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华君 庆雪萌

英国脱欧、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西方各国“黑天鹅”事件不断,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在全球价值链联动重组与国际话语耦合环流中,原有话语主导者与新兴的竞争者展开激烈角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灌输式的、空洞的、煽情的口号已经很难再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①,讲好国家故事成为更加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工具。如何向世界公众讲好本国的故事,从国家信誉的竞争平台上脱颖而出,成为国家形象跨文化建构的重要策略②。

一、何为“国家故事”传播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战略思想,正式从官方层面确立这一概念在国家发展叙事蓝图中的重要地位。从本质上看,“国家故事”传播是以语言表述为核心的传播实践。李成(2016)认为,讲好国家故事是一种以“表述”牵引理念和实践变革的话语策略。③苏仁先(2016)认为,讲好国家故事,既是一个传播学的理论课题,更是一个传播活动的实践目标。④

从“故事”的传播图式展开:第一,“国家故事”传播的主体包括“讲述者”和“听讲者”,二者均以独立的国家为单位,共同参与,缺一不可。对于“讲述者”而言,“国家故事”传播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参与的全民事业。而故事的“听讲者”,是“世界主义”广阔空间内多民族国家的复合。“讲述者”和“听讲者”认知结构和价值系统的相洽程度,共同或共通的价值系统是实现有效传播的前提。⑤第二,“国家故事”传播的内容是器物、事实和价值三个层面的整合。“器物”主要是指故事的载体形式,包括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等；“事实”主要指事件、事态的真实情况；而“价值”是由“事实”提炼而来的精神内涵,是“国家故事”传播的最终效果。只有与人们的特定实践感受,与具体的日常生活的意义联系在一起,从而在共同体中实现其道德训诫作用的,才算得上是真正在讲述“好故事”。⑥第三,“国家故事”传播的手法应以吸引、劝服和互动为主,要入得人脑、赢得人心,单向地灌输往往会适得其反。

将“国家故事”传播置于国家品牌传播的框架中,能够理解其目标与归宿。舒咏平(2016)等学者提出,可以用“国家品牌战略传播”这一新概念来理解“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精神。⑦国家品牌传播乃是信息社会语境下具有鲜明价值导向性的国家传播,价值的传递与创造作为其目标与追求,也是“国家故事”传播的目标与归宿。“国家故事”传播以其鲜明的价值导向性,对内实现强大的精神动员,对外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国家故事”传播做出定义:“国家故事”传播是国家之间以语言表述为核心,通过整合载体、事实与价值,使用吸引、劝服和互动等手法,以在共享价值观导向下实现内部精神动员和外部形象塑造为目标的传播实践。只有达到了上述要求和效果,才称得上“讲好国家故事”。

二、“讲好国家故事”的困境与出路

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国家故事”传播的困境逐渐显现。主体上,故事的讲述者或是只同个别民族国家展开沟通对话,没有走出狭隘民族国家中心主义的藩篱；或是将泛化的国际社会作为传播的对象,没有充分认识到“听讲者”的多元性。对于讲述者自身而言,自上而下的宣传占据主导,企业、媒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参与度不高,亚文化圈层的声音很难走出国门。内容上,故事的事实内容与精神价值之间仍然存在隔阂,能够在不同文化主体、政治体系之间达成互惠性理解、包容性接纳的国家故事仍在少数。手法上,直接讲述发展成果的“硬宣传”太多,间接讲述民族奋斗的“软宣传”太少,单向宣传思维的叙述手法太多,以沟通理解的姿态展开的对话太少。目标上,内部精神动员与外部形象塑造的实际效果难以观测,导致国家在制定目标时出现偏差,追求“量”而忽略“质”,“国家故事”传播的目标难以实现。

为此,学界也在纷纷探索解决之道,但也存在不足。第一,对“国家故事”传播的动态过程和互动机制缺乏系统性研究,未能建构出完整的互动框架。第二,没有回归到“国家故事”传播的本质——语言实践上来,“国家故事”传播的重心应是深层次的语言用法和规则,而不是简单追求手法之多样、短期效果之显著。因此,本文试图引入语言游戏理论,为“讲好国家故事”探寻新的出路。

20世纪初期,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进入语言哲学阶段。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等哲学家意识到,哲学分析只有回归生活实践,聚焦于日常语言的使用,才能突破本质主义的束缚。该转向引起了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多个学科对于语言使用的重视。同时,国际关系学对语言的关注是其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本体论出发,语言是社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国际关系时不可能完全忽略语言。从认识论出发,国际关系学通过研究国际交往中的语言使用,可以加深对国际关系进程的理解和认识。20世纪80年代末是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至此,语言学真正进入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们主要从言语行为、规则、规范、话语以及表象力等角度对国际关系中的语言展开多角度研究,出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建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两大阵营。

在建构主义阵营当中,部分学者承认语言对建构社会事实的作用,如尼古拉斯·奥鲁夫(Nicholas Onuf)等,但他们并未在语言和国家身份之间建立起明确的关系。其他大部分建构主义者则致力于探寻语言之外的因素,例如温特(Alexander Wendt)等人转向用符号互动论取代语言作为分析国家身份形成的工具。⑧而后结构主义秉承另一种思维模式、哲学风格和写作方式,认为世界是纯粹由话语建构的,认为国际关系中的一切事物(如国家身份、国家利益等)均由话语建构而成。⑨这些观点反映出建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各自的局限性:建构主义排斥了语言在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后结构主义片面激进地强调语言而忽视了国际关系中的其他因素。

对此,卡琳·菲尔克(Karin M.Fierke)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为根基,提出了国际关系领域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理论,开辟出一条不同于主流建构主义,又能中和后结构主义极端化倾向的中间道路:游戏者使用语言建构游戏,游戏规则赋予行动意义、明确理性战略以引导游戏者行动,而游戏者在行动时既可能继续原游戏,又可能建构新游戏。⑩该理论的特色在于,将语言的使用作为国际关系建构的核心要素,同时承认国际关系中的其他因素,并加入了理性、规则等思想,使其具有理性主义解释力,有助于帮助我们洞见复杂话语世界背后的潜在规则,为解答“讲好国家故事”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思路。

三、从语言游戏视角看“国家故事”传播

沿着语言游戏理论指明的道路,“国家故事”传播可理解为国家层面开展的语言游戏。

1.“国家故事”传播的根基: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

生活形式指在几乎所有人的文化中可以被观察到的行为模式,例如崇拜、婚姻、平衡与战争,都属于生活形式的范畴。语言游戏理论认为,语言的言说构成了生活形式,同时,生活形式赋予了语言表达的功能和意义,是语言使用的基础。生活形式具有先验性和一致性,使得语言游戏得以进行。一方面,生活形式是我们在社会群体的语言中接受训练时获得的,生活形式对于游戏的主体来说是先在的、必须接受的、别无选择的,具有先验性；另一方面,语言游戏的开展有赖于规则,人们之所以能够理解规则,就在于人们的生活形式具有一致性。

在语言游戏中,如果将生活形式看作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以特定的、历史地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体或局部”,那么具体到“国家故事”传播,生活形式就是语言游戏活动得以开展的语言环境,表现为既有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又有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历史文化传统等,通俗来说就是特定文化中的思考和行为模式。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陷入困境,而东部新兴经济体出现集体性崛起的趋势。世界及地区秩序主导权的博弈也更趋激烈,西方大国加紧“抱团”,亚太、中东、东欧仍是三大热点地缘板块,争端不断。生活形式的这些特点使“国家故事”传播的语境复杂化,给“国家故事”的讲述者带来严峻考验。

2.“国家故事”传播的实质:语言行动(Speech Acts)

语言具有行动性。在语言游戏视角下,菲尔克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是语言和行动的交织体”“使用语言就如在游戏中行动”等观点来说明语言的行动性特征。她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行动,游戏者通过使用语言建构社会事实。无论是下达命令并按照命令行动、编造一个故事并且讲述这个故事、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还是请求、道谢、咒骂、问候、祈祷,语言一旦被说出,便成为实际的行为。例如,人们在婚礼上或受到恐吓时所说的“我愿意(I do)”,实际上就是一种承诺行动。

“国家故事”传播以语言为核心,以“表述”的形式牵引实践变革,其实质便是语言行动。例如,2017年2月9日,俄罗斯驻华大使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普京将于5月到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表示“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合作是中俄务实合作的亮点。通过俄罗斯驻华大使的语言行为,普京成为第一位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外国元首,也表明了俄罗斯高度重视俄中关系和两国间的务实合作的态度,该语言行动对于当下俄中关系的形成与维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3.“国家故事”传播的关键:规则(Rules)

规则是游戏运作所遵循的法则,由所有参与者共同遵守。可以说任何一种游戏都有其规则,游戏正因为在一定的规则之下才能顺利进行,才有了意义,语言游戏亦是如此。对于语言游戏而言,所谓规则并不是超越于语言之外的裁定手段,而是语言本身。语言游戏具有规则性,规则约束、控制语言游戏,语言游戏与规则不可分离。

在“国家故事”传播中,规则如何起到规范作用则在于“国家故事”的讲述者与听讲者对规则的理解,理解规则是遵循规则的前提。规则的理解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对理解的判据在于“正确的应用”,即在实际应用中做出与之相符的行动,而不应被简单地视作一种心理过程。因此,要使“国家故事”传播的主体理解规则,仅仅依靠自身的心理活动和他人的解释是行不通的,需要设身处地地参与到语言游戏中,在游戏中使用规则、理解规则,游戏者需要通过多次的训练和参与才能获得这种能力。此外,语言游戏的规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语境的变迁、新型语言的产生以及语言游戏的展开不断发展变化。在理解规则的基础上,“国家故事”传播的主体可以通过能动性实践改变既有规则,创造新的规则。

4.“国家故事”传播的特性: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人们用主体间性形容不独立于个体主体或人类意识存在,又具有对每一主体都通用的超个人性的事物。主体间性是语言游戏的重要特性。一方面,语言游戏只存在于多个主体的互动中,仅从单个主体出发,不能构成语言游戏。因此,语言游戏反对认为某一国际政治行动的结果是由单独游戏主体决定的,是单独游戏主体的胜利或失误,而是认为一切行动的结果都取决于各游戏主体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语言游戏的进行要使用各游戏者都能听懂的“主体间语言”“共同语言”,否则游戏者之间无法进行沟通和理解,成为游戏者的自说自话。品牌、艺术、价值观念、国民性、重大事件等都能成为“国家故事”传播的“主体间语言”。例如,日本以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自主品牌作为主体间语言讲述“国家故事”,形成鲜明的国家名片。韩、美等国擅用影视作品进行文化输出,使用多元文化塑造国家形象,有效实现了价值的传递与创造。

5.“国家故事”传播的表现: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

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性形容既有关联性又具多样性的语言活动,去说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虽存在着某些共同特征,但不存在所谓共同的本质。虽然在实际情况下,许多游戏者会使用类似的语法或采取大同小异的语言行动,但这些语言游戏并不是完全相等的,因为语言游戏本身具有差异性与多样性、规则性与变化性、不确定性与开放性。

生活形式是多变的,语言的使用就是不确定的,“国家故事”传播就是不确定的,开放的。“国家故事”传播的差异性与多样性通过语境、传播主体、语言使用等方面的复杂多变性体现出来。要讲好一个国家故事,必须充分考虑这几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同时,语言游戏理论否认规则的既定性,认为国家间的规则在人类能动性的推动下不断演变。语言游戏理论使用“相似性”而不是“相等性”,旨在提醒人们从变化的实践中理解语言游戏的内涵与外延,而不要试图从繁杂的语境中强行析取和归纳出某种特定的语言习惯或语言模式。语言游戏的家族相似性为“国家故事”传播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一方面应该遵循实践的语言观,立足于多变的生活实践去讲述国家故事；另一方面应该把握游戏的开放性,超越已有的规则和模式而获得一种张力。

四、“国家故事”传播的语言游戏框架

我们可以构建如图1所示的“国家故事”传播的语言游戏框架,以呈现“国家故事”传播的动态过程。

图1 “国家故事”传播的语言游戏框架

在“国家故事”传播中,实践是一切的根本,不存在实践以外的语言活动。语言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人们通过语言建构社会事实,构成游戏者身份,赋予行动和客观物质世界统一的意义。前面说到人类在社会群体的实践中获得了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理论认为,生活形式是语言使用的根基,而语言使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也构成了生活形式本身,因此生活形式与语言游戏相互构成,复杂多变的生活形式成为“国家故事”传播的语境。同时,游戏者必须使用“共同语言”“主体间语言”才能进行沟通、互动,这里的游戏主体是指故事的讲述者和听讲者,即独立的国家。国家间语言的使用在于故事的讲述者使用何种语法讲述国家故事,如何赋予行动、施动者和客体意义,这是语言游戏的核心内容。语言的使用决定了意义,生成了规则。规则是游戏的关键,规则的出现意味着游戏者在互动中所达成的关于语言、实践和客体意义的共识,同时也控制着语言的使用。

在“国家故事”传播的语言游戏中:首先,“故事”的讲述者——国家需要明确其他的游戏参与者,即故事的“听讲者”。其次,需要在实践中初步理解生活形式以及既有规则,包括既有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相关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等,即明确“故事”讲述的语境。接着,在具体的语境下,游戏主体在原有规则的基础上通过语言行动的选择和语法的使用建构游戏,赋予施动者、行为、客体意义,即确定“国家故事”的讲述内容、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产生三种结果:第一,游戏者理解、遵循规则,使既有规则和游戏得以延续。考虑到违背规则的机会成本等问题,这种方式成为游戏者许多情况下的选择。第二,无视、破坏规则,瓦解既有游戏。由于规则的非中立性以及生活形式的发展变化性,当游戏者不再满足于既有规则对权力的分配时,也会产生对规则的无视和破坏,成为违规者。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战争行为和侵略性、干涉性的语言行动。第三,游戏者也有可能通过虚拟行动的方式突破旧规则而试图建立新规则、新游戏,讲述新型“国家故事”,这种方式可以在短期内扭转不利局面。

在该框架中,语言行动是核心内容,游戏语言的使用是意义建构的关键。游戏语言的使用有多种方式,可以区分出“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表层语法是指句子的形式方面,是语言学或逻辑语义学所研究的语法；而深层语法是语词的用法规则,或称为语用规则。相对于深层语法,表层语法是极易引起误解的,语言游戏理论所强调的语法是深层语法而非表层语法,即游戏的各方使用何种方式赋予施动者、行动和客体意义。卡琳·菲尔克归纳出语言游戏中五种常见的深层语法,分别是命名(naming)、比喻(metaphor)、类比(analogy)、精神创伤(trauma)和以弱取胜(besting)。

命名(naming)是指使用名称界定事件的性质。在命名的过程中,游戏者建构规则、明确语境,划定理性行动的界限。命名不仅简单地为某个事件或现象提供了一个标签(Label),也建构了随后的相关行为。如果某个命名被不断重复,它会逐渐强化人们对该意义的理解,语言的规范性随之加强,最后把人为的事物客观化。通过命名来界定某个事件,可能使人们将这一性质内化并自觉地遵守与之相关的规则,以此达到游戏者的目的。例如,“慰安妇”就是将战争合法化的命名行为,听起来是温柔可亲的称谓,其实质却掩盖着数不清亚洲妇女的血泪。而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成为其官方话语的高频词汇,通过命名引导国际舆论,是美国等话语大国参与国际政治的典型手段。

类比(analogy)即把自己现在所处的语境和过去类似的语境做比较,突出共通点。游戏者使用类比的手法,把自己所处的语境定位于和过去相似的语境中,并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建立并遵守与之相适应的语言游戏,按照过去相关的规则行事,建构一种与过去的规则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规则。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是使用类比手法建构语言游戏的典型案例,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语境,类比当今中国与有关国家多边合作的语境,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基础上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美国也曾使用类比手法开展语言游戏,小布什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官方话语——“邪恶轴心”,并把这个标签贴在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三个国家身上。这一具有特定含义的官方词汇,显然把该三国与纳粹德国即希特勒策划组建的德意日“轴心国”集团相提并论,也让人立即联想到冷战时期里根总统扣到苏联头上的帽子——“邪恶帝国”。给他国贴上“邪恶轴心”标签这一指向明确、误导色彩浓厚的语言行为,使用了命名和类比的双重语法,让无从获得真实信息的大众潜意识里将这些国家与邪恶的情境联系起来,掩盖了美国侵略行为的不合理性。

比喻(metaphor)是指以一种人们较为熟悉的日常经历来解释其他经历。通过比喻的方式开展语言游戏,游戏者使用生动的日常语言将一些复杂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帮助人们理解复杂、抽象的事物。对事件采取不同的比喻,会形成不同的意义与规则,反映了国家所采取的态度与行动。在南海争端中,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用“5年级学生抢走幼儿园小朋友的饭盒”“欺凌(bully)”等带有武力意味的词语,其语言行动是侵略性、干涉性的。中国则用其他的比喻来去威胁化,例如“打造命运共同体”,同周边国家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合作领域、巩固战略伙伴关系等。中国政府的一系列行动表现出高度的战略自信和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也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所谓南海仲裁其实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精神创伤(trauma)是游戏者在互动过程中受到极度震惊或灾难性经历后表现出的高度警惕、惶恐的一种反应。精神创伤的作用在于建构游戏者的集体身份,而随着集体身份的建构,精神创伤也会内化为一个语法、一个社会记忆和文化实践。以精神创伤的方式建构语言游戏,可能生成伤害、恐惧、复仇、同情、救济等主体间规则。例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以高度精神创伤的状态出现在国民和全世界面前,激发了美国的“超级民族主义”情感,美国朝野团结一致、共同将反恐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本来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也几乎瞬间消失了。不仅美国的盟友对美国表示了同情和支持,而且非盟友国家也表示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

以弱取胜(besting)是语言游戏中弱势的一方所采取的虚拟行动。语言游戏的规则不是绝对公平的,若反复按照旧有规则开展游戏,游戏中弱势的一方会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只能被动受制于强者。因此,为改变原有的规则,建构新的游戏规则,游戏中弱势的一方通过以弱取胜的方式开展虚拟行动。由甘地领导的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使用了以弱取胜的深层语法。在这次运动中,甘地绝食十余次,三次被捕入狱,带领印度人民反对殖民统治,采取了只要对方使用暴力,就坚决拒绝合作的虚拟行动,倡导以和平方式抵制政府、机关、法庭、学校,采取总罢业、抵制英货、抗税等非暴力手段进行斗争,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当局,为印度在二战后的独立奠定了基础。

五、思考与讨论

卡琳·菲尔克的语言游戏理论既凸显了语言在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又中和了后结构主义片面强调语言的极端化倾向,为“讲好国家故事”的时代命题指出了一条真正归属于实践的可行道路。尽管语言游戏理论的研究基础相对匮乏,本文仍着力呈现“国家故事”传播作为一种语言游戏所表现出的多样性的动态实践过程,构建出“国家故事”传播的语言游戏框架。本文认为,如此构建“国家故事”传播的动态过程有以下独特之处。

第一,关注国家语言的行动力和深层语法表达的作用。不同于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更加重视国家之间高成本物质性资源(如武力行为等)所传递的信号,语言游戏理论将语言本身视为行动,关注语言的行动力。语言游戏框架将国家故事传播的重心拉回深层语法,国家必须思考如何在游戏中使用命名、类比、比喻、精神创伤和以弱取胜等深层语法,如何赋予施动者、行动、客体意义,这便剥离了语言学或逻辑语义学层面浅层语法表达的迷惑性。

第二,关注复杂变化的实践。语言游戏理论认为,不仅语言游戏的核心——主体间语言的使用是一种实践活动,语言游戏的根基——生活形式也是实践本身。语言游戏框架对实践的关注,使“国家故事”的讲述不再是既定语境、既定规则、既定理性下一成不变的传播行为,讲述者必须认清语境的复杂性、理性界限的模糊性、规则的多变性,才能使用恰当的主体间语言讲述多种多样引人入胜的国家故事。

第三,关注游戏的蜕变与国家的能动性。与博弈论和主流建构主义注重实质性行动、忽视语言行动不同,语言游戏理论重视语言互动的过程、言语行为的意义以及多种互动的可能性。在语言游戏中,游戏者不仅能够发挥能动性使用多样化的语言建构游戏,而且可以通过虚拟行动创造出新游戏、新规则。虚拟行动是连接旧游戏与新游戏的桥梁,也为那些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讲好国家故事,打破不平等的游戏规则创造了可能。

注释:

① Barker R.,Gower K.,StrategicApplicationofStorytellinginOrganizationsTowardEffectiveCommunicationinaDiverseWorld,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2007,47(3).pp.295-312.

② 孟娇娇:《讲故事塑形象:建构国家形象的公共外交叙事研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③ 李成:《“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四个转向》,《中国记者》,2016年第5期。

④ 苏仁先:《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选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年第2期。

⑤ 徐占忱:《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困难与破解之策》,《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⑥ 孙藜:《讲故事、受众想像与新闻的道德力量——以〈华尔街日报〉如何讲故事为例》,《现代传播》,2012年第3期。

⑦ 舒咏平、沈正赋:《论国家品牌传播——信息社会语境下价值导向的国家传播》,《学术界》,2016年第9期。

⑧ 赵洋:《语言(话语)建构视角下的国家身份形成——基于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⑨ 迈克尔·彼德斯、王成兵、吴玉军:《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师承关系及差异》,《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