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段崇轩

用生命体验走进文学历史

历史永远是一团混沌。并不遥远的当代历史、文学史，人们记忆犹新，且资料丰富，但当走近时，却往往发现山重水复，无路可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特别是小说，突然成为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众多学者纷纷用不同的思路、视角、方法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热潮。傅书华2001年攻读博士时，就开始了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那就是从个体生命的视角解读那一时段的小说，围绕这一课题陆陆续续发表了多篇文章，最终形成了他2004年的博士毕业论文。十几年时间过去了，他重新整理、修改、补充自己的博士论文，终于出版了学术专著《个体生命视角下的“十七年”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以下简称《个体生命》）。在林林总总的“十七年”文学研究中，书华的专著也许不那么新颖特别，但他抓住了个体生命——现当代文学历史中的“人学”这一重要“枢纽”，揭示了“十七年”小说的深层规律与脉动，表现了他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和坚守，可以说是这一学术领域的重要收获。书华的专著也许不那么严谨纯熟，但它倾注了自己的人生感悟与生命体验，使理性的学术辨析平添了一种灵性与感情，增强了它的可读性和启迪性。薄薄一册二十三万字的著作，给人的感觉却是沉重的、丰富的。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兴起，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根由。这一时段的文学已然过去五六十年了，它看似朴素、简单、激进、荒诞，但却蕴含着极为庞杂的政治、历史和文学内容。重新发掘、阐释它，有助于我们认识那段历史和文学，有助于我们建构当下和未来的文学。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和评价，正如傅书华在书中所梳理的，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发现和肯定派，论者站在今天的市场化和世俗化基点上，重新发掘“十七年”文学中的思想价值资源以及经典文学经验，以校正和对抗当下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危机和文学乱象，代表学者有唐小兵、汪晖、李杨、蔡翔等。第二种是整理和还原派，研究者用福柯“知识谱系学”的思想和方法，大规模地发掘和积累史料，仔细辨析，探幽索微，努力还原“十七年”文学的本来面貌和内在脉络，从中发现那段文学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主要学者有洪子诚、孟繁华、贺绍俊、董之林等。第三种是反思批判派，论者坚守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以世界文学的思想视野看取“十七年”文学，揭示和批判那段文学的政治化、极“左”化、非审美化，认为过高估计那段文学是一种危险的学术倾向，重要论者有陈思和、董健、丁帆、王彬彬等。

处于边缘省份的高校教师傅书华，虽然参与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大合唱”，同时也梳理了各路“神仙”的研究思想与方法，但他没有亦步亦趋、追随潮流。他知道自己并不处于学术“中心”，也没有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他另辟蹊径，选取了现当代文学中的“人学”问题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点和研究视角，同时调动了自己的人生感受与生命体验，去贴近“十七年”小说以及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他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研究课题，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他1953年生于北京，小学没有毕业就遭遇“文革”，经历了“家破人亡”和备受欺辱的昏暗岁月。后到山西一个农场插队落户整整八年，他是不被关注、优待的弱劳力，只因好读书会写作，参与场里、县里的一些文化宣传活动，才有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在一篇自述文章中说：“困苦的环境不仅可以磨炼人造就人，使生命得以升华，更可以消磨人毁灭人，造成生命的破碎、生命的萎缩。”①书华在少年青年时期，经历了社会的动荡、人世的炎凉，生命的缺损、性格的萎缩。而这种“童年创伤”，又促使他在现实中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温暖，在文学中体察各种人物的人性演变。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学术路径，找到了生命体验与文学研究契合的方式。

20世纪50年代生人是当下社会的核心力量。无论是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文化、文学领域，概莫能外。特别是文学研究领域，这一代人是当之无愧的“执牛耳者”。如前所述的十多位“十七年”文学研究者，除洪子诚、董健、贺绍俊外，都是20世纪50年代人。这一代人亲历了中国当代一系列的动荡和变迁，这一代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命运和思想性格。他们的思想文化资源，既有“十七年”时期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激进的社会思想，也有“文革”时期极“左”的政治余脉，还有“新时期”接受的西方现代思想和文学理念，呈现出一种多元混杂的状态。他们的文化学术修养，并不连贯、完备、扎实，但却驳杂、丰富、鲜活。有的通过自修、补课形成了相对系统的思想文化体系，多数则始终处于自在、散乱状态。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这一代人的社会行为和学术研究。傅书华的《个体生命》，同样鲜明地折射出这一代人的思想学术风貌。这一课题是精准、深刻、具有深远意义的，在今天依然有强烈的现实性，遗憾的是并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其思想视野是开阔、高远的，使个体生命主题的展开显得深入而到位，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思想杂乱、矛盾的现象。其学术论述与表达是鲜活、扎实的，灌注着论者的人生体验，但在框架与结构上，采用了论著体的专著形式，缺乏专著应有的有序、完整；在论述语言上，既有细微、深切、灵动的特点，也有冗杂、含混、晦涩的缺憾。

个体生命视角下的“人学”风景

傅书华所谓的“个体生命”“生命碎片”，是指人的一种生命状态，特别是“十七年”小说中人物的一种生命状态，自然属于“人的文学”范畴，只是把它具象化、感性化了。他说：“‘五四’文学最为醒目的标志是‘人的文学’的提出。而‘人的文学’的核心概念，则是对个体生命的张扬。这一命题又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核心命题，自此之后，中国文学就因这一命题而作为现代文学存在着、发展着，并以此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文学。”②

从“五四”文学到当下的多元化文学，整整一百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贯穿着波澜起伏的“人学”思潮。“五四”时期的文学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人的文学”时代，大写的“人”终于出现在文学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重心转移到革命、战争等社会变迁上，人的生存、命运、思想、性格被社会所制约、支配，个体生命承载着沉重的社会重负。“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取代了人性的丰富内涵，人物要按照意识形态的规训去“创造”，人物形象出现了极为复杂的现象和变化。书华截取了这一段文学历史去解读，可以说是选择了一个高难度的研究课题。

“人学”思想发端于“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他在那篇著名的《人的文学》中宣言似的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③这里的“人”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本位的人”。鲁迅同样提出了他的“人学”理念：“立国先立人。”而“立人”理念的内涵就是摒弃国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民族性格。还有陈独秀、胡适、郭沫若等都提出了自己的“人学”观点。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人学”思想理论，更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圭臬，他把人类历史看作“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人的复归”“人的解放”、人的“异化”的扬弃、“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等，正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和最高目标。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主题、一种思潮。但在“十七年”时期，却遇到了“激流险滩”“风霜雨雪”，使这一主题和思潮出现了沉潜、变奏、异化的混沌、复杂景象。

傅书华在论著中从“史诗”类小说、“五四”与“民间”思潮小说、短篇小说等几种类型中，解读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个体生命。这是一种论文组合的框架结构，从专著结构上要求自然显得有些牵强，但它保证了每篇主题的充分展开，对个体生命的自由解读，又显示了这种论著体的优势和特点。为了评述的方便，笔者则把人物形象——个体生命分成几种类型，做些简略阐释。这种方法是“十七年”时期的社会学分类方法，但它简单而实用。

一种是“十七年”小说中的先进、英雄典型。“一体化”时期的文学，把塑造先进、英雄人物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而这样的人物只能由工农兵来担当，而先进、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和言行，又是由主流意识形态所严格规定的。塑造这样的人物特别是典型人物有极大的难度，往往是由厚重宏阔的史诗式小说来完成的。譬如《红旗谱》主人公朱老忠，是“十七年”小说中的一个杰出典型，但傅书华从个体生命的视角观照这一人物，就认为：“正因为梁斌是将朱老忠作为‘民族国家中的个人’来塑造，是将朱老忠作为‘从传统农民英雄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来塑造，所以他也就未能充分地揭示出作为革命者的农民的自身的局限性及其对自身命运、意义的影响。”④譬如《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曾有不少论者认为他有太多的概念化、理想化色彩，而书华觉得：这一形象既有“青年的热情”又有“中年人的老成”，“如果我们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加以考察，也许会发现，较之梁三老汉，梁生宝的形象还是更富于典型性的”。⑤譬如《青春之歌》主人公林道静，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在革命斗争中逐渐锻炼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书华从人物的成长历程中，分析了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所扮演的恋人、导师、父亲的不同角色，由此展开了林道静思想、性格、情感等整个生命世界，认为这一典型是“一个时代的空谷足音”和“个体生命”的“奇迹性的存在”。书华从个体生命的通道，真正走进了这些典型人物，发现了他们的特征、价值乃至缺憾。

另一种是“十七年”小说中的中间、转变、落后人物。不管是现实中还是文学中，先进、英雄人物总是少数，大多数人物则处于中间、转变和落后状态。这样的人物其实有着更丰富的社会人生内涵，更本色的人性特点，因而更具有艺术魅力。傅书华同样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切入，展示了这些人物千姿百态的生命世界。如梁三老汉、郭世富等中间农民，论者形容说：“都是背负着历史的沉重负荷，在历史的惯力下，沿旧有轨迹‘受动地’蹒跚着。”⑥如赵树理《福贵》中的福贵，论者指出：“赵树理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延续了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价值流向，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及这两个层面的相互关系中，写出了人的解放的主题。”⑦如《红旗谱》里出身地主家庭的进步知识分子冯贵堂，论者评价他是“20世纪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和有乡村血统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但在“历史的迷误”中，他的个体生命必然是悲剧性的。如《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论者的结论是：“属于与‘整体’相疏离的另一种生命形态”，“是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还有一种是“十七年”小说中或传统或现代的年轻女性形象。傅书华在阐释人物形象时，总是充满了一种真诚、同情和理解，而在阐释女性人物时，又多了一份柔情，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浓郁的人文情怀。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农业社社长刘雨生的妻子张贵贞，是一位生得俊俏，心系小家庭的年轻媳妇，但她被认为“贪图安逸”“觉悟不高”，最终导致了与一心为公的丈夫的离婚。书华认为：“个体生命自身的存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普通人、小人物不能生存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茹志鹃《百合花》里那位新媳妇，是作家运用大量生动细节，塑造出来的一位“清新、俊逸”的柔美形象。书华指出：“作者作为女性本能地看重个体生命的感受，才能在潜在中、在不自觉中与百年中的个体生命的价值命脉相吻合。”⑧这类人物还有孙犁《铁木前传》中的九儿、小满儿等。与张桂贞、新媳妇不同，李双双则是一位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女性形象。小说文本的艺术魅力，不仅来自如陈思和所说的作品的隐形结构——“民间表演艺术的‘二人’模式”，同时来自鲜活的个体生命形象：李双双与孙喜旺。李双双不但有着大胆泼辣、精明能干、勤劳正直的性格特点，更有着公而忘私、敢于斗争、追求进步的精神品格。书华认为：这样的人物实现了个人的存在价值，赢得了众人的肯定与爱戴，同样是具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形象。

“十七年”文学在“人学”思想的探索上是止步不前、屡遭挫折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遍布雷区、小心翼翼的。但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学语境中，却出现了无数独特的、复杂的人物形象。这实在是一个文学奇迹。

关注现代性进程中的“人”的演变

《个体生命》用专门一节论述了“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生命的碎片”问题，典型作品是萧也牧1950年发表的《我们夫妇之间》。这篇作品描述了刚刚解放进城的革命干部李克与张同志之间的家庭纠葛，以及艰难的和好过程。作品所以遭到激烈批评，就是因为它揭示了革命队伍内部的精神危机和价值观矛盾，含蓄地肯定了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书华指出：“这个短篇通过一对夫妻之间日常生活中的冲突，表现了工农与知识分子、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中的张力，给个体生命在其中的人生选择与价值定位带来了困惑与反思，诸如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传统美德与现代品格、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与为群体牺牲的应然性、节俭朴素与物质享受，等等。就个体幸福而言，上述二者之间的关系都有着某种二律背反性质：它们在个体幸福的获得过程中，都有着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这存在的合理性，又是以否定对方为前提的。”⑨论者在这里提出了“人”与现代性的关系、国家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他没有就现代性的问题充分展开，但现代性却始终是他探索当代文学的一个思想维度，不时地闪现在他的论述中。就在这一节里，他还解读了张弦《上海姑娘》、韦君宜《月夜清歌》、丛维熙《并不愉快的故事》等作品，揭橥了和平建设时期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个体生命在现代化、现代性发展中的不同人生状态。

关于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隐晦不明的问题。哲学界、社会学界的观点也是歧义丛生。所谓现代化主要是物质文明和经济学层面的范畴，而所谓现代性则主要是哲学和思想文化层面的范畴，二者并非结伴而行，常常出现巨大的不平衡现象。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之后，就被迫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但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下，步履维艰；直到1949年，才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同样是一波三折。思想变革领域的革命则迟缓许多，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现代性思潮西学东渐，才在中国生根开花，在知识界形成一种思潮，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的革命和战争中处于沉潜状态。五六十年代在“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统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表现出一种封闭、保守、激进状态，现代性思想基本上销声匿迹。偶尔有文学作品表现出现代思想和情感，譬如民主、自由、爱情、人性等，即刻就被压抑和封杀。在赵树理、孙犁等的小说中，现代性思想则以一种变异、潜在的方式存在着。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性的真正开端应为1978年，从这一年起，中国社会真正开始告别蒙昧走向理性；告别奴役走向主体；告别混沌走向分化。现代性的良性张力开始形成，传统中国的循环怪圈终被击破，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性的力量，裹挟着物质的欲望和自由的思想，奔涌开来。”⑩但现代性同样是一种充满悖论的思想理念。近四十年过去了，现代性释放了它的正面能量，又暴露了它的负面效应。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不仅导致人的严重“异化”，同时引发了尖锐的社会危机。有论者说：中国已跨进后现代门槛，需要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批判和重构。

傅书华在对当代小说的解读中，敏锐地注意到在一些年轻女性的精神世界里，有一种自然而朴素的现代性萌芽，正是这种现代性意识，使她们处于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中，表现出自由而灿烂的生命情状，但也往往给她们带来坎坷命运。他用比较的方法，剖析了《创业史》中的改霞和《老井》里的巧英以及她们的爱情。改霞是一位充满生命活力、富有人生幻想、追求新鲜事物和现代生活的年轻女性，她所以离开梁生宝而进城当工人，就是要背叛传统生活，投身现代世界。20世纪80年代的巧英与20世纪50年代的改霞，人生命运相似，但精神性格迥然不同。巧英的个性显得更加率真、热情、倔犟，甚至有一种野性，她勇敢地爱着有妇之夫旺泉，大胆地追求着婚外性爱。当爱情不可能实现，乡村和村民难以容忍她的偷情、堕胎行为的时候，她决然地告别情人，满怀信心地进城打工开创自己的事业了。她比三十年前的改霞，更为开放、更有勇气，更具有现代意识。从这两位年轻女性身上，我们窥见了不同时代人物的精神风貌、生命情状，以及现代性思潮对人们的深刻影响。

人物形象塑造、个体生命书写，是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永恒课题。“十七年”文学是个体生命被遮蔽被压抑的时期，却涌现了那么多充满张力的人物形象。当今的文学应该说处于一个自由、多元的时期，但小说人物却淡化了、异化了、衰弱了。我们应该从“十七年”小说中汲取哪些创作经验和教训，其中有哪些思想文化精华可以转化为今天的精神价值资源？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下去。

①山西省作家协会编：《山西文学批评家自述》，三晋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页。

②④⑤⑥⑦⑧⑨傅书华：《个体生命视角下的“十七年”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第42页、第45页、第42页、第124页、第153页、第173页。

③周作人：《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⑩刘毅：《现代性与当代中国》，见刘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