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飞 孙慧武 韩杨 耿瑞 刘龙腾 赵蕾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目前和未来我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作为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重要板块，“三渔”应根据乡村振兴总部署明晰发展战略。研究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三农维度”框架，结合渔业产业发展现实和产业特性，构建了包含“三渔”发展基础、渔业、渔村、渔民的思维逻辑分析框架。理清了“三渔”发展现状，剖析“三渔”发展基础、渔业产业发展和渔村（乡、港）自然、人文、政治环境，以及渔民生活等四方面存在的系统问题与难点，提出夯实“三渔”发展基础、渔业产业兴旺发达、渔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渔民生活富裕的建议。

关键词：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渔业；渔村；渔民

中图分类号：F307.4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8）04-0166-07

Abstract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primary tool for developi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t current and in future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total rural vitalization plan， the “Three Fisheries” a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hould have clea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frame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s thriving businesses， pleasant living environments， rural civilization，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rich life of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ies， combine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ishery， we built the thought and logic analysis framework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Three Fisheries”， fishery， fishing village and fisherme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ree Fisheries” was clarified. The existing system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hree Fisherie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fishery industry development， natur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fishermens life were analyzed. The corresponding proposals including firming “Three Fisherie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keeping fishery industry prosperous， pleasant living environment， rural civilization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fishing village and fishermen rich life aiming at solving the four problems were put forword.

Keywords The new era；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Fishery industry； Fishery village； Fisherman

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不平衡突出的是城市与乡村间的不平衡，不充分更多的是乡村发展不充分。同时，农村将仍是重要生产、生活区域。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为14.3亿，2030年为14.5亿。2016年底，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為41.2%、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7.4%，比2012年分别提升5.9和4.8个百分点，即使按照这个城镇化速度，在我国全面实现小康后，仍有约7.8亿人口是农民和5.7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基于新时代和农业发展阶段的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该战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脉相承的延续，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为总要求，涉及农村的经济、生态、文化、社会、政治等，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层面的实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未来一个阶段“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渔业渔村渔民是“三农”的重要板块，为居民提供了1/3的优质蛋白[2]，目前年水产品产量近7 000万吨，已成为居民最重要菜篮子之一。同时“三渔”发展面临着复杂系统问题，公认的严峻难题如近海捕捞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养殖水域污染与收缩、渔民增收压力大等。新时代，“三渔”如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准确定位和更好发展值得深入研究。为此，研究将以“三农”工作总抓手和总要求为框架，探讨新时代“三渔”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1 “三渔”分析框架

1.1 乡村振兴战略的农业农村农民框架

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局限于乡村或村庄这一问题，而是包含农业、农村、农民整体的一项系统性、复杂性、全局性的“三农”工作部署，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个字[3]。产业兴旺针对的是农业问题，主要指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重点是农业产业发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针对的是农村问题，主要指农村自然与人文、政治三维环境，集中指农村建设与管理。生活富裕针对的是农民问题，主要是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提升，侧重于农民收入绝对和相对双增长，这一直是“三农”问题的核心[4]。乡村振兴战略框架如表1。

表1中乡村振兴战略总框架的“三农”维度存在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逻辑关系。农业可以考察的主要指标有产业产值、产业结构、要素生产率等，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5]，由农民中的劳动力要素和农村的土地、生态与自然要素支撑，反过来又促进农民生活和农村生态、人文、政治环境改善；农村可通过生产污染系数、生活垃圾处理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农业科技人员、基层组织等主要指标进行考察，受区域自然禀赋、生产环境偏好、财政支持、农民基层治理参与积极性等影响，又直接影响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环境[4]；农民可由农民收入、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等主要指标考察，受产业兴旺、自然人文政治影响，同时又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最核心要素。

1.2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渔业渔村渔民修正框架

1.2.1 乡村振兴战略框架对“三渔”的适用基础 “三渔”是“三农”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2016年，渔业总产值占大农业的10.35%，渔业村8 416个，占村委会个数的1.50%，渔业人口约1 973.41万人，占农业人口的3.35%，渔业从业人员达1 382万人，占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6.43%。从乡村振兴战略五项总要求来看，渔业与之高度契合。渔业是渔村经济和渔民生计的重要支柱或来源，渔业发展直接关系区域产业兴旺、渔民生活富裕。渔业以水、生态环境为依托，对冷库、物流、交通等基础及加工设施等要求较高，同时池塘等公共资源与建设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渔村家园紧密联系。所以，作为“三农”工作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总部署也适用于“三渔”。

1.2.2 框架修正 相对于大农业，“三渔”有其特殊性，且当下的发展事实需要对三维框架进行适当调整。一方面，“三渔”发展对水等资源环境的高依赖性。渔业资源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是渔业渔村渔民存在的基础与前提，犹如“皮之于毛”。另一方面，经济优先成为我国“三渔”功能的过去式，生态生活社会功能更加凸显，但“三渔”发展面临着捕捞资源衰退甚至枯竭和养殖水域污染的急迫问题，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相去甚远。考虑到“三渔”发展特性及问题严峻性，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框架下，增加资源与环境这一发展基础维度，且为渔业渔村渔民的前提与支撑，处于中心位置，构成新时代“三渔”发展的分析框架，“三渔”间的逻辑关系与“三农”的一致（如图1所示）。

2 “三渔”发展现状

渔业是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确定的“以养为主、养捕加相结合”方针引领和几代水产人的深耕细作与努力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适时提出“坚持生态优先、养捕结合、以养为主”发展方针，深入开展渔业转方式调结构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渔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2.1 “三渔”发展基础

水域是渔业最重要的基础依托，我国拥有丰富的养殖与捕捞水域资源。养殖方面，淡水水域占绝对地位。2016年我国（大陆）养殖水域面积达834.63万公顷，较2012年增长3.19%，其中海水养殖面积216.67万公顷，淡水养殖面积617.96万公顷，分别占养殖面积的26%、74%。按养殖水域分，池塘、水库、海上养殖面积最大，分别占总养殖水域的33.10%、24.09%、15.02%，然后依次为湖泊（11.87%）、滩涂（7.26%）、河沟（3.21%），其他养殖水域约占5.45%。另外，2016年全国还有稻田养成鱼水域面积151.61万公顷，占全国水稻播种面积（3 016万公顷）的5%左右。

捕捞方面海洋占绝对地位。我国拥有1.84万千米的漫长海岸线，形成了由北至南分布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域，总面积达47 270万公顷，其中海洋渔场面积达28 000万公顷，四大海域渔场面积相差较大，占比依次为南海（65%）、东海（19.6%）、黄海（12.6%）、渤海（2.8%）[6]，另据渔业资源调查，我国海洋生物资源蕴藏量大约为1 600～1 800万吨，可捕量约为800～900万吨[7]。我国内陆水域约3 942万公顷，占较大的是湖面（756万公顷），河沟水面（528万公顷）[6]，除养殖外，大部分水域具备捕捞条件。

2.2 渔业产业发展现状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等有关资料统计的渔业产业数据指标主要包括產量与产值两类。从水产品产量来看，形成了养殖为主、沿海与内陆平分秋色、鱼类品种居多的产业格局。 2016年水产品产量达6 901.25万吨，较2012年增长16.82%。作业方式上，具有“养殖为主、捕捞为辅”的特征，养殖约占水产品产量的74.51%。沿海与内陆水产品产量分别为50.57%、49.43%。产品以鱼类为主，占58.54%，其次是贝类，约占22.16%。另外，远洋渔业发展迅速，2016年产量达198.75万吨，较2012年增长62.45%。

从产值来看，渔业产业以第一产业为主，其中又以养殖为主。2016年我国渔业经济总产值23 662.29亿元，较2012年增长36.60%，一、二、三产业产值比例为51∶23∶26。渔业产值为12 002.91亿元，较2012年增长32.65%，海水与淡水产值比为54.96∶45.04，养殖与捕捞比为78.80∶21.20。同时，近年休闲渔业快速发展，2016年产值为664.54亿元，较上年增长35.82%。另外，水产品是大农业的传统优势贸易产品，2016年实现出口额301.12万美元，稳居大宗农产品出口首位，出口顺差113.64亿美元，仅次于蔬菜[8]。

2.3 渔村自然人文与政治环境现状

2016年我国有渔业乡756个、渔村8 416个、渔业户495.48万户，是农村的重要基础单元。《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关于渔村基础设施的主要指标有冷库、渔港、原良种场、种质资源保护区和水生野生保护区。2016年全国水产加工冷库8 595个、渔港180个（沿海中心渔港66个、沿海一级渔港82个、内陆重点渔港32个），分别较2012年减少240个和增加11个。同时，全国拥有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84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523个和国家级水生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25个，较2012年均稍有增加。

渔政管理、科研与科技人员是渔业渔村治理的重要推动力量。2016年，全国有渔政执法机构2 780个，渔政管理人员39 106人，分别较2012年降低6.37%和增长8.51%，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898人，占2.30%，持渔业行政执法证27 631人，占70.66%。全国有渔业科研机构103个，科研人员6 726人，分别较2012年减少7个、213人。水产技术推广机构13 463个，实有37 615人，较2012年分别减少1 248个、4 983人。

2.4 渔民生活现状

相对于农民整体，渔民的生活较富裕。2016年，渔民人均纯收入达16 904.20元，较2012年增加了50.18%，比同期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 363元）高出37%。从收入结构来看，渔民家庭以经营性收入为主（约为89.46%）。国外经验及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劳动者收入与产业劳动生产率紧密相关。2016年渔业劳动生产率约为50 800.06 元/人，较2012年（35 164.65元/人）增加 44.46%，是同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1.89倍。

3 “三渔”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根据乡村振兴战略逻辑和渔业渔村渔民分析框架，“三渔”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难点可归为四方面。

3.1 “三渔”发展基础亟需巩固

渔业产业发展受资源环境硬约束趋紧，严重威胁着“三渔”可持续发展。养殖业方面，高密度水产养殖造成的水资源环境污染问题突出[9]，江河湖泊休养生息和水污染防治使得传统水产养殖水域进一步收缩，如仅湖南洞庭湖区三市2017年上半年就拆除矮围网围达28 340公顷，占2016年湖南省水产养殖面积的约5.97%，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四川等多个渔业大省也都开展了类似的行动，这进一步加剧了水产养殖业的资源紧约束。捕捞业方面，以“东海无鱼”为典型的近海水域荒漠化和“长江水生生物锐减”为代表的内陆水域渔业资源衰退趋势明显。随着渔业资源衰退，曾经是我国淡水渔业“摇篮”的长江（口）已经成为全球50个生态敏感区之一[10]。据绿色和平组织2016年6—8月对8省22个渔港的实地调研，上岸流通的鱼类个体数中食用经济鱼类仅有38.61%，而食用经济鱼类中的75%是尚未发育成熟的幼鱼，在资源评估信息确定的44种鱼类中，40种已经被过度利用、资源衰退甚至是枯竭，另外4种也基本处于完全开发、或是数量呈下降趋势[11]。近海渔场渔汛消失和渔获物低值化、幼小化现象普遍，已给捕捞渔业带来严重威胁[12]。

3.2 渔业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大，产业管理，手段缺乏

3.2.1 要素成本上升，结构矛盾问题突出，转型升级压力增大 近年渔业劳动力、塘租、燃油等要素成本上升较快，水产品竞争力趋降和利润空间收窄。同时，我国面临着印度尼西亚、越南等水产品同构竞争威胁[13]。渔业产业中二、三产业比重较低，2016年分别仅为22.9%、26.4%，显著低于同期国民经济结构相应产业（39.8%、51.6%）。渔业产业多元化、融合化、高值化发展需要提升，特别是水產品加工业、休闲渔业提升空间较大。目前我国水产品加工率仅为34%，远低于日本、美国、秘鲁等水产发达国家的水平（60%～80%）[14]。在最近九部委出台的《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第一批）》名单中，水产品种仅有4个，占总品种数的6.45%，低于渔业产值占大农业产值比重（10.35%），也与传统出口优势农产品地位不相符，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渔业优势并未真正转化为高值化产品或产业。

3.2.2 产业管理手段需改进 渔业产权不明晰，渔业准入特别是捕捞业监管困难，电毒炸鱼、涉渔“三无”船舶、“绝户网”等屡禁不止，捕捞强度严重过剩，按照我国海洋可捕量800～900万吨计算，我国自1994年开始已经超过这一水平并持续增加，至2016年达1 300万吨，过剩捕捞44.44%～62.50%。养殖水域、滩涂缺乏规划和监督，资源使用无序开发问题严重[9]，养殖环节或流通中违禁品滥用引起的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伴随着远洋渔业快速发展和缺乏宣传及监管不力，国际负面声音不可忽视，2016年较上年已呈负增长态势。

3.3 渔村自然、人文和政治环境有待进一步提升

3.3.1 渔村生态宜居方面 与渔民美好生活需求严重不平衡。渔村特别是近海捕捞为主的渔乡（港），存在功能区划缺乏科学合理性的问题，真正以生活为主的较少，大多数仍以生产为主，是加工、储藏、流通、渔家乐的区域，生活只是辅助功能，生活环境需求和对渔村生态保护意识较低，加上疏于对生态环境的监督与管理，生产生活污水、垃圾乱排乱放现象仍频繁可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渔村（港）“脏乱差”的局面与生态宜居家园要求相去甚远。

3.3.2 乡风方面 人际关系、文化传承、教育水平、守规诚信等需要提升。渔民间的社会和谐度有待提升，邻里社会生活交流沟通较少。传统习俗与文化传承氛围不浓厚，“祭海”、“赶海”、“开渔”等渔文化或传统节庆所剩无几，目前尚无一个渔村（港、镇）建有以展示“渔文化”为主的场所。受教育资源和父母认知限制，渔民子女素质教育相对落后。渔村违规违法作业和生产、渔乡消费欺诈行为（如天价鱼、天价虾）时有发生。

3.3.3 渔村治理方面 基层组织弱、公共资源管理无序等问题突出。渔业科研与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都呈下降态势，管理体系仍需完善，基层组织领导能力较弱。缺乏激励性的参与机制，法律法规不深入，渔民生产和生活组织缺位，渔民集体事务治理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低。渔业资源利用与养护无序、公共基础设施落后。“渔霸”问题在个别地方仍较突出，扰乱了区域公共和社会秩序。

3.4 渔民持续增收压力大

渔民生活富裕的关键和最重要基础就是收入持续增加。然而，近年来渔民增收已持续放缓，特别是随着资源衰退、水环境保护和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以及柴油补贴政策调整，渔民收入进一步增加压力较大。目前渔业行业特别是捕捞渔业资本化趋势明显，监督管理不到位，与渔民争资源、争利润问题愈发突出，同时因捕捞渔民缺乏就业渠道和生存技能有限，传统渔民生计的问题不可忽视。

4 乡村振兴布局下“三渔”发展战略

新时代，“渔业渔村渔民”应在乡村振兴战略总体布局和逻辑框架下，结合其产业特殊性和产业发展基础，针对突出问题与难点，继续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绘写“渔业产业兴旺、渔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渔民生活富裕”的“三渔”优美画卷。

4.1 “三渔”发展基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总体上，应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树立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思想观念，加强渔业资源（数量与质量双重维度）与生态环境恢复和保护工作，还渔业及其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的生机活力，夯实“三渔”发展基础，具体可从养殖和捕捞两类着手。

4.1.1 推进绿色、健康养殖 针对养殖渔业存在的污染水源、高密度等生态环境问题，一是加大主要江河湖泊与重要饮用水源地的水资源污染和环境保护，积极发挥“以水养鱼、以鱼净水”作用，合理与适度拆除矮围网围养殖设施。二是严格控制和不同水域、不同品种、不同养殖方式的密度，加强水产品养殖监管与执法，严格规范和加强养殖、流通环节违禁品投入。三是通过生态效益补偿或财税信贷优惠政策，进一步实施绿色健康养殖示范工作，建立健全绿色养殖机制，扩大绿色健康养殖面积比重。

4.1.2 坚持从扩大增量和降低捕捞量两方面发力 针对捕捞业及渔业资源环境面临的问题，应结合海洋强国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扩大增量。加强增殖放流科学性论证与效应评估，提升工程效率。扩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等范围，提高水生生物索饵场、排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等保护的针对性。加大近海海域污染治理力度，提升渔类生存繁殖环境。另一方面，降低捕捞强度和捕捞量。通过生态补偿制度与政府购买过剩捕捞量政策及相应配套措施，推进渔民退捕和减产转业。在长江及重点水域推行实施禁捕制度，完善近海伏季休渔制度[15]。贯彻落实现有渔船、网具、船员等要素准入制度，提高执法力度与效果，通过提升发现概率与惩罚力度增加违规作业机会成本，减少涉渔“三无”船舶、“绝户网”和电鱼、炸鱼和偷鱼等违规行为，真正有效减少酷捕滥渔和降低捕捞强度。借鉴耕地、集体林、草原等自然资源制度安排，尝试在适度层面（如渔民、渔船村、社区、乡镇、县、市等）进行捕捞渔业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或资源总量控制制度[15]，建立渔民主动参与渔业资源养护、违规监督等的激励机制。参考河长制体制，探索近海、重要水域的渔业资源养护、利用监管机制与责任体制。

4.2 渔业产业兴旺：多元化、融合化和高值化

按照“产业兴旺”的渔业经济发展总要求，构建现代渔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渔业产业多元化、融合化、高值化，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4.2.1 渔业产业多元化 在坚持水产养殖、捕捞、加工等产业发展，提升养、捕、加环节科技水平，引导产业绿色转型同时，多措并举大力促进增殖渔业和休闲渔业发展，充分发挥渔业的生态生活功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休闲旅游和体验渔业等需求。加强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和资源开发监督，因地制宜分类分区养殖。另外，扩展远洋渔业内涵，通过建立技术援助、股份合作等方式在国外或远洋建立生产基地，加強远洋渔船监督管理与远洋渔业正面宣传。

4.2.2 渔业产业融合化 借助电商销售平台，缩减生产与销售和消费间的距离，延伸渔业产业链。发挥渔业“养鱼、捕（钓）鱼、赏鱼、吃鱼”的全产业链特性和挖掘渔文化底蕴内涵等，促进渔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4.2.3 渔业产业高值化 充分发挥“互联网+”和品牌在渔业产业中的支撑作用和引领示范效应。注重休闲型、功能性水产食品研发，推进水产副产物（皮、骨、内脏）资源化利用，提升渔业产业价值。

4.3 渔村三维环境：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渔村方面，紧紧围绕建设“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人居自然、人文和政治三维环境的新型渔村（乡、港），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和完善集体行动机制。

4.3.1 渔村“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方面 加强渔村生态环境监管治理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渔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大渔村污水、垃圾等处理力度，优化渔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空间布局，促进渔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环境。以水、电、路、气、通讯和医疗卫生为主要内容，加强渔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渔村公共服务短板

4.3.2 渔村“乡风文明”的人文环境方面 应紧抓教育和文化传承，抓住十九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机遇，积极推动落实渔村义务教育，结合渔村“小、散、偏”的特点和针对渔村劳动力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的问题，多村联合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积极开展成人教育和网络教育，提高渔村人口整体教育和素质水平。以重点文化渔村为中心和依托，争取财政支持建设“渔博馆”，传承渔文化，为渔业产业发展挖掘和增添基础元素。

4.3.3 渔村“治理有效”的政治环境方面 建立健全基层组织工作考核制度，提升基层组织工作能力，充分发挥渔村这一基层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培养造就“懂渔业、爱渔村、爱渔民”的“三渔”工作队伍。针对渔业较高流动性与公共品属性的资源特性和治理无序问题，应调动社区积极性，营造良好氛围，结合“双创”工程，鼓励与支持建立渔民协会等社会组织。因地制宜，宣扬乡规民约，探索能人、乡贤、生产或社会组织等参与机制。构建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渔村有效治理体系。

4.4 漁民生活富裕：增进共享、拓宽渠道，增加渔民收入

4.4.1 增加财政支持和改进经济共享机制 构建现代渔业渔村产业体系、加强科技研发及应用，在渔业产业兴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增进渔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改革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财政支渔存量资金的同时，充分运用WTO规则，瞄准渔业生态效益与功能，争取从渔业生态效益补偿、低碳渔业、渔民生计、打造渔村（港）经济区等方面实现增量，引导渔业产业向健康、绿色、持续方向转型。

4.4.2 拓宽渔民收入渠道 建立健全渔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加强渔民就业培训，提升渔村人力资本水平。积极支持和鼓励渔村劳动力相关人员就业创业，拓宽渔民增收渠道。结合渔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健全渔村社会保障体系。多渠道提高渔民收入，实现渔民生活富裕，提升渔民生活质量和获得感、幸福感。

5 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是当下和未来一个阶段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总抓手。作为“三农”的重要板块，“三渔”具有对资源与生态环境高度依赖的产业特性。同时，“三渔”是“三农”的排头兵，渔业劳动要素生产率较农业高约90%，渔民人均收入是农民的1.4倍。但是，“三渔”也面临着系统难题，包括资源衰退与水域生态环境污染、渔业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大、渔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落后和渔民持续增收难等。未来，“三渔”应该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总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夯实发展基础，加强基层组织工作与完善集体行动机制，增进共享机制和拓宽渔民增收渠道，促进渔业产业转型升级、渔村发展、渔民持续增收，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渔业现代化之路，努力于2035年基本实现渔业渔村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渔业强、渔村美、渔民富的“三渔”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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