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明象征的矿冶及中国青铜的多元“面相”
2018-07-05邓启耀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5期
邓启耀
人类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提及为什么青铜独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大的重要性?为何独在中国考古学上,青铜时代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中心概念*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99.?他的评价有几个关键点:其一,中国青铜时代“在人类中是一个极端‘独一无二’的概念和存在”;其二,青铜器“既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又是产生这种象征的因素”;其三,“中国所发现的古代青铜器,要比任何其他古代文明中为多”。青铜在从“野蛮”到“文明”的进程中,具有作为文明支撑点的中心性和重要性。直到现在,青铜器器物的族属、社会背景及其被视觉化传达的文化概念,依然是学界源源不绝的话题。
一、 作为文明核心支撑技术的矿冶
《韩非子·十过》曰:“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韩非.韩非子·十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27.文章试图从王者生活的简约或奢侈,来看人心的向背,或者从器物的变化,说明其对政局治乱及国家兴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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