草》的阐释。《野草》即是鲁迅的“现代诗”也）。孙先生终身的学术志业，还是落脚于新诗上。于茫茫学海中，最终选择新诗这一终身致力的对象，可算是“寻觅美的小路”这一意愿的自然牵引。孙先生在文中所说“美的小路”，是何其芳“朗润园通往哲学楼的小路”，是朱光潜“从燕南园的坡路慢慢走下来，经过三院到一院门前的那条小路，穿过南北阁，一直到未名湖边，再走回来”……

我现在的办公室处于未名湖畔的红三楼，红三楼与红二楼之间，有一片绿茵草地，几棵参差大树点缀，时有燕鸥和戴胜散步觅食，中间就有一条斜斜的小路通往镜春路。这一带的景物，虽有变迁，但对于孙先生这一代北大人来说，应是再熟悉不过了。记得有一回师母张先生散步路经此地，便指点镜春园82号云，这里曾是是陈贻焮先生的寓所。而么书仪先生来访时，也说红六楼当时是她们的食堂。每当我从这条草地小径上走过时，便不禁念起孙先生的“寻觅美的小路”。这里其实就是“美的小路”，亦是“寻觅美的小路”。这些小路又是燕园里的寻常风景，俯拾即是。孙先生“寻觅美的小路”的感悟，既来源于前辈大师，抑或是来源于这些平常且美妙的燕园草木。当我行走于这些“美的小路”时，思绪便常常会飘回到这些“严重的时刻”。

在《寻觅美的小路》文章的结穴处，孙先生在追忆燕园前贤后，转引冯至的诗的结尾：

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

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

由于“诗心”或“美的小路”，孙先生的治学门径，除对于史料“严上加严”（洪子诚先生评严家炎先生之语，或可视作他们的共同态度吧）外，对于具体作品予以历史的同情、诗情的理解，也是不二法门。孙先生曾和历届学生们一起专门研讨与编撰现代诗的解读与鉴赏，前后达二十余年。后来还从朱自清先生的“解诗”之说生发，倡导“现代解诗学”，这些都是强调从对新诗作品内部诸要素以及美学因素的感知出发，并由此开辟新的学术方向。

不能不提的是孙先生的夫人张菊玲先生。张先生和孙先生是北大1955级同学，为吴祖缃先生的学生，性格爽快，与孙先生恰成对照。张先生的专业是古典小说，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后，又致力于满族文学，是新时期以来满族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顾太清、穆儒丐、王度庐等作家的研究上尤为特出。而张先生之所以将学术兴趣集中于满族文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孙先生是满族人。大概是因为亲近的缘故，对满族文学也自然有了研究的兴趣。记得读到过张先生所撰顾太清评传，张先生用以撰写顾太清的新材料，便是和孙先生同在日本任教时访得，对顾太清研究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时也可推想之，顾太清之所以成为张先生的研究对象，不外乎张先生因孙先生而对这位满族才女富于了同情。

张先生的兴趣非常广泛，写至此，我忽然想到，前文所云传统读书人的趣味，如书画、养花、喝茶、收藏诸多方面，可以说是二人共同的趣味，其实或者更可以说是由张老师发动，孙先生参与吧。见面交谈时，这些故事也多是由张老师讲述，孙先生补充。孙先生的习惯和追求，亦是由二人共同形成与塑造。这亦构成一个有趣的循环，孙先生是满族人，但主要研究现代文学；张老师是汉族人，而且是南京人，但致力于研究满族文学。由此也可见家庭美满之象。

大约在前年，我听闻孙先生有将藏书捐献给北大图书馆之愿望，后又听说捐献给了大连民族大学，作为专藏。终于有一天，再到蓝旗营寓所时，书柜里已空空如也，往日排放整齐的各类作家全集已不能再睹，孙先生张先生常常加以介绍并述因缘的民国诗集或书法条幅，也只能再提起。墙壁上换上了别的书法或复制品，书柜里摆上了多年搜集的“猫头鹰”藏品，又构成了一个小小的书房的氛围。又过了一些时候，张老师在微信上发来照片，大连民族大学将这些捐赠的藏书建立专藏，命名为“长白书屋”。张老师云，此名既是寓意满族的发源地长白山，又是表明他们的人生态度，即“清白”之意。在网上查到“长白书屋”的消息，还附有两位先生所写的捐赠缘起。此处抄录之：

我俩1955年9月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时当马寅初校长号召“向科学进军”，在全国名师云集，图书馆藏书极丰的学术环境中，我们完成五年大学本科专业学习。1960年9月又分别当了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生。张菊玲师从吴组缃教授，孙玉石师从王瑶教授，自此奠定了我们从事学术研究，读书，教书，写书的人生道路。

如今我们均已年过八旬，一生虽然风雨坎坷，但不论何时、何地，均有书籍相伴，可谓嗜书如命。两个人不会理财 ，只知有钱就买书，现已藏书近万册 ，是为我们毕生最宝贵的财富。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俩郑重决定：将所藏全部书籍以及恩师题赠之墨宝，悉数无偿捐赠给大连民族大学。以完成我们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夙愿。将它们奉献给各民族的莘莘学子，继续为民族教育尽我们一点绵薄之力。

因为孙玉石系长白舒穆鲁氏的满族子孙，张菊玲亦以研究满族文学为最终之事业，故此书库之建立，我们拟请题名为“长白书屋”。以祈民族文化世世代代永远流传，民族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造就出一批一批更多人才。同时，此名也蕴含我们一生奉持的“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做事，清清白白做学问”的人生理念。

孙玉石 张菊玲 2017年7月10日于北京

再回到文章开首所引孙先生的名讳“玉石”，岂不正寓有“清白”之义么？在浊世浮沉，尤其是经历了当代中国的城头风云变幻，种种青春与激情、种种背叛、遗忘或忏悔，一幕幕的戏剧上演又落幕，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保持读书人（士人）的独立且“清白”，确乎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孙先生和张老师的人生态度，既有名讳之寓示，更多是一种清醒然又坚决的追求。作为一位较晚接触到孙先生生活与学术的学生，这篇信马由缰的小文只能算是记下一些浮光掠影且漫无边际的思绪但“按欲入木”的印象而已吧。

2018年10月16日 京沪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