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海波

摘 要：特定时期的经济转型或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减少，使得非正规就业的产生和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将非正规化劳动力和多样化服务需求匹配到一起，非正规就业成为一种广泛的就业形态，且成为农村进城务工劳动力避免贫困、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 减贫 社会转型 技术进步

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转型发展时期，这一社会转型给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和就业模式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在个人就业选择方面，原来是政府计划分配、城乡身份、家庭出身等外在因素决定劳动者就业行为，转变成为劳动者依据自我就业偏好、个人能力来进行选择。就业单位也由以往单一的政府、国企等体制内机构，变为多种所有制、经营模式的企事业单位，自我雇佣等非正规就业岗位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快速发展。非正规就业作为社会转型期成长出来的一种就业现象，针对特定就业者，该就业类型也成为他们维持生存、避免滑入贫困陷阱的重要手段。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非正规就业形态演化

20世纪90年代社会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国企改制使大量职工下岗，非正规就业成为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重要途径。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乡镇企业受到的冲击最为激烈，在其产权结构、治理结构发生巨变的同时，用工体制开始往市场化方向并轨，“减员增效”的背景下，产生了下岗失业问题。而大量的下岗失业职工拥挤到劳动力市场上，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非正规就业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途径，也是他们避免陷入贫困的手段。

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传统就业和传统技术不断被替代，互联网快速发展将民众对多样化服务的需求与零散的劳动力供给匹配起来，创造了大量新型的非正规就业机会。淘宝电商、微信“微店”、SOHO式小微企业、外卖送餐等新型就业方式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新型的服务业搭建起更加有效的产品和信息的流通、配置渠道。这些诞生于市场经济的技术变革，引領市场发展方向的就业形式无论在出资结构、组织建构以及经营管理上都体现出机动灵活的特点。通常这些新型就业部门在最开始发展阶段都是以一种非正规就业的形式体现出来。

二、非正规就业的现状与特征

（一）国外研究：家庭减贫的重要手段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学界的经济增长理论面临大范围的“经济滞涨”以及城市失业的挑战。为了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国际劳动组织汇聚了国际上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专家对多个发展中国家展开实地调研。Hans Singer带领第一组考察团于1972年走访了肯尼亚，这次考察将肯尼亚传统就业部门定义为“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这一部门既包含了经营效益较好的企业也包含了大量生存性就业（ILO，1972）。“非正规部门”并非国际劳动组织专家Singer首创，早在1971年，英国人类学家Keith Hart（1973）在研究加纳北部非技术劳动力的低收入就业的时候便提出此概念。无论是Keith Hart还是肯尼亚考察团队都着重强调了非正规就部门的积极影响，Hart认为尽管非正规部分面临着外部制度约束和资本约束，但是大多数的劳动力转移人口在非正规就业部门都能够自主地经营并获得收入，而肯尼亚考察团主要强调了非正规部门创造就业以及减少贫困的积极作用。

到20世纪80年代，对非正规部门的讨论已经涉及到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制造业被分解，由大量规模小、分散经营以及较为灵活的经济组织来完成。大规模生产让步于高度灵活的专业化制造，或者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血汗工厂”（Piore等，1984），这种制造业的转型造成了劳动关系的非正规化。上世纪90年代亚洲经济危机期间，“东亚四小虎”经济体的大量正规就业者下岗，转而从事非正规就业和创业（Lee，1998）。同时，非洲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俄罗斯、中东欧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就业。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危机过程中的高通货膨胀以及公共服务的缩减，家庭或劳动者需要通过非正规就业的收入来补充家庭开支。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经济已经扩展到全球范围，根据Vanek等人（2012）的研究，在很多经济发达的地区，非正规就业在非农就业中占比已经超过二分之一，在南亚地区的非农就业中，非正规就业已经大约占比为82%。费斯·英内拉里（2000）特别指出：“非正规经济部门给那些处于边缘地位、无法通过正规就业而参加主流经济的人们提供了一条应急之道。”

（二）国内研究：穷人的效率

蔡昉、王美艳（2004）概括了非正规就业的几个重要的特点：经营形式主要为自我雇佣、家庭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这些单位的生产和服务活动都没有与家庭的生活和消费严格区分，也没有独立法人的法律地位；经营活动通常在低组织水平上开展，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整合到一起，且规模较小；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关系具有临时性特征，对员工也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

罗楚亮（2008）利用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增长通过“涓滴效应”可以惠及广大的低收入人群，并且在所有低收入人群中，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受益程度较高。都阳和万广华（2014）利用了城市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对城市本地居民和外来劳动力人口进行观察与测量，分别估算了两类群体的贫困发生率，研究认为，农民工构成了城市非正规就业的主力军，对于处在收入水平底层的劳动者来说，从事非正规就业有着明显的脱贫效果。对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姚宇，2006）都将非正规就业者与贫困人口联系起来。按照都阳（2014）等的研究，这种关系的建立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非正规就业者与贫困群体都存在很多类似的特征；第二，由于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有限以及劳动力市场有限的就业机会，非正规就业往往是贫困群体获得生存性收入的来源。

三、提升非正规就业脱贫效果的措施

当下非正规就业主要来源以下群体（彭希哲，2006）：国企以及集体企业在“减员增效”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下岗职工；自谋职业者，分为自雇非体力劳动者以及自雇体力劳动者；经营比较灵活的个体从业者和私营企业就业者。其中非正规就业者中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务工人员。因此，这些群体往往也与城市贫困人口重叠，构成了城市的弱势群体。为了更好的发挥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弱势群体的兜底效应，可以从以下措施予以改进和支持：

第一，探索针对弱势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救济和就业扶持政策。大多数的非正规就业者的货币形式收入有时会超过正规就业者的收入。正规就业中也有收入较低的群体，只不过在正规就业的工资安排受到最低工资、级别工资等制度约束，收入分布相对集中，极端低收入水平也得到有效控制。而非正规就业中，收入差距较大，人力资本水平或工作能力较弱的劳动者缺少相关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兜底”，所以很容易出现“极端较低的工资”，这些极端低值拉低了整体的收入水平。

第二，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实现公民社会福利可携带，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公平的城市公共服务。贫困的原因不完全取决于“较低的收入”，更主要来自于“较高的支出”，而且“贫穷”通常是非正规就业者的初始状态，而真正伴随这一群体的社会特征是“脆弱”。由于非正规就业者往往缺乏相关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支出都要远远高于正规就业者，所以非正规就业者致贫的重要原因可能来自家庭短期内的大额支出。当然，这也不能说非正规就业者就是“穷人”，只能认为他们是一个“极为脆弱”的群体，抵抗家庭、经营风险的能力较差，一旦生活、生产遭遇冲击，极容易陷入贫困。而这种“脆弱性”，一方面来自该群体本身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个人能力的匮乏，另一方面主要由社会保障缺失造成的。

第三，关注非正规就业者的利益表达，在城市和农村社区的民主活动中，要增强外来务工的非正规就业者的政治参与。使非正规就业者处于“脆弱”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非正规就业的弱组织化、弱社会保护以及劳动力市场上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些特征决定了非正规就业一方面处于低水平的完全竞争市场，另一方面非正规就业者也缺乏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保障和劳动稳定性，所以非正规就业者当面临家庭或经营风险的时候，非常容易陷入贫困的状态。例如，在解决外来务工子女教育问题中，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已经做了巨大的努力来解决外来人员子女教育诉求，但是大多数的非正规就业者都是打零工或者自我雇佣，在解决子女教育问题时便无法提供单位组织介绍信和缴纳社保的证明。

第四，开放包容的城市发展策略，在规范化管理外来人口和非正规就业的同时，城市有关部门也加强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技能培训。目前大城市在规范和管控外来人口的时候，采取了过于强硬的手段，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由于城市的大量外来人口从事非正规就业，政府相关部门对非正规就业者的经营场所和经营行为监管成本高、难度大，强制的正规化只能够激发矛盾。但是政府可以通过为外来人口和非正规就业者提供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适当引导他们到城市发展需要的岗位就业。

四、总结

中国的非正规就业者基于中国转轨时期特殊的国情，其构成成分和经济社会状况都更加特殊。中国大量的非正规就业者在输出地都有必要的社会保障兜底制度，“减员增效”的下岗职工有原单位的下岗补助或者一次性下岗补贴，进城务工的非正规就业者也依靠土地家庭承包到户的制度作为“兜底”。中国在转轨时期的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使得原有制度发挥着“兜底”和“缓冲”的作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非正规就业者陷入贫困。

非正规就业作为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方式，同样也是部分劳动力市场中弱势群体进入正规就业的一个过渡，通过非正规就业进行“干中学”，不断获得工作技能和工作经验，为进入收入相对稳定、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做准备。非正规就业本身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参与方式，增强了劳动力市场弱势群体和非正规就业者与市场的联系和社会交往，避免与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出现隔离。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比例的下降，劳动力市场上的用工压力，无论是正规就业还是非正规就业都成为劳动者增收的重要来源，而且非正规就业对于收入层次较低劳动者的增收贡献明显，发挥了巨大的减贫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费斯·英内拉里特等，目标：“人人共享的社會”[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0（ 17）.

[2]蔡昉，王美艳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发育——解读中国城镇就业增长[J].经济学动态，2004（02）.

[3]罗楚亮，经济转型、非正规就业与城镇增长的穷人受益性[J].管理世界，2008（10）.

[4]都阳、万广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正规就业及其在减贫中的作用[J].经济学动态，2014（09）.

[5]姚宇，中国非正规就业规模与现状研究[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02）.

[6]都阳、万广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正规就业及其在减贫中的作用[J].经济学动态，2014（09）.

[7]彭希哲等2006中国非正规就业发展报告：劳动力市场的再观察[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8]Hart，K1973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in Ghana[R]. New York： UNDP

[9]Piore，Mand CSabel1984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M].New York： Basic Books

[10]Lee，E1998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The Challenge for Social Policy[R].Geneva：ILO

[11]Vanek，J，MChen， RHussmanns，J Heintz， and FCarre2012Women and Me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A Statistical Picture[R].Geneva：ILO and WIE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