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莱克星顿，一个人悄悄地想念雷达先生。

其实，他生前，我也有时会想念他。他在北京，我在乡下，他是全国有影响的评论家，我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乡下人——他当然无从知道我的想念。

第一次见他，是1994年。那时我负责一张地市级报纸的副刊，做过让文学冲破地市级局限的尝试，请冰心先生题过副刊的刊头，也邀约过王蒙、莫言、李存葆、李国文与老乡乔羽等一大批名家的文章。那时还有别的尝试，如对于草根写作者的发现与挖掘，并专门开设栏目，版面与推介甚至比名家的还隆重。隆重的阵势之一就是专门为草根作者们开过一次总结会，开会前就想，如果能“惊动”中国文坛评论大家雷达先生到场，将会对基层的写作者是一次很大的鼓励与促进。也就是想想，觉得不可能请到这样的大评论家来评论一群草根，可是隐隐约约又觉得雷达先生的眼睛离我们并不远，就请与雷达先生熟悉的济宁籍小说家李贯通代为邀请。事情想不到的顺利，雷达先生欣然应允。那个会在曲阜开，从北京到曲阜，一路上雷达先生都在专门阅读这些草根们的文学作品，甚至差点忘了到站。24年过去了，我已经忘记雷达先生在会上都说了什么，但是至今仍会有山东的基层写作者谈起那次创作会，谈起雷达先生具体点到自己哪篇作品时所受到的鼓舞。

第二次见面，已是13年后的2007年。

我与王昌尧一起为青藏铁路建设写下一篇报告文学《天堑变通途》，其采访与写作过程相当艰辛，《报告文学》杂志头题刊发后，即被《新华文摘》作为封面重要篇目全文转发，并收录进王宗仁主编的《21世纪报告文学经典》，引起了一些社会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