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 李斐, 崔丹, 吕晶, 张元珍

全世界约有13%～15%的夫妇患有不孕症[1],在中国不孕症的患病率达7%～10%[2],不孕症的总患病人数超过4 000万。随着体外受精技术的成熟,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治疗的人数快速增长,中国每年约有140万不孕夫妇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相关研究提示,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者极易受到多维压力源的影响[3],因为实施体外受精治疗是一个长期慢性的过程,常常伴随取卵不利、胚胎数量少、移植失败等问题,体外受精治疗本身以及患者寻求治疗的过程,都会引起患者的一些不良情绪,进而引发焦虑和抑郁情绪[4],而抑郁反过来又会影响体外受精治疗效果[5-9]。因此,研究体外受精者的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对于提高体外受精治疗有效率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国内针对体外受精者的心理状况研究多集中在女性方面,对男性的研究相对较少[10]。本研究拟对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男性抑郁状况以及风险因素进行探讨,旨在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对2011年6—10月期间所有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生殖中心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生殖中心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男性均被邀请参加该项研究。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调查。排除有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史和不能配合完成调查的人员。该项研究已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调查工具

1.2.1一般情况问卷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问卷,包括研究对象的年龄、身高、体重、学历、结婚时间、不孕时间、不孕原因、不孕类型(原发或继发)、是否吸烟、以前有无取精困难、此次治疗费用负担情况。

1.2.2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 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urvey,Depression Scale,CES-D)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Sirodff编制,1990年由张明园译成中文本。CES-D在不同人群中包括接受IVF治疗的人群中的临床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中显示出具有良好的心理测试特性[11-12]。CES-D量表共包括20道问题,分别调查20项抑郁相关症状,采用4级评分法,主要评定症状出现的频度,其标准为:“1”表示没有或基本没有;“2”表示少有;“3”表示常有;“4”表示几乎一直都有,分别赋值为1～4分,总分为20个项目的得分之和,总分在0～60分之间,在临床研究中,将≥16分评定为有抑郁症状[11,14-15]。

1.3　调查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取卵当天,在研究对象等待被安排取精时,由调查人员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的目的、内容和填写方法,获得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后,由调查对象自行完成调查问卷,问卷填写完整后放入信封内(信封由调查人员提供),封口并交回。如因文化水平过低不方便填写者,由调查员逐条询问并记录。共发放问卷726份,有9人(1.24%)拒绝参加,收回问卷717份,其中有46份(6.42%)问卷因填写不完整而删除,共收回有效问卷671份,有效率为92.42%。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运用描述性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对研究对象抑郁情况及其风险因素进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调查671人,其年龄在23～5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4.00±5.19岁;BMI平均值为23.8±5.21 kg/m2;研究人群中,有37.25%是初中及以下学历,37.86%为大学及以上学历;大多数人(64.09%)有1～6年婚史;71%的人有1～6年的不孕史;女方因素不孕(51.12%)占不孕原因的绝大多数;53.06%的调查对象有吸烟史;仅14.61%有取精困难史;约51.86%的人有中度的经济负担。见表1。

表1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男性基本情况

2.2　抑郁现状分析

本研究的671人中,依据CES-D进行筛查,其中有87名男性具有抑郁症状,抑郁症状的筛出率为12.97%。见表2。

表2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男性抑郁情况 n,%

2.3　抑郁相关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调查对象是否检出抑郁症状为因变量,以个人基本情况、学历、结婚时间、不育时间、不孕原因、是否吸烟、此次治疗费用是否吃力、是否是原发性不育、以往有无取精困难等因素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孕原因是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男性抑郁检出的风险因素,与不孕原因为女方因素相比,不孕原因为双方因素和不明原因不孕的男性抑郁检出率分别增加2.49(95%CI=1.40～4.45)倍和2.25(95%CI=1.21～4.17)倍。见表3。

3　讨论

3.1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男性的抑郁检出率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过程被认为是一个多维的压力源[3],在进行体外受精治疗的过程中,患者极易出现不良情绪。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男性中抑郁检出率为12.97%,远高于意大利(6.9%)[16]、瑞士(5.1%)[17]以及美国(3.8%)[18]等其他国家的调查结果,与我国台湾地区的调查结果(17%)[19]比较相近,但明显低于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男性的抑郁检出率(49%)[10]。这可能与使用的抑郁自评问卷不同、调查的时间不同以及所调查的样本来自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关。

表3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男性抑郁状况及相关因素

以往关于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患者心理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而对男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患者应包括夫妻双方。相关研究表明,与可以正常妊娠的夫妻相比,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夫妻双方均有较高的抑郁检出率[20]。在中国,传统观念认为一个家庭至少要有一个孩子,否则这个家庭就是不完整的,这势必会给不孕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同时,还有部分人认为不能自然受孕,而需要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会被其他人嘲笑,甚至不敢告诉朋友自己在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另外,由于体外受精治疗结局的不确定性,也会加重其心理压力,造成心理抑郁情况,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自卑、孤独等,甚至产生性功能障碍,进一步加重抑郁心理,造成恶性循环[21]。这不仅严重影响自身的健康,还会影响到家庭关系,严重时甚至会危害社会。因此,探讨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男性患者抑郁现状及风险因素,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减轻压力和抑郁症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2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男性其抑郁发生的风险因素

本研究发现,不孕原因是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男性抑郁发生的独立风险因素,这一现象在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女性患者中也同样存在[22]。与不孕原因为女性者相比,不明原因不孕的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男性抑郁检出高2.25倍,结果和Helena等[17]的研究结果一致。相对于明确不孕原因的患者,不明原因不孕者不能针对不孕原因进行有的放矢的治疗,从而产生较大的压力;此外,体外受精治疗可能是不明原因不孕者在尝试其他治疗方式失败后的最后一线希望,加上其过程冗长、费用昂贵、成功率有限,所以会给患者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和抑郁情绪。

双方因素不孕是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男性抑郁的另一个风险因素。对于被诊断为双方因素不孕者,其治疗困难更大,治疗效果更差,产生的心理问题也就越大。本次研究中,与女性因素不孕相比,男性因素不孕的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男性抑郁检出风险不高。虽然有文献报道,被诊断为男性因素不孕的男性与被诊断为女性因素不孕的男性有更高的心理压力[23],但有研究证明,男性因素不孕是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男性抑郁检出的风险因素[17]。这可能与单方不孕者的体外受精成功率相对较高有关。

综上所述,相比其他国家,我国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男性有较高的抑郁检出率,不孕原因尤其是双方不孕和不明原因不孕是男性抑郁检出的风险因素。因此,医务人员应加强对诊断为双方不孕和不明原因不孕男性的关注,发现征兆后,及时加强心理疏导,缓解其心理压力,减少抑郁的发生。本研究仅对武汉市2家三甲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进行研究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倚,今后有必要在更多地区选择不同等级的医院进行分层抽样,进一步了解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男性其抑郁情况及风险因素。

(致谢：诚挚感谢自愿参加本研究的所有男性,感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生殖中心和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生殖中心全体工作人员给予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