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去杠杆的背景下，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却在逐步累积。因受不断攀升的住房贷款影响，居民部门加杠杆的趋势日益明显，其速度快于同期其他经济体，并且与美国次贷危机和日本平成萧条之前的加杠杆速度相当。建议政府决策部门要从宏微观审慎两个层面多措并举，切实平衡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在短期和中长期之间的取舍问题，并探索引入“风险共担式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创新来降低债务风险。

关键词：居民部门 债务风险 杠杆率 审慎政策

近两年，我国去杠杆进程取得了初步成效，杠杆率的内部结构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高位开始回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总体平稳。不过，同期的居民部门债务风险却在逐步累积，其加杠杆的趋势正愈演愈烈，短期虽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在中长期，该效应将会逆转，并导致触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大。此外，我国在处置企业债务问题上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在处置家庭债务问题方面明显缺乏实战经验，由此产生的潜在系统性风险值得高度关注。

一、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现状及主要原因

（一）居民部门加杠杆的趋势日益明显

1历史纵向比较，总体杠杆水平在不断上升。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用居民部门信贷余额占当年GDP的比例衡量）呈持续快速上升的趋势（见图1），从2008年的188%升至2017年的468%，在过去十年累计提高了28个百分点，而同期居民部门的信贷余额也从2008年的53万亿元大幅增加至2017年的367万亿元，累计增量超过30万亿元。

2国际横向比较，加杠杆的速度很快。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去杠杆是近十年来各国居民部门的总体趋势（见表1）。全球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从2008年的668%降至2017年的613%，累计下降了55个百分点，并且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杠杆率降幅则更为明显。但同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杠杆率反而有所增加，其中有近70%的增长贡献来自于中国。

3居民部门新增存贷款的负缺口在逐步扩大。2016年，居民部门在金融机构中的新增存款量首次低于当年的新增贷款量，两者负缺口达到117万亿元，约占当年新增存款量的227%。与之相反，2016年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全部新增贷款量则少于相应的新增存款量，两者正缺口为223万亿元。2017年，居民部门新增存贷款的负缺口进一步扩大至253万亿元，是2016年水平的2倍多。

（二）居民部门加杠杆的主因是住房贷款的杠杆率在不断攀升

1住房贷款大幅增长。2008—2017年，居民部门的住房贷款（用中长期贷款下消费贷款衡量）增长迅速，年均增速接近25%，远超同期我国全部贷款165%的增速。在住房贷款存量上，2017年居民部门的住房贷款余额为247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为206%，相比2008年，住房贷款余额累计提高约20万亿元，其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在住房贷款增量上，2017年居民部门新增住房贷款46万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为34%，尽管相较于2016年416%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与2008年相比，该比重累计提升幅度超过30个百分点。

2在杠杆率水平上，住房贷款占住宅销售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屡创新高。在2016年，当年新增的家庭住房贷款占住宅销售额的比例达到53%，这表明有一半以上的住宅销售资金是来自于家庭申请的住房贷款，创有该数据公布以来的历史最高记录。同年，家庭住房贷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同样创历史新高，达到27%，并且最近三年累计提高10个百分点。

3在居民偿还债务能力上，住房贷款占家庭储蓄和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不断上升。2008年以来，住房贷款占家庭储蓄的比例从149%升至384%，累计提高了235个百分点，尤其是在2014—2017年，该比例上升幅度高达143个百分点。利用资金流量表的数据计算（该数据一般会滞后2—3年），住房贷款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2008年的18%升至2015年的35%，累计提高了17个百分点。

二、居民部门近期与未来的债务风险

（一）短期消费贷款成为居民部门近期的债务风险点

在2017年全国房地产调控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居民部门新增住房贷款规模较2016年有所回落，导致部分家庭申请住房贷款的难度加大。2017年以来，居民部门的短期消费贷款却突然跳升，同比增长38%，但同期居民部门的短期贷款和住房贷款增速分别只有19%、23%。反观2016年，居民部门的短期贷款和住房贷款增速都在30%以上，远快于短期消费贷款增长10多个百分点。

同样在2017年，居民部门新增短期消费贷款为187万亿元，远高于2016年新增8305亿元的水平。不过，同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非但未明显快于2016年，反而还略低01个百分点。这进一步佐证出当前存在一系列假借短期消费贷款之名或用于支付住房首付款、或提供补充家庭流动性之实的现象。

对此，2017年下半年监管部门开始逐渐关注到该问题，特别是自9月份以来，银监会等部门先后对部分金融机构的“消费贷”、“现金贷”等违规融资行为进行规范治理。虽然该种现象及时得到遏制，但也再次提醒，需要高度重视我国居民部门近期所存在的債务风险点。

（二）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累积对未来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安全构成制约

在经济学理论上，居民部门增加债务是为了扩大消费支出，尤其是耐用品和住房开支，这在短期会直接带动经济增长。不过之后，负担债务的居民部门将会有计划地削减消费以偿还债务，这意味着消费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下降，从而制约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房价下跌、资本市场动荡冲击下，很有可能触发居民部门螺旋式债务违约风潮，进而影响整体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安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发现，尽管居民部门杠杆率短期的快速上升将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在未来中长期（三年之后），经济增速不仅会逐渐慢于居民部门债务不增加时的情形，而且导致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大。定量分析也显示，一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在近三年内上升5个百分点，未来三年该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将会下降125个百分点，同时居民部门杠杆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未来发生银行业危机的概率相比债务不增加时的情形，将上升约1个百分点。

结合现实，目前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0%（2016年的贡献率为646%），为此，居民部门债务水平的不断累积，将会直接影响未来居民消费的增长，进而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制约。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较高的杠杆率水平主要集中体现在城市的居民部门。一方面是一二线城市居民部门的杠杆率要远高于三四线城市，另一方面是以80后和90后一代组成的城市年轻家庭的杠杆率偏高。当前，一二线城市的年轻家庭虽然大多拥有高学历、体面的白领工作、以及与中产阶级相称的收入报酬，但面对不断上涨的房价和沉重的房贷压力，这些年轻家庭以及他们背后的父母是中国居民部门中杠杆率最高的群体，而未来一旦经济形势有变，该群体爆发债务违约风险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对于支撑我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居民部门而言，适度去杠杆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三、历史教训与政策建议

（一）美日两国的历史教训

回顾经济危机的历史，美国次贷危机与日本平成萧条（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发生在明仁天皇1989年继位之时，其年号为平成，故称“平成萧条”）在本质上都源于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累积，考察两场危机前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前夕，两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分别为979%、706%。当年两国加杠杆的速度与我国目前相类似，日本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从1980年的477%快速升至1990年的706%，十年间共累积上升229个百分点；美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更是从1997年的652%增至2007年的979%，其上升幅度超过30个百分点。可见，虽然目前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并未触及美日两国危机前的水平，但加杠杆的速度已介于美日之间，其中所蕴含的债务风险也在逐渐显现，因此，对于中国未来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将带来一定挑战。

（二）政策建议

为此建议，政府决策部门要从宏微观审慎两个层面多措并举，切实平衡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在短期和中长期之间的取舍问题。

1宏观审慎政策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同时发力。在需求侧，为矫正居民部门当前债务与未来预期收入间的不匹配，有必要对债务收入比、房贷价值比等指标设置借贷门槛条件；在供给侧，重点关注贷款增速，尤其是对银行住房贷款增长、贷款损失准备、贷款限制性条件等进行逆周期调节。

2微观审慎政策要规范金融机构授信活动，加強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对于金融机构，要求提高金融合约的透明度、禁止掠夺性贷款行为，利用好个人征信系统有效开展授信工作，防范“首付贷”、“现金贷”等违规行为；对于金融消费者，建立有针对性的金融教育培训机制，提高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认知与辨识能力，杜绝过度借贷现象。

3改进现有的住房贷款形式，探索引入“风险共担式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创新。“风险共担式住房抵押贷款”为购房的居民部门提供了下行保护条款，将贷款的实际偿付与当时当地的房价指数挂钩。具体是当房价指数下行的时候，金融机构将承担贷款本金的部分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居民部门债务积压的风险，并建立起基于市场价格的逆周期调节机制，有助于防止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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