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与海洋体育参与意识的关系<br/>——自我效能感和自主性的中介效应

城市居民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与海洋体育参与意识的关系
——自我效能感和自主性的中介效应

2018-06-29王裕桂傅纪良

浙江体育科学 2018年4期

王裕桂,傅纪良

(浙江海洋大学体育与军训教育部,浙江舟山 316022)

0 前言

随着人们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增强，以海洋体育为依托的新型产业、体育旅游、竞技比赛、民俗文化等活动出现快速升温的态势。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海洋体育的研究已经明显地限制了他们与海洋体育有关联的产业(Park，2000；Lee and Choi，2003；Lee，2004)。海洋体育中相当一部分项目是高危险项目，在一些公众最喜欢的项目上我们会频频听到伤亡事件的发生，而导致这些风险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多是“认知和决策等个体行为因素”[1]。民众对海洋体育的参与意识是建立在合理的风险认知基础上的。海洋体育参与方面的报道显示，当居民在海洋体育行为中处于心理的愉悦和个人需求满足时，他们会很乐观地认知海洋体育运动，海洋体育活动参与意识也会增强(Rhim and Yoo, 2010)。但一旦卷入海洋体育风险事件，居民的认知就会处于消极状态，进而影响其海洋体育活动参与意识。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风险认知的提高来实现海洋体育活动参与意识的提升。但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可能是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也就是人们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这项活动的主观判断；二是自主性，当人们认知到这项海洋体育活动存在较大的风险时，他愿不愿意参加活动，并主动去承担这些风险。

风险认知是个体对客观风险的主观感受或认识(Ball，1972；谢晓非，1995)[2]。体育活动风险认知是指在体育活动中，参与者对不同体育活动项目存在的各种潜在客观风险的直观判断和主观感觉[3]。参考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并结合海洋体育的本土文化，我们认为自愿性、知识性、恐惧性、严重性4个基本特征可以用来测量个体对海洋体育的风险认知程度。心理测量范式提示，个体对某项活动的风险认知是可以通过心理问卷来测量的，它能够对体育活动风险认知起到解释作用，不同个体处在不同阶段，在体育活动行为上的表现可能相同，但对体育活动风险认知的程度不尽相同。

意识是反映人们在知、情、意等方面的觉察[4]。“海洋体育”是以海洋生态系统为活动空间，依托海洋资源而进行的促进人体身心和谐发展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5]。“海洋体育参与意识”是指个体对海洋体育活动参与行为的觉察，反映海洋体育的参与认知、情感和控制感等心理活动的总和[6，7]。我国海洋体育的研究起步较晚，大多是从文化、发展模式、内涵、项目开发等方面进行理论的探讨[8-12]，缺乏项目风险管理、居民参与意识、动机、行为等实证研究。研究认为，我国的大多数城市居民还处在海洋体育参与的前意向阶段，根据行为理论，前意向阶段的个体行为发生改变需要注重意识唤醒[13]。因此，关注民众的海洋体育参与意识是推动海洋体育发展的有益补充。

自主性是指人们自愿承担活动隐藏的一些不确定性后果，而这些不确定性后果也可能是个体努力去寻求的行为所导致的。个体在参加海洋体育活动时在思想上认识到活动的价值和风险，但为了海洋体育活动强烈的参与刺激性和自豪感，会让个体倾向于接受由于自愿行为带来的风险。风险可接受理论(Starr，1969)告诉我们风险可接受性的水平与自身利益的驱动呈相关关系，体育活动的风险不同于环境、食品、消费等领域的风险，自主性是风险认知的决定性因素(Starr，1969)，人们总会挑战和寻求更刺激的、更大难度的任务，去克服一般人眼里的风险。风险平衡理论(Wiled，1988)也提示主观风险和客观风险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人们会愿意承担一种某种程度的风险。因此我们认为，风险的自主性是海洋体育行为的一个重要领域。

因此，本研究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以城市居民为被试，考察海洋体育风险认知、自主性、自我效能感与海洋体育参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基于已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提出以下假设：①城市居民的海洋体育风险认知、自主性、自我效能感均与海洋体育参与意识正相关显著。②城市居民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会通过自主性的影响进而影响海洋体育参与意识，自主性在海洋体育风险认知和海洋体育参与意识中起中介作用。③城市居民海洋体育风险认知还会通过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进而影响海洋体育参与意识，自我效能感在海洋体育风险认知和海洋体育参与意识中也起中介作用。

1 研究方法

1．1被试

通过网络有针对性地选择上海、舟山、温州、青岛、厦门等沿海城市人群833人。其中男性448人，女性385人；受教育程度高中以下9人，高中44人，大专189人，本科495人，本科以上96人；年龄在18～55岁之间(32.64±5.49)；经常参加海洋体育的人数为188，较少参加的246人，偶尔参加的231人，从未参加的168人。

1．2研究工具

测量包括三部分的内容：①海洋体育参与意识的问卷；②海洋体育风险认知问卷；③自主性问卷；④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每个指标采用Likert5点量级进行测评。

1．2．1 关于海洋体育意识的测量。根据海洋体育意识的可操作性定义，问卷从认识、情感、控制感三个维度进行自编问卷，每个维度5个题目，共15题，经过小样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剔除了未达到要求的2个意识情感类条目，然后进行大样本(N = 833)的发放后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结果共显示了三个因子，解释总方差为69.22%；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因子模型对数据拟合良好，x2=79.19，df=24，x2/df=3.30，P<0.001，RMSEA=0.053，GFI=0.979，CFI=0.924，NFI=0.906，RFI=0.902，IFI=0.925。以上分析表明问卷的效度满足要求。问卷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意识认知”为0.854；“意识情感”为0.890；“意识控制感”为0.849。

1．2．2 关于海洋体育风险认知的测量。根据海洋体育风险认识的基本特征，问卷从风险的严重性、风险的可控性、风险的恐惧性三个维度进行编制，每个维度5个题目，共15题，经过小样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剔除了未达到要求的2个条目，然后进行大样本(N=833)的测试后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结果共显示了三个因子，解释总方差为77.12%；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三个因子模型对数据的拟合良好，x2=1162.77，df=314，x2/df=3.703，P<0.001，RMSEA=0.057，GFI=0.902，CFI=0.958，NFI=0.943，RFI=0.936，IFI=0.958。问卷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严重性”为0.929；“可控性”为0.931；“恐惧性”为0.907。

1．2．3 关于自主性的测量。自主性是指居民源于内部动机在思想上认识到海洋体育认知的价值和风险，但为了享受海洋体育活动带来的诸如愉快、刺激、自信等情绪体验，倾向于接受自愿行为带来的风险。测量题目如“尽管可能会有溺水的危险，但我仍愿意参加海洋体育活动”等，共一个因子，6个题目，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53。

1．2．4 关于自我效能感的测量。自我效能感的测量运用由Schwarzer等人编制、王才康等人(2001)翻译修订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进行，量表只有一个维度，共10个题目，修订后的中文版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4]。信效度研究结果显示：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间隔10天左右重测信度为0.83，折半信度为0.90，数据表明，GSES是一个十分可靠的量表。本研究中，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29。

1.3研究过程

将问卷编制成网络问卷，通过QQ好友和微信好友发放。回收有效问卷850份，剔除规律性作答，得到有效问卷833份，有效率为98%。

本研究数据收集的结果采用SPSS19.0和AMOS21.0进行处理。首先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风险认知量表和海洋体育意识的因子进行分析，同时采用相关性分析对风险认知的各维度与海洋体育意识各维度进行各维度及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检验。然后，采用线性回归分析进行各变量间的预测关系，并检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最后，用AMOS21.0软件对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

2 研究结果

2．1城市居民海洋体育风险认知、海洋体育参与意识和自我效能感的描述统计

城市居民海洋体育风险认知、海洋体育意识认知、自我效能感与自主性的平均值、标准差及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1。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表明，海洋体育风险认知、自我效能感、海洋体育参与意识、自主性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且相关都达到了非常显著水平(P<0.01)。具体来说，海洋体育风险认知、自我效能感和自主性均与海洋体育参与意识成正相关显著。温忠麟，吴艳(2011)提出，变量之间“影响效果”的大小可以直接作为一种效应量，而这种效应量是可以通过积差相关系数的大小来反映，效应量标准为P=0.1为小效应，P=0.3为中效应，P=0.5为大效应(Cohen，1992)，本研究中最小的相关系数为0.34，均在中等以上，海洋体育自主性与海洋体育参与意识和自我效能感之间为大效应量，且所有相关系数的统计检验力均在0.99以上。因此，验证了研究假设1，这为后续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提供了必要前提。

表1 海洋体育参与意识、风险认知和自我效能感的描述统计结果及相关矩阵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海洋体育风险认知和海洋体育参与意识关系的模型构建

按照研究假设，用海洋体育风险认知预测海洋体育参与意识，可能会受到自主性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到居民的海洋体育参与意识。因此，将自主性和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构建模型，结果表明，该模型似合良好(x2(91)=291.312，x2/df=3.201，P<0.001；GFI=0.957；CFI=0.977；TLI=0.977；RMSEA=0.051)，具体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1。该模型中海洋体育风险认知—海洋体育意识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β=0.12，t=3.17，P=0.002；海洋体育风险认知—自主性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β=0.75，t=2.09，P=0.037；海洋体育风险认知—自我效能感的标准化系数为β=0.53，t=10.46，P<0.001；自主性—海洋体育意识的标准化系数β=0.39，t=10.32，P<0.001；自我效能感—自主性的标准化系数为β=0.59，t=14.75，P<0.001；自主性—海洋体育意识的标准化系数为β=0.39，t=10.316，P<0.001。

图1 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与海洋体育参与意识的关系模型

2．3自主性和自我效能感中介变量的检验

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温忠麟，张雷，候杰泰等，2004)[15]，本研究构建了三个结构模型：(a)不包括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自主性)的直接效应模型；(b)包含自我效能感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c)包含自主性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如果预测变量(海洋体育风险认知)到结果变量(海洋体育意识)的路径系数在直接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中均显著，但在中介效应中有所降低，则中介变量起部分中介作用；如果预测变量到结果变量的路径系数在直接效应模型中显著，而在中介效应模型中不显著，则中介变量起完全中介作用。

统计结果显示，海洋体育风险认知预测海洋体育意识的直接效应模型拟合良好(x2(3)=8.995，x2/df=2.998，P=0.029；GFI=0.996；CFI=0.996；TLI=0.987；RMSEA=0.049)，海洋体育风险认知—海洋体育参与意识的标准化路径(β=0.357，t=9.032，P<0.001)系数显著，这为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提供了必要前提。

将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纳入上述模型构建中介模型，结果表明，该中介效应模型似合良好(x2(69)=256.884，x2/df=3.723，P<0.001；GFI=0.956；CFI=0.976；TLI=0.968；RMSEA=0.057)，标准化路径系数为β=0.163，t=4.038，P<0.001。由于海洋体育风险认知—海洋体育意识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在直接效应模型(β=0.357，t=9.032，P<0.001)和中介效应模型(β=0.163，t=4.038，P<0.001)中均显著，但在中介效应模型中路径系数值有所降低，因此，验证了研究假设2，自我效能感在二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将自主性为中介变量纳入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与海洋体育参与意识的关系模型构建中介模型，结果表明，该中介效应模型似合良好(x2(46)=147.630，x2/df=3.209，P<0.001；GFI=0.971；CFI=0.986；TLI=0.979；RMSEA=0.052)，体标准化路径系数为β=0.245，t=6.376，P<0.001。由于海洋体育风险认知—海洋体育意识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在直接效应模型(β=0.357，t=9.032，P<0.001)和中介效应模型(β=0.245，t=6.376，P<0.001)中均显著，但在中介效应模型中路径系数值有所降低，因此，验证了研究假设3，自主性在二者间也起部分中介作用。

3 讨论

以往研究探讨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时，偏向从海洋体育参与动机的关系角度进行探讨。本研究则从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与海洋体育参与意识的关系角度进行探讨。以自我效能感和自主性为中介变量，构建以海洋体育风险认知提升海洋体育参与意识的链式中介模型。总中介效果量达63.6%，大于直接效应量36.4%，说明该链式中介效应对解释城市居民的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促进海洋体育参与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3．1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与海洋体育参与意识的关系

研究从严重性、可控性、恐惧性三个方面来考察城市居民的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从认知、情感、控制感三个方面考察海洋体育参与意识。结果表明，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与海洋体育参与意识之间显著相关。也就是说，当个体认为参加海洋体育会给自己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或个体认为参加海洋体育会有很多方面的恐惧，他就不会有参与海洋体育的意识。反之，如果个体认为参加海洋体育不可怕，自己能把控风险，并能带给他好的感受，他就会有很强烈的海洋体育参与意识，并会努力寻找参与的机会。这一结果提示我们，想要提高民众的海洋体育参与意识，我们可以从改变个体对海洋体育的风险认知水平入手。在民众关注的媒体中多报道一些对海洋体育项目风险的把控、防御措施等，风险的规避方法等等，而不只是报道一些负面的事件。

3．2自我效能感在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与海洋体育参与意识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在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与海洋体育参与意识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在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促进海洋体育参与意识的过程中，自我效能感同时也会中介地促进体育参与意识。由此可以看出，民众对自己在海洋体育方面有足够的信心时，他们就能越有可能正确地评估海洋体育风险，从而提高海洋体育参与意识。这一发现预示了海洋体育项目的设置与实施标准对于民众的海洋体育参与意识具有解释的含义。具体地讲，我们在开发海洋体育项目时要考虑到民众的个人能力是否达到去操作这个项目，能达到则有利于提高海洋体育参与意识，反之，就会让民众失去信心。

3．3自主性在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与海洋体育参与意识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从数据的验证结果来看，自主性的中介作用也得到了支持，它在海洋体育风险认知与海洋体育参与意识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自主性主要表现为个体明明知道参加海洋体育会有一定的风险，但往往会因为海洋体育本身的娱乐性、刺激性和健身性等特点甘愿接受这些风险。民众对海洋体育的自主性有助于客观地看待海洋体育的存在的风险从而提升海洋体育参与意识。研究发现的意义在于重视对个体自主性的培养，通过正面的介绍海洋体育知识、风险应对和海洋体育锻炼的价值等，增加个体对海洋体育的认同，其结果会推进个体海洋体育意识和行为的发生。而不是盲目地推崇海洋体育，在自己没有任何的海洋体育基础、经验就去挑战自我，去参与海洋体育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