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雅萍

武昌革命新军几位基层小兵仓皇中的几枪，像大清王朝慌乱无章的丧礼上无序的炮仗，响彻长空的枪炮，吓跑了没胆作祟的僵尸，皇帝逊位、共和缔造，大清这只已死的百足之虫终于凉透了。

历史书喜欢贴标签，为历史人物地贴上标签，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分析法实在是误人子弟。与现实里复杂多变的人一样，生活在异时空的人绝非单面人。梅毅先生在《辛亥革命：启蒙、光荣与梦想的革命》一书中，将辛亥年间参与大历史变革的人物小心地放入当时历史语境中，他发现，在中国社会新陈代谢变化节点上，很少有人能超越自己的出身和阶级。

在辛亥革命中，走在前台的是军人，北洋系黎元洪、袁世凯成为共和的实际缔造者。相比美国国父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日本维新三杰，民国总统是老于世故的官场权谋者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是权术士而非改革者。领袖底色逊色太多，这也是百年中国泥足深陷的深层原因之一。

甲午战败、庚子乱局，清廷政局已经摇摇欲坠，抱残守缺是死，除旧布新也是死，武昌起义的主力新军，是政府正规军。辛亥枪响，清廷愁云惨淡，慌了手脚。慈禧死后，上层亲贵政权连统御全局的长袖善舞的权谋者都找不到了。这给野心者以机会。袁世凯出山，“武昌之乱，不必长毛。摄政王乃一高墙内养成的王爷，未经世事；瑞澂、张彪二人，皆平庸之辈，安能镇乱！”

事实上开明、能干的八旗权贵也有，但因身份和其他原因，被排挤出决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