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的山水游记创作堪称是游记文学创作的高峰，作家在徜徉山水之余，将自然山水所激发出的情思也记录笔下，使得宋代山水游记作品带有较强的哲理化倾向。而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性命自得之际的感慨”以及“南宋文士的惆怅失意”三个方面。

关键词：山水游记；宋代散文；哲理化倾向

宋以前的山水游记中，作家对山水自然的思考多体现为“再现山川之美”，运用多种手法细致地摹画自然景色，其目的除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外，更期待能陶冶性情。唐代山水游记的成熟，使描绘自然景物的手法由“再现”而升华到“表现”，通过抒情、寓意和寄托等方式，追求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这种诗化的创作倾向至宋代，受宋代理学的影响，除在游记中抒情、寄托外，还增加了议论的特色，从而使得山水游记带上了很浓的哲理意味。

一、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宋代理学盛行，既有程颢、程颐兄弟讲学于前，又有朱熹、陆九渊著述驳诘于后。理学的盛行使得宋代文人评骘古今，议论政事，蔚为风气。在这种风气影响下，“经世致用”成了宋代文人普遍的价值追求。

首先，经世致用体现为对治学求实之路的探索。柳开的《游天平山记》，详于记游而略于绘景，全篇由作者对天平山景致的怀疑写起，经过与惟深和尚在山中五日的游览，生出“不欲去，始知惟深之言不妄”的感慨。这一系列由怀疑到确信，再到流连忘返的心路历程变化，所昭示的不正是对事物认识过程的变化吗？而这种认识变化的关键在于自身的亲自体验，因此，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应建立在自己亲身实践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仅凭自己的印象而对事物下定论。更直接揭示此理的还有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王安石在这篇游记中，先叙说了“褒禅山”、“华山洞”名称的由来，并指出“华山”二字乃是“花山”的误读，随后写了游洞的经过，然后由游洞的经历而阐发了自己的感悟。一是“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只有志向坚定，拥有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才能到达，从而勉励世人要积极进取，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阻挠。二是“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王安石由仆碑而发出“学者治学要深思慎取”的感慨。此文虽是游记，但记游与议论结合，叙事与说理结合，以叙事串联起议论的线索，而议论又以叙事为依托，结构巧妙，给人步步深入之感。

其次，经世致用体现为对家国天下的忧虑。宋代文坛由于统治者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山水游记也呈现出繁荣的创作势态，其作家作品的数量远超前代，同时作家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尽相同，既有落魄文士也有政治地位颇高的政治家，范仲淹与欧阳修即是后者的代表。范仲淹《岳阳楼记》全文围绕着一个“异”字展开，写景色变化奇异而使旅人心生奇异之感，最后的议论也是如此，作者超越眼前的景色而吐露心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声，抒发自己“先之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之乐”的博大胸怀。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一篇情景俱佳、理趣生动的游记佳作，趣味便在“醉”字。作者醉于酒，醉于滁州山水，更醉于與民同乐的情趣，此番乐趣又寓于写景记游之中。山水之乐仅是身体精神的愉悦，而与民同乐、乐民所乐才是最高层次的乐，也正是文章所要表达的道理。宋人普遍讲求个人道德修养，又加之重道、明理、致用等思想的影响，使得宋人文章多表现出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豪情。

二、“性命自得之际”的感慨

北宋中期围绕变法而形成的新旧党争，不仅冲击着北宋的政坛，也对参与其中的文学家们的命运作了安排。他们在政治漩涡中或升起，或沉没，或荣耀，或放谪，宦海沉浮，品尽人间悲欢离合。而诞生于此时的山水游记作品，虽也写自然景色之美，但在写景之余，又多在阐发“性命自得之际”的感慨。

苏舜钦的《游洞庭山水月禅院记》虽是一篇追忆性质的游记作品，但仍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了自己当日游览的所见所闻，对他触动最大的当属缥缈峰中的水月寺僧人。他在路途中偶遇“数僧宴坐，寂嘿于泉石之间”，与之交谈片刻，忽觉“予生平病?郁塞，至此喝然破散无复余矣”。作者借此以发泄心中郁闷，表达了一种渴望超脱现实的急切心情。苏轼的弟弟苏辙，其仕途之路也是坎坷不平，在受“乌台诗案”牵连谪迁筠州之际，为慰藉同遭贬官的哥哥，两人曾一同恣意山水之间，留下了《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记游文字。《《黄州快哉亭记》则由“快哉”二字的出处谈起，前半部分写景，后半部分议论。前半部分先写快哉亭所处的位置，从此处看江水滔滔给人一种畅快之感，然后接着写登亭所见的胜景，又可据此凭吊古迹。后半部分以楚王游兰台宫一事，发出“人生境遇各不相同，只有坦然面对各种困境才能获得心灵的解脱”的议论。苏辙此言，也是当时文人失意后，试图在自然山水中寻找寄托，求得精神上的补充和满足的心态的反映。

在宋代的山水游记作品中，最能表现宋人对心地坦然、胸次洒落的人生境界追求的莫过于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以短短八十五个字就清晰地交代了夜游之始、夜游之人，以及夜游之景，结尾为又以“闲人”自嘲，给这闲庭信步的月夜之景又平添了一丝苦涩的滋味。同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的两篇《赤壁赋》，更能体现苏轼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而两篇《赤壁赋》虽都以秋江月夜为景，以客为陪衬，但《后赤壁赋》重在记游、状景，《前赤壁赋》则侧重于借景抒怀，因而《前赤壁赋》更值得重视。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客人由眼前江月之景而联想到曾为“一世之雄”而湮灭于历史的曹操，从而发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叹息。苏轼对此则别有看法，他认为“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历史长河滚滚不息地奔流向前，一切事物都将随着时间而化为虚无，即使是此刻的天地景色，也只是茫茫时间洪流中的一颗小沙粒。然而，若从时间静止于此刻的角度来看，这眼前的景色不会随着游人而改变，这景色也将在“我”的记忆中长存，何必去纠结人生是否短暂呢？这种“适意为悦”独特的生命感悟之道，既得益于苏轼个人深厚的知识学养，又与其屡遭失意的仕途生涯有关，也正是这份潇洒与不羁才成就了享誉千古的东坡居士。

三、南宋文士的惆怅失意

与北宋文士宦海沉浮的人生经历相比，南宋文人已无暇顾及自身的命运，而更多的是对朝廷苟且偷安、政治黑暗腐败的无计可施。尤其是南宋末期，一批文人入元不仕，心中常怀亡国遗恨，但又无法对现实做出反抗，只能寄情山水，遁迹自然，在游踪中不时流露出世无知音，世事无常的惆怅失意。

陆游的《入蜀记》是宋代山水游记中一部比较特殊的作品。从作品的样式来看，这是一部日记体游记；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部既写自然美又写艺术美的文化型游记。“自然美”指的是描摹大自然的生趣，而“艺术美”则是指陆游在游记中不时佐以诗文名物的考证，从时间维度上造成一种物是人非的微妙的沧桑之感。

如“十月二十一日”一条，写自己于巴东县井邑的见闻，“谒寇莱公祠堂，登秋风亭，下临江山。是日重阴，微雪，天气飂飘，复观亭名，使人怅然，始有流露天涯之叹。”寇莱公即寇准，曾任巴东县令。在宋真宗景德年间曾任宰相，力主抗辽，不久被主和派王钦若排挤，罢相。后复相，天禧四年又被丁渭排擠去相。陆游此时正处入蜀任夔州通判途中，行至此处，有感于寇莱公的遭遇，而不觉对自己远赴蜀川任职的经历生出一种漂泊零落之感。王质的《游东林山水记》，通过记述两天登山泛舟的见闻，在记录东林地区的“山”与“水”胜景之外，还记录了自己的“羁旅之思”和同伴“积岁忧虑”的感慨。尤其是写第二日泛舟观荷的景象之时，夜深欲归之时，空山禽鸟的鸣叫“翛然使人怅而惊也”，而同伴回曲宛转的歌声，更让人觉得“嘹亮激越，风露助之，其声愈清，凄然使之感而悲也”。此种感受并非王质独有，当是南宋初年饱经苦难的人们的缩影。

在南宋即将覆亡之际的文人们，往往在自然山水中寄寓着节士遗民的凄楚情怀和坚定操守。著名的爱国主义文学家文天祥，在《文山观大水记》中表达了自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的信念，即无论身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要坚守自己的节操。谢翱倜傥有大节，元南侵后，曾随文天祥抗战，后别去。在闻得文天祥殉国后，悲不自禁，只身游浙水，过严陵，登西台，以竹如意击石，歌招魂之词，祭奠文天祥，竹石俱碎，因作《登西台恸哭记》。“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眷焉若失。复东望，泣拜不已”，这字里行间处处可见谢翱心中深切的亡国之痛。

四、结语

宋代山水游记的哲理化倾向，使得“山水游记”这一散文样式得到了新的发展。山水游记不仅仅是作为作家向读者展示山水景物的手段，还是作家抒发内心对山水感物的途径，而这些感悟又使得山水游记的内涵得到丰富，为后来山水小品文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宋代山水游记的新变化，标志着古代山水游记创作的成熟，也是我国游记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参考文献：

[1]林邦钧：《历代游记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

[2]李自修：《宋代游记选粹》，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

[3]（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

[4]（宋）苏辙：《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作者简介：王丽晨，女，汉族，江苏徐州，扬州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