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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弇山堂别集》新校点本评述

2018-07-05徐椰风

博览群书 2018年5期
关键词:句读校本

徐椰风

《弇山堂别集》是王世贞追忆古贤、效仿《史记》而作,其言:“愚故欲法司马氏……愚且愿为之执鞭,而终其身也。”陈文烛认为其“以意师之”。而明代记史制度之弊,亦让其致力于将《别集》写成“‘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之作”。又于《艺苑卮言》言:“天地间无非史而已。”换言之,其不仅继承《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批评精神,而且秉承以天地为史的泛史观,如此成就“明一代之实录”的美誉。“不虚美、不隐恶”,言明其实录追求“真”,极力实现“明代官史弱、野史盛的混乱”局面的补正。在泛史观指导下,《别集》广罗地“包含大量正史体例无法包容的细大不捐的各类史事”,成为明代史料的巨大渊薮,作为备用储材较好地满足现代学术各种不同层面研究的需求。因此,《别集》的重新整理和进一步修正,可谓是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的阅读和使用,对王世贞研究、明代史实乃至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

然而,《别集》整理难度相当大,简述以下三难:

“其他有所闻见,偶书之赫蹄,以数甓贮藏”。“在那‘数甓之中,有着不同时期通过不同渠道得来的史料,这些史料本身也需要不断更新,涉及的人物、官职也存在变量”。此其一。其二,由于其泛史观,让该书记录材料极为广泛,内容包括奇事异典、宗亲世系、职官履历、亲征巡幸、赏赉、科考等诸方面。加之以“国史、家史、野史三类兼用之结构”,史料来源驳杂,难以考镜源流。其三,《别集》文献系统复杂,版本多,校勘难度大。

因此,若整理者稍有不慎,极易致误。整理者在做好充分的学术准备和构建适当的校点体例的基础上,以认真求实的态度,历经6年的艰辛,最终完成了这部颇受学界认可的新校点本。詹福瑞赞扬道:“比之30年前的旧版無论版本多样、参考书的丰富和校点的精细都有进步,为读者提供了水平更上乘的优秀读本。”

版本系统梳理到位,底本选择恰当

《别集》版本较多,加上各种单行本,源流关系相对复杂。校点《别集》的前提是底本选择,为了穷尽性收集版本,专家组除访问全国各大图书馆,还远赴美、日、英、韩等海外图书馆收集资料。经专家组认定,《别集》现存版本为:翁良瑜雨金堂刊本、雨金堂本加陈序印本、雨金堂本挖改本、重刻本、四库全书本、广雅书局本、中华书局本。其中前四个版本皆为明万历刻本,四库本与广雅书局本为清刻本,中华书局本为魏连科完成的现代点校本。

在版本系统梳理方面,吕浩《〈弇山堂别集〉成书与版本考》一文中进行了缜密论证,最终认定翁良瑜雨金堂刊本为初刊本,概要如下:

专家组通过各个图书馆版本的对比发现,国家图书馆藏书与南京图书馆馆藏书在版式、字形及边栏断线等细节都别无二致,只是国图藏书仅《小序》一篇,而南图藏书多了一篇陈文烛序,为双序本。据《别集》内容,其刊刻时间下限大致为万历十八年上半年。陈序则大致完成于万历十八年岁末,所以陈序系后增入。除南图藏书(加陈序印本)外,国图还藏有个残本,与初刊本相比,其小序一些明确信息被模糊化,如初刊本中“梓人翁生见而异之”,被模糊为“乃好事者见而异之”。

蔡朝光刻本也颇具迷惑性。其末尾牌记曰:“大明万历庚寅孟冬穀旦金陵镌行。”万历庚寅即万历十八年。经专家考据,这两个版本具有明显的修改与传承关系,蔡本的镌刻字形风格、局部内容与翁本颇为不同,但在整体内容、分卷以及避讳、空字等形式上颇为相同。《别集》校点专家经细致例举,说明挖改本与蔡本的传承关系,得出牌记系伪托的结论,进而确定翁本为初刊本。

因此,以翁本为底本颇为恰当,因为初刊本较好地保存了《别集》原貌,且具有“诸本皆误而此本不误的优势”。所以说,上海古籍整理本的底本选择尤为慎重!

校勘存原求真,多种校法并用

《别集》新校本以翁本为底本,以万历庚寅本、广雅本等为校本,以《凤洲笔记》《弇州史料》《古今万姓统谱》以及《四部稿》《续稿》相关篇目为参校本。以初刊本为底本,尽可能地保存原貌。但哪怕是初刊本,也存在校刻不精的问题,鱼豕衍脱之误亦难以避免。因此新校本在校勘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优势,实现穷尽式资料收集,以提高校勘准确率。所以,与1985年中华书局本相比,仅注释条目便增加了近两千条。且如此多的校记仍以存原求真、校列异同、条目精练、文字规范为原则,在尊重底本的基础上,严格把握校改和存按的分寸,最终实现了校勘记简明扼要,绝无疏略失校的忽漏。

新校点本校勘的处置,首先“确定凡改动明本文字者,除体例规定可以径改者外,一律出校勘记给予交待”。

其次,综合运用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等方法。通过多种校法并用,既保存原貌,又实现校正。如《别集》卷19的校勘。王世贞云:“古今奇姓……今于凌氏所记,拾本朝之可知者,更志一二,以俟增订。”此言明该部分资料的来源,其点校必定离不开凌迪知《古今万姓统谱》。新校本据《古今万姓统谱》等文献,仅卷十九就出校记173处条,充分保障新校本文本可靠性。例如魏本中“弓:江浦人御史元同,长安人博士恕。清:交阯人邵武令蠡”,乍眼一看能读通,但深入研究,便发现其人难以寻觅。与《古今万姓统谱》比对发现,此句不仅句读失校,且在“长安人博士恕、清处,疑有脱讹”。“据《古今万姓统谱》卷一,元有同恕,奉元人,拜集贤学士。明有同清,长安人,永乐中举人,授翰林五经博士。”所以,其句读应为:“弓:江涌人御更元,同:长安人博王恕、清,交阯人邵武令蠡。”由此说明句读之关键,稍有不同,表意则大相径庭。

新校本还系统地运用内校,多处实现匡谬正误。“《别集》内容多有前后重复者,如《赏赉考》《谥法考》等往往与前些卷内容相重,给内校提供了便利。”例如,“虞怀王雄煐”,新校点本校记为:“‘雄煐,本书卷70《谥例议·一字谥》作‘雄英,《明史》卷118《诸王传三》同,当据改。”此例为《别集》33卷《亲王》表之首,而在《别集》卷70记载此亲王之谥号。对比发现,两者记载有所出入,存在异文,再通过其他参校资料,最终校正讹失。因此,内校的使用,亦提高了校勘精细化程度。

体例明确,校记得当

新校点本为了尽量实现“存原”,做到了“可改可不改者,不改;无确证、力证者,不改”,但又要“在作者没有特别用意的情况下,异体字与俗体字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规定,径改为通行正体字,不须出校”。这看似矛盾的做法,体现了专家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务实态度与学术灵活。例如,“乞加脩理”。魏本对 “脩”予以保留。然而,尽管“修”与“脩”为异体字,但两者在使用上还是各有偏重。《说文解字》中“修”为“修,饰也,从彡,攸声”;“脩”则是“脩,脯也,从肉,攸声”。所以,就“修理、修缮”等义项而言,比之于“脩”,使用“修”更准确。因此,涉及到这部分,新校本的“脩”皆改为“修”,以更好地表词达意。当然,并非盲目全改,对于表“干肉、束脩”等义项,仍使用“脩”。同时,新校本在牵涉到具體的人名、地名等问题上,为免导致误解,保持原样。换言之,当“脩”出现在人名、地名等情况下不改。

但对于在意义上多重合的异体字而言,可改可不改则不改,尽量保留古书原貌。例如,《诸王公主初定岁禄》:“马疋草料月支五十匹。”“疋”“匹”互为异体字,新校本未改,更好地“存原”。

除了异体字多不出校记外,“显著的版刻错字,如‘己‘已‘巳等,直接更正,不出校”。这都属于古籍整理中形近字误而可以径改的范围,不会引起太多歧义。还有,针对“底本不误而他本有误者”,亦不须出校。这些举措都大大减少了学术价值不高的校记数量,确保校记的高质量。

其校对严谨缜密,从新校本的校勘记中,可以窥见。校勘记不仅标明版本间字句的差异,而且有详细考证。如新校本卷19中,对“泰安训导谦,献”该句给出校记:“此处疑有脱讹,据《古今万姓统谱》卷十七,明有台谦、台献,前者永乐中诸城县贡士,任训导,后者泰安人,成化中直隶清河县训导。”溯源原文献,依据较有说服力,而“疑”字则凸显专家们审慎的治学态度。如此扼要的校记在新校本中比比皆是。正是凭借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专家们实现了校记的精细化处理,完成了一部精校本。

句读准确,标点规范

作为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不仅著作宏富,且语言奇古,整理难度大,正是如此,至今未见王世贞全集文献整理成果问世。《别集》又有大量的人名、族名、官名、典章制度、外域风物等专门名词,句读与校勘难度更加大,不慎则易错。如“倒挂鸵鸟”,魏本未处理。然倒挂是一种小鸟名,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言:“海南诸国有倒挂雀,夜则倒悬其身。”驼鸟则是另一种鸟,《正字通》:“有鸟如马驹,故名驼鸟。”魏本因不知“倒挂”鸟而误将其归属“驼鸟”类。据猜测,驼鸟无“倒挂驼鸟”名称,又因其为鸟类,便误改为“鸵鸟”。新校本不误。

《别集》涉及明代诸多朝廷史事,必定涉及明代行政制度、官员职称、帝王诏令、群臣奏议等诸多内容。而这些内容又大都牵扯到诸多专名,因此点校易出错。如《出将入相》中关于“落致仕”的断句。魏本句读为“致仕后落,致仕复出”,新校本则句读为“致仕,后落致仕,复出”。魏本断句让读者易产生其他的语义联想,甚至可能会理解成其家道中落,不得不去复出谋生。然而,经专家考证,官员致仕后又重被起用,称为“落致仕”。前者落魄,后者荣耀,两者意义相去甚远。如今新校本对于“落致仕”的准确解读和句读标识,让文意更为通畅。

以上所述,只是显示新校本整理者所做出的努力与达到的学术高度。社会科学报评价:“《弇山堂别集》的校点,在世界范围采书、多层次审核、主编把关、出版社同步携作基础上,历时五年,以底本好、校本全、参考文献丰富、校勘标点精细见长,其纠正原版失校1500多处,标点错误180多处,人名、地名、职官名等错误若干,将《弇山堂别集》校点的学术水平提升至一个崭新的高度。”

当然,不须回避的是,这个整理本也有个别遗憾之处。在《校勘说明》部分提到中华书局点校本时把出版时间误作1983年(应是1985年)。校勘记部分用到《四库》本处较多,鉴于学者们对《四库全书》的印象,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若能以《四库》本为线索,进一步广泛运用古籍资料来替换《四库》资料,应该会更加完美。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汉语言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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