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逐渐进入以经济增长速度变化、产业结构优化和发展动力转换为特点的新常态，转型升级成为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升级。但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中，首先要面对的是产业升级的衡量和测度问题，即如何评判是否实现了产业升级，进而又面临着另一个更为棘手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选择问题，即继续遵循依据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还是注重内需、偏离比较优势、切入高端价值链的创新发展战略，还是根据新结构经济学所指出的依据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动态比较优势发展策略。不同的发展目标会产生不同的产业政策，形成不同的发展绩效。

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化到产品内，并形成分工领域的“国际垂直专业化”，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与新近出现的新新贸易理论均受到挑战，如Rodrik(2006[1]，2007[2])认为中国的出口复杂度已明显超越自身收入水平，这一结论被称为“Rodrik悖论”；鞠建东和余心玎(2014)[3]定量分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角色，发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及出口产品的种类均与发达国家相似，具有显著的“同位性”。李春顶和尹翔硕(2009)[4]分析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出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