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启耀

人类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提及为什么青铜独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大的重要性？为何独在中国考古学上，青铜时代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中心概念*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99.？他的评价有几个关键点：其一，中国青铜时代“在人类中是一个极端‘独一无二’的概念和存在”；其二，青铜器“既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又是产生这种象征的因素”；其三，“中国所发现的古代青铜器，要比任何其他古代文明中为多”。青铜在从“野蛮”到“文明”的进程中，具有作为文明支撑点的中心性和重要性。直到现在，青铜器器物的族属、社会背景及其被视觉化传达的文化概念，依然是学界源源不绝的话题。

一、 作为文明核心支撑技术的矿冶

《韩非子·十过》曰：“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韩非.韩非子·十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27.文章试图从王者生活的简约或奢侈，来看人心的向背，或者从器物的变化，说明其对政局治乱及国家兴亡的影响。不过，无意间，却也描述了上古之人从俭朴的土陶器、木器到雕饰的漆器、青铜器的器物变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正与时代进程相伴随。后来，学界之以石器、青铜器、铁器等器物划分时代，亦是看到了器物在文明演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世界文明古国波斯和中国，就发明了冶铜术，但青铜时代却开始于一千多年之后*谢崇安.商周艺术[M].成都：巴蜀书社，1997:29.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论著，认为中国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开始，延续了约15个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99.。这个烈火铸就的辉煌时代，一直延续了约十五个世纪。其中，具有考古学意义的青铜铸造遗址和青铜器物证，是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王朝遗址。遗址主体堆积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100.。

作为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自古就以盛产铜、锡而著名。远在神话时代，即有神灵或圣人冶炼的传说：如“炼五色石”*此处参阅《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淮南子》，见中华书局影印《太平御览》第一册365页。的女娲，“冶斧斤”*此处参阅《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周书》，见中华书局影印《太平御览》第一册366页。的神农，“铸历山之金”*此处参阅《文献通考》：“禹铸历山之金，是诚输金铸钱之始。”见方国瑜主编： 《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747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禹等。这些文化英雄，是当时的能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将石头(矿石)熔化为金属的技术，使人类文明从石器时代跃升到青铜时代。冶炼带动的先进生产力，使掌握和使用这种技术的人获得财富和权力，成为新文明的推动者和领导者。铜鼎铜尊，建构了社会尊卑位序。青铜兵器，更在上古列国政体的分化与整合中，成为政治军事实力的体现、决定战争胜负和政权更替的重要因素之一。

矿藏作为国家重要资源，矿冶成为文明核心技术被记入中国史册，可见于《史记》《汉书》《禹贡》等典籍。如《史记》《山海经》等文献，记录了远古时代伏羲兴神鼎而一统天下，黄帝铸宝鼎以象天地人而成为众王之王*司马迁.史记·孝武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1.,蚩尤由于擅造兵杖、刀、戟、大弩、头盔等兵器，而成为战神*此处参阅《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见中华书局影印《太平御览》第一册368页。。除了这些将冶炼用于政治和军事的传说，《史记》等古籍还记录了一些有铜铁资源的地区，以冶铁成业、可“与王者埒富”*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55-356.的富豪等。许多古籍对各地物产特别是矿产，均有详细的记录。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述各地物产时，提到“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55-356.《云南铜志》甚至自夸：“滇铜之盛，亘古未有。”*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747.

除了文字文献，视觉人类学研究倾向于在图像文献、田野考察、考古现场及文物中，“看”到青铜器生产的某些历史现场。

令人兴奋的是，在夏、商、周古城和墓葬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除了出土大量青铜器精品，还在不少三代都城遗址中，发现了一些铸铜工场。其中，最重要的是夏代都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考古发掘的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坩埚残片和铸铜工具，这是目前所知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处大型铸铜遗址。其青铜礼器初具规范，陶质块范铸造技术熟练。值得注意的是，铸铜遗址就靠近一号宫殿附近，相距仅300米左右(图1)。在河南郑州商城等遗址，也发现有与制陶、制骨作坊共存的铸铜作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100-101.,可以想见铸铜在夏、商王朝中的重要地位。

图1 二里头夏都遗址中的铸铜作坊位置图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101页

考古学提供了青铜时代初期中国铸铜的物证，而古代一些文字文献和视觉文献，则提供了关于铸造技术的一些细节，以及从采矿到冶炼的情境描述。如《周礼·考工记》详细记述铸造不同的青铜器器物，需要有不同的铜锡配比：“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忍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佚名.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915.。据现代科技考古对商周青铜器的检测，发现不同青铜器器物的铜锡配比，基本与古文献记载相符。

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冶铸》详细记述了铜器功能及塑模、浇铸等工艺流程并有配图(图2～图4)，如介绍用失蜡法铸钟：

图2 塑钟模

图3 铸钟鼎

图4 铸千斤钟

凡钟为金乐之首，其声一宣，大者闻十里，小者亦及里之余。故君视朝、官出署，必用以集众；而乡饮酒礼，必用以和歌；梵宫仙殿，必用以明摄谒者之诚，幽起鬼神之敬。

凡铸钟高者铜质，下者铁质。今北极朝钟，则纯用响铜。每口共费铜四万七千斤、锡四千斤、金五十两、银一百二十两于内。成器亦重二万斤，身高一丈一尺五寸，双龙蒲牢高二尺七寸，口径八尺，则今朝钟之制也。

凡造万钧钟与铸鼎法同，掘坑深丈几尺，燥筑其中如房舍，埏泥作模骨，用石灰三合土筑，不使有丝毫隙拆。干燥之后以牛油、黄蜡附其上数寸。油蜡分两：油居十八，蜡居十二。其上高蔽抵晴雨(夏月不可为，油不冻结)。油蜡墁定，然后雕镂书文、物象，丝发成就。然后舂筛绝细土与炭末为泥，涂墁以渐而加厚至数寸，使其内外透体干坚，外施火力炙化其中油蜡，从口上孔隙熔流净尽，则其中空处即钟鼎托体之区也*宋应星.天工开物[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

图5 采矿采自“爱问共享资料”http:∥ishare.iask.sina.com.cn/f/LnPh8FHps5.html

图6 选矿、运矿和洗矿采自“爱问共享资料”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LnPh8FHps5.html

图7 洗好精矿，转给炉号冶炼采自“爱问共享资料”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LnPh8FHps5.html

图8 冶炼采自“爱问共享资料”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LnPh8FHps5.html

图9 铜炼出后，经过官府课税，再由人背马驮运往各地铸钱和制作铜器采自“爱问共享资料”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LnPh8FHps5.html

清人吴其濬撰、徐金生绘的《滇南矿厂图略》(图5～图9)，描绘了18世纪至19世纪初云南南部采矿、炼铜和运输的情况，虽然简略，却也可以大致“看”到古代矿冶生产的基本过程，比如，在矿山挖洞，靠矿工进入坑道人力采矿，坑道需要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及支撑、通风和排水系统；由人把矿石背出坑道，选矿后挑至河边洗矿；洗好精矿，转给炉号冶炼。铜炼出后，经过官府课税，再由人背马驮运往各地铸钱和制作铜器。这种主要靠人力畜力的非机械化矿冶方式，一般是千年不变的。

挖洞采矿，是一种自古延续至今的方式。虽然我们不可能穿越到古代进行田野考察，但直到现代还在使用的传统采矿和冶炼方式，可以让我们“参与观察”到矿冶生产的一些细节。年轻时我们刚刚参加工作，即被工厂安排去云南个旧锡矿“忆苦思甜”体验生活。为了让我们有点亲身感受，我们被带着下到矿井。所谓矿井，其实是一些在地下纵横交错的矿洞。我们没有像矿工一样身负沉重的砂包，仅仅是空手钻爬，仗着年轻身板也极其费劲。什么“麻蛇蜕皮”“苍蝇搓脚”“蚂蚁翻身”，均是矿洞中一些狭窄危险地段的形容。随时可能坍塌的矿洞、让人窒息和引发地火的瓦斯不用说，光是地下那种墓穴般的黑暗和迷失，都让人恐惧。那种地方，钻过一次，即终生难忘。而那样的矿洞，直到现在，竟然还是一些私营矿主或民间采矿的基本样式。我朋友在滇东北乌蒙山地区拍摄这样的小矿窑，矿工的生存状态让人震撼。完全靠人背马驮运送矿石的情景，竟然和古代文献所述一模一样(图10)。由此可以推想，青铜时代的矿工，条件应该比这还艰苦。

图10 矿井、矿工和马帮运矿云南省滇东北地区，1990年代，耿云生摄

古代冶炼的某些细节，我也在工厂翻砂车间参加义务劳动时有所体验，并有幸在一些至今仍然用古法冶炼的民间铸铜作坊里亲眼看到。1994年秋，在著名的古滇青铜器发现地江川区，我参观了一家村办铜艺厂还原古法，仿制古滇青铜器和斑铜工艺品的现场操作。

云南江川区星云湖畔的新河嘴村，是当地著名的铜匠村。全村100多户，有近半人家是铜匠。每天村里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人称“叮当村”。他们制作的产品有两类，一类是云南人喜欢的日用铜器，一类是作为旅游纪念品的仿古青铜器。我们访问的，即是一家做仿古青铜器的作坊。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相信如此精美的青铜和斑铜工艺品，就出自这些普通农民的手。在村办铜厂浇铸作坊里，准备了一个多月的几百件“牛虎铜案”，将在今晚一次浇铸成型。除了呼呼喷焰的炭火炉之外，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看那耀眼的铜液，怎样在两个壮汉的铁钳控制下，突突地流进砂箱。他们采用的浇铸方法，源于古代脱蜡法浇铸工艺，造型细腻，可以一次成型。

过水冷却后，几位姑娘将模子夹出，小心地清理砂模，紫红色的牛虎铜案立刻显露出来。灯光折射下，铜器上美丽的斑铜暗纹时隐时现，如同藏进铜器里几缕灿烂的神秘。铜器厂的杨氏兄弟告诉我：“我们村做铜器很有些年头了。这些铜器全部用手工制作，有40多道工艺。”具体什么工艺，他们不肯讲，也不让拍照，只说是源于李家山，是商业秘密。江川只是一处，其实在昆明、会泽、鹤庆等地，传统的制铜工艺还在民间传习，如斑铜、乌金鎏银、仿青铜等工艺。它们成为云南旅游工艺开发的一种特色产品。

图11 古滇青铜器代表作牛虎铜案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战国，云南省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两千多年前，牛虎铜案(图11)诞生的场面，或许和今晚相似。古滇工匠用脱蜡法铸造出一批批精美的青铜器，滇王生前享用，死后被埋进滇王位于李家山的墓葬。王者的坟墓从此悄寂无声，而工匠的手艺依然流传。直到20世纪中叶，在离这个村不远的李家山上，陆续发现一些青铜器物。经考古学发掘，出土了一千多件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其中，成为古滇青铜器瑰宝和文化象征的牛虎铜案，就是从这里问世。在滇池边的石寨山，更是出土了包括滇王金印、滇国重器贮贝器、铜鼓、铜编钟在内的大量青铜器，那些带金鞘的剑、珠宝和造型奇异的铜扣饰，代表着一种和中原差异很大的文明。在以滇池为中心的古滇王国统辖区域，相同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分布很广，而且数量很大。70年代中，我没事做，独自绕滇池走了一圈。在呈贡一带的村子里，你要是和村民处熟了，他们就会拉开抽屉，拿出一些青铜扣饰来给你瞧。再次的，也会摸出几件锈迹斑斑的箭头残戈。问物从何来，他们说拣的，不小心一锄头就会刨出几个。像这一类文物，民间都有许多收藏(图12)*邓启耀.五尺道述古[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33-34.。

图12 民间青铜器收藏家收藏的古滇青铜器传世品，朱丹收藏，邓启荣摄，2008

有人说，中国不少重大考古发现都伴随着挖掘机的轰鸣，我们有不少古老的历史就在这轰鸣声中永远地消失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116.。“文革”中，我曾经听说在云南锡都个旧的某工地，挖出大量随葬了青铜器的古人遗骸。人们把文物哄抢一空，遗骸扔到河里。据说，有武装人员用卡车拉走了几车青铜器。这些青铜器至今下落不明。在著名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遗址，90年代还出现集体盗挖文物的事件。1998年，滇池东岸的羊甫头工地，在推土机推出的一片一万多平方米的荒地上，一大批排列密集的古滇墓葬群被发现。当文物管理部门赶到时，一千多座墓葬已经被破坏了一半。挖掘机的钢爪飞快扫荡着一个又一个的墓葬，工地外守候着数十个文物贩子，与工地人员迅速达成交易。这种情况十分普遍，据施工部门透露，如果挖到古物，多半情况会偷偷处理，因为害怕报告文物管理部门导致停工或整个项目终止。在我最后主编的一期《山茶·人文地理》杂志上，我们悲哀地把一幅在古滇墓葬上留下了挖掘机钢爪痕迹的照片，用为《危在旦夕的古滇墓葬群》一文的题图(图13)*斯文.危在旦夕的古滇墓葬群[J].山茶.人文地理,2000(1):106.。挖掘机的轰鸣打破了千古宁静，它留向历史的爪痕，犹如我们文化中那些反复出现令人悲哀事件的象征。

图13 挖掘机钢爪痕迹的照片

二、 中国青铜器的几种面相

中国的青铜时代，不是一个笼统的时间概念，或仅有商、周青铜器那样的刻板印象。正如中国文明的构成一样，中国的青铜时代，也是由不同的文化类型结构而成的。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不同族群有不同的青铜文化“面相”。

从空间分布和器型风格看，中国青铜器大致有几种面相，一是以中原夏、商、周青铜器为代表的类型，一是以巴、蜀三星堆青铜器为代表的类型，一是以滇、越青铜器为代表的类型，一是以北方草原鄂尔多斯式(斯基泰式)青铜牌扣饰为代表的类型。它们迥然有异的文化面相，反映了不同的族群文化意象；它们在形制和花纹等方面的交融，也透露出一种在广阔空间里多元文明互动的痕迹。

中原夏、商、周青铜器为代表的类型，庄重华贵，炫示着煌煌王者气象。在夏代都城遗址河南二里头的考古发掘，除了出土宫殿建筑遗址、平民居住址、陶窑、墓葬、铸铜遗址等，还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如青铜爵、青铜斝、青铜牌饰等。其中，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饰牌，已初具三代青铜器的雄浑之气。商、周时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山东苏埠屯商墓、江西大洋洲商墓、陕西周原遗址、丰镐遗址等地，出土了大量商周青铜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98-194.。在国家博物馆和上海、河南等地的博物馆，商、周青铜器均为镇馆之宝。它们矗立于幽暗中，器型硕大浑厚。在博物馆射灯的照射下，铜绿古意斑驳，透出金属冰冷肃杀的气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棱角分明，强劲有力，崭露王者的霸气(图14～19)。作为商、周重器上最有代表性的主流纹饰，它的“狞厉之美”*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62.,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

图14 共父乙觥商代晚期

图15 四羊首瓿商代晚期，上海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16 小臣兹方卣商代晚期

图17 亚富方罍商代晚期，上海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18 日己方彝陕西扶风齐家村铜器窖藏出土。西周中期，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19 鲁方彝盖陕西岐山出土，西周晚期，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铸造的青铜器，趋向精雕繁饰，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国王族墓地、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河北中山王墓等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纹饰繁缛，极尽华丽，炫耀着王侯生活的奢靡，却渐失初王开山的大器沉雄气象(图20～22)。

图20 莲瓣盖龙纹壶春秋中期，上海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21 镶嵌画像纹壶战国早期，上海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22 曾侯乙编钟湖北省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以巴、蜀三星堆青铜器为代表的类型，比较特殊。它们既得商、周青铜器的神韵，也有一些前所未见的造型，如大眼、纵目、阔嘴的青铜人头人面像，是三星堆的标志性形象。

2001年春节，我来到四川省广汉市城西约8公里的南兴镇三星村。三星堆遗址淹没在一片菜地里，只有一块碑标示了这个地方的文化意义。很难想象，大名鼎鼎的三星堆青铜器，那些奇异的青铜面具、大型青铜人头人面像、金杖、金面罩、神树，那些中国考古的珍品，就埋藏在这片菜地下面(图23～24)。

图23 三星堆遗址,2001

图24 三星堆典型青铜器(复制品)2001，笔者摄

三星堆遗址和器物坑是一处以商时期蜀文化遗存为主体的遗址，也是从挖土机下抢救出来的，这是少有的“幸存者”。早在1929年，四川广汉市发现月亮湾遗址，当时就引起很大轰动。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进行过多次发掘，出土大量文物，后来在距月亮湾不远的马牧河南岸三星堆也发现类似遗存。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富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一时间在国内外又一次引起了轰动。遗址堆积丰富，时间跨度较大，最早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西周早期这里都有人生息繁衍。遗址发现了大批极具历史价值的遗存。从出土器物的形态看，它们可以划分为不同风格的两个组。一是部分器物具有鲜明的中原商文化风格，主要表现在青铜容器和部分玉器的造型上，在形制和花纹上与中原二里头文化遗址和商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一致。二是大部分遗物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两坑皆有的青铜面具、大型青铜人头人面像等，它们是三星堆的标志性形象。学者们普遍认为，三星堆是商代早期蜀国的都城所在地，这两座坑为古代蜀族举行大型礼仪活动后所遗留下来的祭祀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116.。同在巴蜀地区的成都金沙遗址，被称为21世纪中国第一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出土金器、玉器、石器和青铜器5000余件，陶器上万件，骨牙角器成吨，披示了许多以往文献完全没有记录的物象和图像史料。其中，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图25)。正如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所说，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呈现的“古蜀文明独树一帜，它已经成为长江上游的一个文明起源中心”，是“一个大家闻所未闻的伟大文明”的横空出世，“更多的是一种没有边界的未知状态”*李璞,王毅.金沙遗址的发现是偶然，也是必然[EB/OL].(2016-12-13)https:∥news.artron.net/20161213/ n893153_3.html.。

图25 大金面具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品，来自“雅昌艺术网”

三星堆青铜面具、人头人面像和金沙遗址面具最有特色的是它们的眼睛，还有一些单独铸造的菱形大眼，呈现了与其他地区青铜器完全不同的“面相”。可是，当与那些青铜眼睛和黄金眼睛四目对视时，我越发感到茫然了。特别是那些眼睛从眼眶里弹跳而出,如同虾蟹眼睛的“纵目”青铜面相，它们让众多考古学家迷惑不解，有人说它们可能是《华阳国志》谈到的蜀人始祖蚕丛：“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常璩.华阳国志:卷三[M].成都：巴蜀书社，1984:348.那些头戴缠头头巾的青铜面具，那种嘴型，确有十足巴蜀乡民的体质特征(图26)。但他们究竟来自何方？族属为何？其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 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处于什么年代？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三星堆器物上那些图像符号“写”了什么？这些未解之谜均在已有文献及人们的认知范围之外，使得关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研究一直处于谨慎的滞后状态。

图26 三星堆博物馆陈列的各式青铜面相*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210.

三星堆及巴、蜀一带发现的青铜器上，还留有一些介于图像和文字之间的图像符号，被称为“巴蜀图语”“巴蜀戈文”或巴蜀图形文字(图27)，其构成形式与目前所见甲骨文、金文和其他图画-象形文字(如纳西族东巴文)不同，难以释读，应该是图符向文字过渡的雏形，打破了汉代史学家认为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此处参阅汉·杨雄撰：《蜀王本纪》，原书已佚，明·郑朴搜求散见于《史记》《文选》注及诸类书中的《蜀王本纪》文字，辑集成书。该辑本后收入《壁经堂丛书》。此处所引见于网络。https:∥baike.baidu.com/item/蜀王本纪/5113009。的说法。巴蜀图形文字主要出现在青铜兵器、乐器、仪杖和印章上，可能具有咒语、祝词或徽记的用途。有人用古彝文比较，发现它们有某些相通之处；也有人认为已发现图符数量及书写规律尚不足以认定为文字。笔者认为，是不是文字或能否作为文字释读，那是古文字研究领域终究会解决的事。对于视觉人类学来说，关注的重点在于发现了又一种符号化的图像，它们具有自成系统的能指符号和所指意义。所谓“自成系统”，其意义正如青铜器的多元面相一样，在其图符-文字的形成过程中，也是独立于其他族群的已有模式，自成了一个以图符构义的文化系统。

图27 巴蜀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及刻纹自网络“北纬网”“盛世收藏”等

以滇、越青铜器为代表的类型，亦可分为两种，一是铜鼓、铜贮贝器，或《魏书·獠传》说的铜爨：獠“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此处参阅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一)·獠传》，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第三册第2427页。。这类青铜器大量存在于从广西、广东、云南到越南等东南亚的广大区域。

滇、越青铜时代也开始较早。据对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铜器分析，认为其属于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过渡阶段的“铜石并用时代”*汪宁生.云南考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25.或青铜器时代早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141.,年代大致介于公元前1800至公元前1200年之间*段渝.论藏羌彝走廊青铜文化区域的形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2):41.;而此地出土的铜矿石和铸造铜器的石范，以及在云南洱海和怒江下游地区出土的铸铜石范残片和铜渣*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市博物馆、大理市文物管理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王大道《滇西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大花石遗址墓地发掘硕果累累》，《中国文物报》,1992年4月19日；王大道《考古工作主要收获》，《云南年鉴·文化·文物》，1990年版。,均说明这些铜器采用的是合范法，在当地铸造。随着失蜡法等的流行，滇、越青铜器铸造工艺渐趋成熟，可以铸造造型复杂的物像。云南楚雄万家坝、云南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铜鼓，有的鼓内盛满贝币，有的器表染烟炱，可能曾做过贮贝器或炊具(图28～31)。但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田野考察情况看，铜鼓主要用于宗教或葬礼等重大祭典活动。云南、广西等地出土的铜鼓和青铜贮贝器盖面，铜鼓在大型祭祀活动中的位置显要(图32)；在壮族、彝族、瑶族等民族中，铜鼓至今还是葬礼和祭祀仪式中使用的重要法器和乐器，如云南麻栗坡县彝族花倮人，凡葬礼或求雨，即由祭司敲响一公一母两个铜鼓。在他们的传说中，铜鼓是龙王送的，一敲响，就会下雨(图33)；广西、云南等地的铜鼓，多在鼓面铸蛙，学界普遍将其和祈雨、祀水等联系起来。二是在铜鼓、铜贮贝器上铭刻或铸造的众多写实人物和动物形象，如翔鹭、羽人、舞人、船纹、蛙纹、牛纹、兽纹等(图34～36)，可能具有祈年求雨、魂舟渡灵等意义。更具文化价值的是，很多写实的铸像和铭像，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展现于一个个社会生活场景中，如农耕、放牧、纺织、竞渡、战争、贸易往来、杀人祭祀等，犹如一部部铸像的民族志。因为这部分笔者已有叙述*邓启耀.铸像民族志——古滇青铜器呈现的历史现场[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2.,在此略过。

图28 铜鼓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战国，云南省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29 羽人划舟纹铜鼓云南文山广南出土，西汉，云南省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30 翔鹭羽人划舟纹铜鼓广西西林普驮粮站出土，西汉，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31 变形羽人纹铜鼓鼓面的蛙广西宾阳出土，西晋，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32 青铜贮贝器盖上大型祭祀场面中的两个大铜鼓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33 彝族祭祀仪式中使用的铜鼓，分雌雄云南麻栗坡县，1988年，笔者摄

图34 翔鹭羽人划舟纹铜鼓细部图纹广西西林普驮粮站出土，西汉，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北方草原鄂尔多斯式(斯基泰式)青铜牌扣饰为代表的类型，表现出对动物的偏爱，如同北方岩画一样，鹿、马、羊、虎、骆驼、狐狸等动物搏杀及狩猎场景，是这些

图35 动物搏斗青铜贮贝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西汉，云南省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36 虎鹿牛青铜贮贝器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战国，云南省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青铜牌扣饰常见的造型，兼及具有浓郁北方游牧民族特点的环首、曲柄、弧背刀剑和马饰、有柄铜镜等青铜器物。十分有趣的是，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南方古滇青铜器中，也发现了大量类似的青铜牌扣饰。有学者经过比较，认为它们可能是南下羌人、嶲人(塞人)带来的草原文化遗物*张增祺：《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见1986年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五周年论文集》(内部发行)第61-84页。。但两相比较，发现它们之间在精神气质和造型风格上，都有很大不同。北方草原鄂尔多斯式青铜牌扣饰多为浮雕，动物造型稚拙，装饰感较强(图37～42)；南方古滇青铜扣饰近于圆雕，动物造型生猛，且有惯于生活在南方的动物,如鹈鹕、孔雀等，铸塑者对动物体形和神态的写实能力十分精准(图43～48)。特别有意思的是，古滇青铜扣饰人物场景很多，或狩猎，或祭祀，或娱乐，社会生活形态多样，具有丰富的人类学视觉文献价值。

图37 双驼纹青铜饰牌内蒙古鄂尔多斯征集，汉代，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38 虎咬马纹青铜饰牌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沟畔出土，汉，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39 兽纹青铜饰牌内蒙古鄂尔多斯征集，春秋战国，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40 兽纹青铜饰牌内蒙古鄂尔多斯征集，春秋战国，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41 虎咬驼青铜饰牌内蒙古鄂尔多斯征集，汉，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42 双牛青铜饰牌内蒙古鄂尔多斯征集，春秋战国，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43 三虎背牛青铜扣饰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西汉，云南省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44 二豹噬猪青铜扣饰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西汉，云南省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45 二狼噬鹿青铜扣饰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西汉，云南省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46 三狼噬羊青铜扣饰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西汉，云南省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47 鹈鹕衔鱼青铜扣饰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西汉，云南省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图48 长方形斗牛青铜扣饰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西汉，云南省博物馆展品，笔者摄

除了在视觉上差异比较大的这几类青铜器的代表性“面相”，当然还存在着许多区域性和族群性的差异，这里就不细述了。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青铜器，让我叹服的是，几千年前的古人，如何仅凭手工，就可以做出如此精美的作品！我更迷惑不解的是，从商周到巴蜀，从北方草原到南方山地河滨，不同族群创造了各自个性鲜明的青铜文化，却又和他者保持着一定关系。它们在青铜时代有什么故事，该如何定位？也许它们彼此走得更远，渊源更早。比如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青铜容器与商、周青铜器的关系，滇、越青铜兵器和扣饰的型制与鄂尔多斯(斯基泰)青铜器的关系等，它们是如何跨越那么大的文化空间产生互动或影响的呢？那些仅靠双手制作，到现在都难以复制的工艺，那些用双脚跨越千山万水的交流，是如何进行的？我想，这些问题，或许正好是一个考古或道路民族志研究的题目。

器物及其制作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当人类可以从石头中炼出青铜，使用青铜刀剑的人群，显然比仍在使用石斧的人群具有优势*邓启耀.铸像民族志——古滇青铜器呈现的历史现场[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2.。青铜时代迅速取代石器时代，青铜器成为强兵兵器和权力重器，并因之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在整整数千年时间里，金属矿藏作为国家重要资源被权力控制，超越石器打制的青铜器矿冶和铸造，由此成为青铜器时代文明支撑的核心技术，而青铜器的拥有情况，也成为权力分配、社会分层、控制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命脉的物质基础。

当然，正如中国文明的多元脉向一样，由于空间分布和族群文化的差异，中国青铜器的形制呈现几种器物类型及造型纹饰风格：中原夏、商、周青铜礼器、祭器及饕餮纹饰，巴、蜀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大眼纵目青铜面具，滇、越青铜贮贝器和铜鼓，北方草原鄂尔多斯式(斯基泰式)青铜牌扣饰及兵器。这说明中国的青铜时代，既没有一个一统天下的模式，也并非各文化孤立发展。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不同族群的青铜器各有其文化胎记，形成不同的青铜文化“面相”；同时，或基于经济文化交往，或来自战争和政治统摄行为，不同的青铜文化在资源、形制等方面产生互动，出现杂交的“面相”及其混融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