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杨剑龙

刊载于《收获》2018年长篇小说（春卷）中的《山本》，以42万字的篇幅讲述了秦岭脚下涡镇的人生争斗与兵匪杀戮的故事，是贾平凹想告慰秦岭的一部“文学的秦岭志”。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说：“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倘若以此来观照《山本》的叙事结构，也可以说该作品呈现出“一地瓷的碎片”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

一

长篇小说《山本》的结构总体上以陆菊人与井宗秀的故事为主线，在二者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中，构成小说叙事的张力和脉络。小说以井宗臣投身革命拼搏奋斗为副线，在井宗秀表面上与投身革命的兄长井宗臣划清界限，实际上却始终心心相印、相互关照，从而呈现出对于“革命”的解构和对于兄弟伦理的延续。

美丽善良、善解人意的陆菊人是贾平凹精心塑造的完美形象，12岁就被父亲送到涡镇杨掌柜家当童养媳的她，孝敬公公服侍丈夫。丈夫杨钟游手好闲、好逸恶劳、不务正业，陆菊人仍然兢兢业业持家，本本分分待人，丈夫去世后她守身如玉抚养儿子侍候公公。小说中陆菊人与井宗秀隐含的恋情成为小说结构的主脉，也成为作品情节的基本悬念和主要张力。陆菊人从纸坊沟带了三分胭脂地嫁妆，被公公杨掌柜赠送给井宗秀作为埋葬他父亲的坟地，陆菊人偶然间听到两个赶龙脉人说，如果以这块地做墓穴，将来这家人能够出官人的，这就让陆菊人一直关心着井宗秀的前程，并且逐渐从内心爱慕着潇洒倜傥的井宗秀。小说中井宗秀“长得白净，言语不多，却心思缜密”，这样一个文静聪慧的人物，逐渐成为涡镇一霸，虽然他足智多谋颇有心机，却始终不显山不露水。当逐渐发迹的井宗秀想给父亲迁坟时，陆菊人执意劝阻：“那穴地是不是就灵验，这我不敢把话说满……既然你有这个命，我才一直盯着你这几年的变化。”在陆菊人的关注和鼓励下，井宗秀坚定了干一番大事业的信心。小说中陆菊人与井宗秀始终没有越雷池半步，陆菊人始终是井宗秀事业发展的动力和助力。陆菊人甚至精心为井宗秀物色和培养年轻的美女花生，并且操办将花生嫁给井宗秀的婚事。陆菊人善良宽厚、善解人意，尤其她能够影响涡镇预备团首领井宗秀，使她成为涡镇的主心骨，她的善于交际长于表达，让她成为秦岭的“阿庆嫂”。井宗秀让陆菊人主管茶叶庄的事务，她将茶行事业操持得风生水起、井井有条，开办了诸多分部、开拓了诸多生意，她成为有眼光、善管理的民国企业家。虽然，谨守妇道、仁爱宽厚的陆菊人呈现出过于完美的性格，但是她成了贾平凹精心刻画的完美女性形象。

小说以陆菊人与井宗秀的故事为主线，却在这种精神之恋的情节中，不让他们之间的感情得到发展，而让读者的期望落空，在“新历史小说”般的历史鸡尾酒的“勾兑”中，演绎秦岭动荡与多变的历史，呈现出作家力图建构一部“文学的秦岭志”的企图。

二

贾平凹在小说中，以涡镇为主要场景，上演了一幕幕争斗与杀戮，呈现出某种碎片式叙事的特点。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说：“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历史的龌龊……”在《山本》中，贾平凹以涡镇为背景，努力展现历史的荣光与龌龊。小说打破了20世纪以来二元对立的传统，不再以新-旧、先进-保守、革命-反革命、进步-退步的惯性，而以涡镇预备团（后为预备队）、秦岭游击队、平川县保安队、土匪之间的火拼与围剿，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战乱中，如主人公陆菊人所说“今日我杀了你，明日我又被人杀了”，呈现历史的荣光与龌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过去“革命”概念的颠覆。

贾平凹在《山本》“后记”中说到过去的历史时说：“这一切还留给了我们什么，是中国人的强悍还是懦弱，是善良还是凶残，是智慧还是奸诈？无论那时曾是多么认真和肃然、虔诚和庄严，却都是佛经上所说的，有了挂碍，有了恐怖，有了颠倒梦想。”因此在《山本》中，作家并不想为大多数人物以强悍还是懦弱、善良还是凶残、智慧还是奸诈做道德伦理的判断。小说虽然以井宗秀为主的涡镇预备团（后为预备队）的建立与发展为主，但是作家并未突出井宗秀率领队伍的正义性，在以井宗秀为首的涡镇预备团保卫涡镇的故事中，在拉起队伍占镇为王发展壮大最后沦落的情节叙写中，在守卫涡镇发展实力的过程中，却也呈现出井宗秀给涡镇百姓带来的灾难和困境，他们横征暴敛，杀人越货，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克星，使涡镇成为是非之地、灾难之地，原本清秀聪慧的井宗秀逐渐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枭雄，在井宗秀巡查不幸被炸死的结局中，作家极为冷静地完成了主角命运的营构。在小说中，贾平凹构想了一幕幕争斗与杀戮，在预备团、游击队、保安队、土匪之间，作家并不关注谁是正义一方，谁是反面角色，不管是非功过，不管强悍还是懦弱，不管善良还是凶残，不管智慧还是奸诈，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算计中，在孤注一掷守城与攻城的对峙中，在出卖与背叛、交易与复仇等情节的构想中，使小说的叙事成为“一地瓷的碎片”。

三

贾平凹在《山本》“后记”中写道：“秦岭的山川沟壑大起大落，以我的能力来写那个年代只着眼于林中一花、河中一沙，何况大的战争从来只有记载没有故事，小的争斗却往往细节丰富、人物生动、趣味横生。”就这部小说的叙事方式来说，在总体上重细节而轻情节，重过程而轻结果，在小说“一地瓷的碎片”的叙事中，呈现出作家的叙事重心和叙事特征。

贾平凹在小说中描绘耍铁礼花的场景：“那么黑硬的铁，做犁做铧的，竟然能变得这般灿烂的火花飞舞”，铁礼花飞舞闪亮后，“地上不再是金花而成了一层黝黑的铁屑”。在小说中，贾平凹描绘了诸多有名有姓的人物，却也常常一瞬间让生命之火熄灭，就如同闪亮瞬间即熄灭的铁礼花。小说除了将井宗秀、井宗臣弟兄作为主要人物叙写以外，在预备团、游击队、保安队、土匪之间的争斗中，勾勒了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贾平凹如阎王殿的判官一般，擎着一支朱笔，将秦岭的芸芸众生先后送进了阎王殿，甚至在预备旅与红军的一场殊死鏖战后，预备旅死了五十一人，却仅仅搬回了四十七颗人头。小说中陆菊人要给这几年涡镇死去的人立牌位，宽展师父让陆菊人提供名字。“陆菊人就掰指头：唐景、唐建、李中水、王布、韩先增、冉双全、刘保子、龚裕轩、王魁、巩凤翔……一共二十五人。”陆菊人还提出要给无名死者超度，“宽展师父想了想，就在一个牌位上写了：近三年来在涡镇死去的众亡灵。写完了，牌位整齐地安放在了往生条案上，宽展师父就在地藏菩萨像前磕头焚香”。在秦岭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就如同山林中的草木、动物微不足道，生生死死磕磕碰碰，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生命都在不经意之间消失了。

贾平凹就是在描述小说的主要人物井宗秀、井宗臣弟兄之死时，往往既没有铺垫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震撼没有唏嘘感慨。小说描写井宗臣之死：“邢瞎子把枪头顶着井宗臣的头扣了扳机，井宗臣一声没吭就掉下去了。”小说描写井宗秀之死：“井宗秀头垂在胸前，一条胳膊吊在躺椅扶手外”，他还想抽烟，纸烟塞进嘴唇人就死了。正如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所云：“当这一切成为历史，灿烂早已萧瑟，躁动归于沉寂，回头看去，真是倪云林所说：生死穷达之境，利衰毁誉之场，自其拘者观之，盖有不胜悲者；自其达者观之，殆不值一笑也。”贾平凹的这种历史意识和生命观念，让小说《山本》的叙事方式成为“一地瓷的碎片”。

四

一个作家的创作最难的是如何突破自我，超越自我，贾平凹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努力在小说叙事方面进行某些探索，努力不重复自我，力图超越自我。如《白夜》以讲再生人的故事开头，写一个死了十多年的戚老太太的丈夫又回到家中，努力反映城市嬗变中小市民的生存境遇；《怀念狼》以记者去商州采访的方式展开叙事，通过“打狼、寻狼、保狼”的故事表达生态意识；《秦腔》用一个傻子的视角，以半傻半疯的引生的角度来叙述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变化和困境；《高兴》用口述体第一人称的方式，写出流落都市的拾荒者的命运。从整部小说来看，《山本》中的陆菊人是一个主要的叙述者，很多事情都是通过陆菊人的眼光来看，或者通过陆菊人的心理来写的，贾平凹在小说叙事方面始终力图努力创新。

在小说的定义中，我赞成“小说讲述有意思的故事”的观念，这大概是属于小说本体的特性。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早期受到孙犁小说的某些影响，常常写美的人、美的事，尤其精于刻画善良美丽的女性形象。在其《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等长篇小说的叙事中，都十分注重小说故事的营构、叙事张力的设计。2005年，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写道：“但水中的月镜里的花依然是那些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睡，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样一种写法。”（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页）

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使贾平凹的小说弱化故事而强化琐事，2011年出版的《古炉》将这种流年式的碎片化叙事推进了一步。贾平凹在《古炉》“后记”中说：“以我狭隘的认识吧，长篇小说就是写生活，写生活的经验。如果写出让读者读时不觉得它是小说了，而相信真有那么一个村子，有一群人在那个村子里过着封闭的庸俗的柴米油盐和悲欢离合的日子，发生着就是那个村子发生的故事。”长篇小说《山本》延着《秦腔》《古炉》的叙事方式，继续推进了流年式的碎片化叙事方式，在“一地瓷的碎片”的琐琐碎碎的叙事方式中，弱化故事强化细节，让小说缺乏了故事的引人入胜和情节推进的张力，疏离了“小说，讲述有意思的故事”的文本特征，这既成为近些年来贾平凹小说叙事的特征，也构成了其小说叙事的某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