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彦伟，龙 腾，顾守柏

（上海市建设用地和土地整理事务中心，上海 200003）

0 引 言

土地整治已被纳入到国家层面战略布局[1]，其战略目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变化[2-5]。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如何实现土地整治1.0阶段向4.0阶段的战略升级转型，在理念定位、目标内涵、范畴模式、实施路径等方面充分回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更好地满足人民新需求，成为中国土地整治发展的当务之急。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普遍开展土地整治开始，经过探索起步阶段，2008年起进入跨越发展阶段，土地整治从以补充耕地为目的 1.0阶段逐渐沿着耕地数量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整治、城乡统筹型的区域土地综合整治、绿色化整治等主线演进至 4.0阶段[6]。土地整治 4.0阶段既是土地整治的高级阶段，也是土地整治战略转型的主要表现，土地整治战略目标已从耕地数量质量建设升级转型为生态文明建设[3,7]、新型城镇化[2,4,8]和农业现代化[4-5]。相比以往土地整治，土地整治4.0阶段以绿色化为主要特征[6]，建设生态农田、修复受损土地、改善人居环境；以跨界融合、平台建设为基本手段[9]，打造融合生态化、人文化、减量化、城乡一体化[10]的“土地整治+”新格局[11]；以重构乡村空间为主要任务[5]，优化郊野地区三生空间[2]，全域协同推进土地综合整治，为振兴乡村提供基础空间保证。相应地，土地整治工程也从“搬土填坑”的斑点式整治逐步转向以“田水路林村厂”为工程对象的区域国土综合整治。

土地整治工程是实现土地整治战略目标的基本承载，工程建设标准则是实施土地整治工程的基础指针。土地整治战略转型过程中，如何制定符合当地特征的工程建设标准，使得工程建设标准真正成为引领土地整治工程建设，实现土地整治战略目标的有力武器，成为当前土地整治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方面。然而，中国当前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的编制滞后于土地整治发展形势的情况突出，在工程目标导向、工程体系设计、工程内容、绿色化整治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标准对土地整治战略转型的响应亟待加强。为此，上海土地整治主动调整站位，围绕新时期土地整治战略转型目标，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编制新的上海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的重大课题，编制形成了上海市土地整治首个地方标准——《土地整治工程建设规范》（标准编号：DB31/T1056-2017，以下简称“标准”），可为全国土地整治标准化建设提供参考案例。

1 现行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网络多数据库查询的方式，笔者梳理了16项土地整治工程建设相关标准，包括 1项国家标准（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 30600-2014），2项行业标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 TD/T 1033-2012，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程TD/T 1045-2016），13项各省区市（分别是上海、湖北、广西、湖南、新疆、陕西、山东、江苏、吉林、海南、贵州、广东、河北等）地方标准（技术规范）。从标准层级、地域分布来看，这些标准基本反映了全国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的整体状况，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从标准内容和功能来看，工程建设标准规定了土地整治工程的建设目标、原则、工程体系以及工程标准，是各地土地整治方面的主要标准，是土地整治项目立项、建设、验收和资金审计的主要依据，对工程活动有决定性指导作用。对照中国土地整治战略转型目标，结合国外先进经验和上海市土地整治创新实践，中国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工程体系设计及土地生态整治技术体系建设有一定的滞后性，未能与时俱进地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12]。虽然现行部分标准提出了田水路林村的工程建设标准，但各地在实践过程中，土地整治项目片面追求“田成方、路成网、渠相通、树成行”所造成发生的农村原生生态景观风貌破坏[13]、生态系统结构和服务功能受损[14-15]等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一是基层管理和技术人员认识不足，仅将“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和生态文明建设“挂钩”，没有充分认识到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二是当前土地整治工程建设的大量硬质化田间道路、农沟农渠，减少了动物自然栖息地，且防护林中乔灌草植物配置单一化问题突出；三是各地普遍缺少针对区域景观生态建设的工程标准，鲜有在农村景观风貌、退化生物生境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标准规定。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鼓励各地区加快标准升级步伐、提高建设标准、依法制定更加严格的地方标准，构建完善区域土地生态安全格局的土地整治工程体系和措施，以标准引导思维转型和支撑工程活动。

2）以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为导向的土地整治工程内容难以对现代生态农业形成有效支撑。相比传统农业，现代生态农业更注重现代科技运用下的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以及可持续农业方式[16-17]。而中国现有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却对其关注不够，鲜有生态农业工程内容。近年来，上海将都市现代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主要方向，以生产保障为主体，兼具生态建设、休闲生活服务、生物技术载体的多元功能，并倾向于环境友好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生态农业种养模式[18]。但上海2010版工程建设建设标准（《上海市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技术标准》DG/TJ08-2079-2010）以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为导向，偏重种植业，缺少对种养结合农业工程、休闲农业设施配套、农业生态维护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和工程手段[19]，在进行农田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时忽视了现代高新技术的引入。

3）以农地整治为主体内容，缺位于实现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新型城镇化。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大多偏重于农用地的整治，重点关注耕地的调整、田块的规整和耕地改造方面等内容，对农用地和村庄用地的协同整治关注较少。现代土地整治要求全域协同[20]，将农地和建设用地纳入一体化整治，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11,21]。现行工程建设标准鲜有关注村庄建设和建设用地整治，上海2010版工程建设标准虽然提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工程框架，但却没有给出具体工程建设内容。而在国家标准中，《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更偏向关注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欠缺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的内容；《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程》则要求各地自行探索，其他省份并没有就建设用地整治提出相应工程标准规定。

2 标准编制技术思路

2.1 上海土地整治形势与创新实践

作为特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近年来上海土地整治面临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土地整治战略转型需求迫切。一是乡村发展滞后且动力不足[11]，郊区农村村落中空心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老龄化趋势明显，劳动力流失情况严重。二是土地生态空间受到严重挤压[22]，从2009年到2013年，伴随着建设用地的扩张，上海市耕地减少6.15 km2，林地减少1.77 km2，水域减少1.78 km2。三是郊区高品质生态空间和休闲空间供给不足[11,19]，生态空间稀缺与居民的自然体验、户外休憩需求的矛盾日益凸显。四是都市现代农业的基础建设亟待加强。另一方面，经过多年开发整理，传统耕地后备资源已十分有限[10]，上海市境内的未利用地及采矿用地中，宜耕后备土地资源的总面积仅有10 634.45 hm2，且大部分为沿海滩涂，限于生态保护，土地整治难度大且成本高昂。

为此，上海开展以郊野公园建设、建设用地减量化、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土地整治+”实践等土地整治创新实践，研究实施以装配式沟渠配套、低碳循环生态化农沟、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人工湿地、生物逃生通道等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上海土地整治初步实现了战略转型升级，迈进土地整治4.0阶段[23]。围绕营造美好生态环境的目标，上海以郊野公园建设（规划建设21个，总面积约400 km2；截止2017年底已经建成7个）大力推进绿色化整治工程，加强退化生物生境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域景观提升和恢复等工作，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和建设，着力构建区域土地生态安全格局。围绕城乡融合和美丽乡村的目标，上海加强农用地和村庄用地的协同整治（2015—2017年，完成农村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641.42 hm2），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围绕提供高品质生态农产品的目标，上海土地整治工程开展农村土地整理复垦（2015—2017年，农村低效工业用地减量2 556.43 hm2），修复受损土地，建设高标准生态农田，从而推进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农村地域结构重构和农民就业结构调整[6,24]。

2.2 标准编制目的

土地整治战略转型为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的顶层设计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标准编制提供了基本指针。同时，土地整治4.0阶段的上海土地整治创新实践为标准编制提供了充足样本支撑。研究编制上海新的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系统性解决当前工程建设标准存在的问题，成为落实土地整治战略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上海土地整治创新实践的系统总结。

2.3 标准编制技术路线

《标准》的编制要落实土地整治转型战略，为 4.0阶段的上海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活动提供科学依据，要将促进上海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作为上海土地整治的基本目标，构建相应的工程体系和措施加以落实。应用实地考察、半结构访谈的方法，通过在郊野公园项目、建设用地减量化与土地修复项目、浦东南汇滩涂成陆土地盐碱化改造项目等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以及松江家庭农场、崇明稻蛙共养农田等处实地调查、走访承包户等形式丰富一手资料，总结了上海土地整治创新实践；搜集国外人工湿地等相关标准规范，跟踪借鉴国内外土地整治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向农业、水利等10余个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以及 9个郊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相关乡镇等征求了意见。依照国家、行业、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采用系统工程方法，综合平衡“田、水、路、林、村、厂”等土地整治要素，科学合理调整上海土地整治工程体系，研究建立符合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自然特点的工程建设标准和建设内容，统筹考虑原标准中新增、深化和优化3个方面的工程建设内容，组织土地整治各参与主体和相关领域专家开展讨论、咨询、审查、论证等会议 21次，编制形成新的上海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如图 1所示）。

图1 《标准》编制技术路线框架图Fig.1 Technology roadmap for standard compilation

3 标准编制重点与核心内容

3.1 重建土地整治工程体系

工程体系是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的核心内容，是为实现土地整治目标而进行的工程内容的总体设计，是土地整治战略目标的工程要素表达。工程体系调整要坚持目标导向，按照科学性、一致性、相对独立性、路径依赖原则，运用系统工程原理，构建基于上海土地整治创新性实践的、涵盖土地整治所有工程要素的体系，重点增强对于生态景观建设、现代农业发展、现代乡村发展和良好人居环境建设三大方面的工程建设内容[11,19]。对照土地整治战略转型的基本要求和上海土地整治目标，研究从新增、调整和优化 3个方面重建上海土地整治工程体系，在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其他工程等五大工程体系基础上，新增土地修复、生态环境整治等工程，解决土地整治工程对土地整治转型战略的不适应问题。新的上海土地整治工程体系分为8个一级项目，29个二级项目，56个三级项目（表1）。新形成的工程体系具有如下突出特点。

1）坚持目标导向，高位统筹土地整治工程一级项目。依据土地整治战略转型的基本要求，按照系统工程原理，新增土地修复工程一级项目，为防范工业用地复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环境污染风险、复垦后土地生态修复治理等提供了工程实施依据，填补了建设用地减量化工程的标准空白[25]；针对保留型和保护型村庄，从规划、建设和文化 3个层面研究建立村庄整治工程的全方位工程手段和建设标准，解决运用土地整治手段建设新型城镇化中美丽乡村的基本工程要素难题；从顶层设计、解决区域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出发，大幅扩充原标准中“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的内涵，调整为“生态环境整治工程”，建立包括农田防护、生态建设、环境改善、景观提升等多层次的工程体系，形成土地整治工程解决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综合体系。

2）注重实效，科学确定二、三级土地整治项目和工程标准。针对优质表土资源稀缺、剥离不科学、利用不充分问题，新增“表土剥离工程”二级项目，规定“土地平整的动土范围较大或者土地平整单元内高差大于30 cm时，应开展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规定了土壤剥离、存储和利用 3个关键环节的技术要求。针对都市现代农业及其生态环境建设，放宽田块设置标准，取消或优化新增耕地率、田块长宽以及规模等的规定，新增土壤改良工程、农业辅助设施工程、农业智慧化工程和休闲步道工程。针对村庄整治建设标准缺乏问题，建立房屋建筑、道路交通、市政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景观环境和文化风貌等 6个二级项目，解决土地整治范围内村庄的总体布局提升、人居环境改善、公共设施配套、风貌保护和文化设施建设等问题。

3.2 绿色化整治工程

绿色化整治是土地整治工程的基本方向。标准编制要从构建区域土地生态安全格局的高度，全方位建立绿色化整治工程内容和体系，重点关注区域景观生态建设、退化生物生境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传统土地整治工程的生态化改造等关键问题。

1）在标准总则中厚植生态理念。从对土地整治项目所在工程类型区生态问题的识别入手，将“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景观风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乡村景观风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写入土地整治工程建设目标，确立“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原则”。

2）以“生态环境整治工程”一级项目统领生态建设。根据上海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为保护项目区土地利用活动的安全，保持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或减少自然灾害和污染，保持和提升农村地区景观风貌，基于综合性解决农田防风、岸坡防护、水质净化和景观生态问题，建立“生态环境整治工程”一级项目。规定生物栖息地营造和维护农田生态系统安全的工程措施，提出植被覆盖率、农田防洪标准、农田防护面积比例、水质净化目标条件等方面的具体指标，初步建立了土地整治对于生态环境改善的指标体系。为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制定水源净化、农田渍水生态拦截、农田回归水收集以及源头控制的系统化工程措施方案。为强化土地整治重塑乡村土地利用方式、结构和景观格局的作用[26]，研究设置包含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自然景观生态工程、农田污染防控工程、景观提升美化工程等在内的景观生态工程，通过建设田、水、路、林等要素构成的生态斑块、廊道等生态工程实现污染隔离、为生物提供栖息地、景观游憩等目的，从而展现乡村的自然景观风貌。例如，在田间道路工程中，规定土地整治项目设计应该充分考虑当地生态环境，减少生境破碎化，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扰动，注意生物多样性保护，布置“生态涵洞”和“生态管涵”等生物通道。岸坡防护工程中的生态挡墙护岸采用土质断面，设计常水位以下预留高度0.5 m修筑1.2～1.5 m的平台，并种植水生植物；新增农田污染防控工程，鼓励设立污染隔离带、农田水污染防控池等；通过植物群落式建设，利用植物花卉、颜色、树形和树相，营造出和谐丰富的季相景观等。

表1 上海土地整治工程体系Table1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system of Shanghai

3）系统性生态化改造传统土地整治工程。生态要素在国外土地整治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生态化土地整治规划、设计、施工和评价等有成熟的技术体系[13]。跟踪借鉴国外最新生态化土地整治理念、方法和技术规范，研究提出土地整治生态化规划布局指引，提出田间道路、生态环境整治工程等各项工程的生态化具体工程建设内容和标准。为保持项目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农田异质性，在土地平整工程中设置生态岛（eco-island）等生态工程；以制度化工程化的表土剥离工程，强化对土壤资源的保护。在灌溉排水工程中，提出“生态建设指引”规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沟渠的生态化改造、装配式沟渠、生物栖息地建设等做出要求，并在各项二级项目中落实生态化改造具体工程。在田间道路工程中，要求在道路两侧适当布置绿化，采用透水路面，部分路面可采用泥结碎石路面或砂石料路面等生态型路面；设置休闲步道，宽度0.6～1.5 m，路基材料采用素土，路面材料可选用泥结碎石、木质以及其他生态型材料。

4）以建设用地整治探索“土地修复工程”。开展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是上海土地整治重点内容之一，然而，有调查发现减量化地块存在企业拆迁不当引起二次污染、有毒有害建设用地复垦后直接转为耕地等问题[27]。在充分调查减量化项目特别是低效工业用地复垦项目复垦过程、工程措施、复垦标准的基础上，标准编制通过对当前建设用地复垦整治的主要管理流程和关键环节进行规定，明确建设用地复垦过程中固废、危废的认定标准及处置方法，建（构）筑物拆除、建筑垃圾的分类以及运输车辆的要求，复垦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土壤改良的工作范围，土壤改良、地力培肥的方法以及改良后的目标，污染土壤修复的方法以及改良后的目标等内容，进而构建包含建设用地复垦和土地生态修复在内的土地修复工程，有效避免减量化过程可能对土壤造成的二次污染，缓解污染场地问题，从而保障人居环境与农业生产安全。

3.3 村庄整治工程

村庄整治工程是土地整治工程要素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集中响应，是从全域角度对农地和建设用地一体化整治的统筹谋划。标准编制将村庄整治工程定义为项目区内为村庄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各项建设工程措施。以土地整治为平台、村庄整治为突破口，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通过乡村空间重构与机制模式创新，实现要素整合重组、资源优化配置、农村转型发展，并通过引导城乡要素合理流动，增强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有机联系，从而促进城乡协同发展[28]。从解决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空心化、经济活力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入手，建立村庄整治工程体系，补齐“田、水、路、林、村、厂”土地整治工程要素中最为薄弱的一环，有利于村庄的总体布局优化、人居环境改善、公共设施配套、风貌保护和文化设施建设，提升土地整治区域土地利用效率和水平，进而响应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全域协同整治。

村庄整治应包括规划、建设和文化等多层次丰富内涵。规划层面，结合村庄布点规划和农民集中居住有序引导推进工作，确立分类引导原则，合理布局村庄，明确农村居民点建设方向。针对城乡规划确定的保留型村庄和具有风貌保护价值的村庄，分别提出治理对策、改造模式和规划指标等具体标准，如保留村庄一般采用内部改造模式，而搬迁复垦地处偏远、年老失修、“三线”（高压线、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附近的农村居民点，盘活和重组土地资源，以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质量，促进城乡居民平等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建设层面，协同村庄建设和现代都市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等的关系，提出土地整治工程给予村庄建设的项目内容和建设标准。将传统村落保护与都市休闲旅游业发展、生态文化建设融为一体，发掘乡村自然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景观价值，提出涵盖房屋建筑工程、道路交通工程、市政设施工程、公共服务设施工程、景观环境工程、文化风貌工程等多项村庄整治具体工程及其指标参数，满足人民对生态、活力的迫切需求，以期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例如建筑庭院保持开放，屋顶鼓励采用坡屋顶的形式；公共停车场宜与农用机械停放综合布局；按照村民生活圈，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

文化层面，突出上海乡村建设的地域文化特色，按照传承江南地区农耕文化和历史、体现郊野地区风貌和独特景观的要求，将土地整治项目建设同乡村风貌保护紧密相连，提出乡村风貌保护建设模式和指导性工程标准。从人文要素来看，保护传统民居、寺庙等历史遗迹，保留村庄具有一定年代的公共水井、桥梁等；从自然要素来看，严格保护树龄在100岁以上的古树名木和80～100岁的古树资源，保留对村庄有一定影响、具有一定年代或者重要象征意义的植被。

3.4 现代农业支撑工程

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是“良田良种良法”相结合，基本要求是现代生产要素和组织管理方式在农业生产全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29]。上海将现代都市农业作为农业发展方向，努力实现农村土地利用与城市发展的相互融合，不断促进农村土地利用更好地服务于都市农产品供应需要、都市生态涵养需要、都市休闲观光需要[28]。

完善适应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工程建设标准，主要体现在灵活的田块规模、休闲设施配套、智慧农业等 3个方面。在考虑耕地田块布置时，根据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作物种植的需求，明确提出耕作田块布置应当符合当地现代农业的发展导向、与沟渠道路村庄的布局相协调，放宽了对于田块长度、宽度、规模的限制，与项目区农业生产要求相适应，符合当地群众耕作习惯。划定一定比例的景观型小斑块组成的耕地保护区域，将农田风貌保护与个性化经营、互联网平台相结合，促进耕地保护多样化发展。

新增休闲步道项目，规定步道应服务农业采摘和观光旅游，步道建设采用生态工法，兼顾路面的可透水性和绿化，以降低人工工程对原有自然环境的胁迫和干扰。以步道自身为廊道构建生态景观网络，串联起散落的人文景观节点或斑块，填补传统土地整治工程在景观旅游、休息娱乐、人文和生态保护上的欠缺[30-31]。

以复合利用为原则重新界定“农业生产辅助设施”。按照相关标准配置的农业生产辅助设施，在维持其作为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配套功能之后，在标准上兼顾农业休闲旅游观光需要，以实现农忙、农闲的功能区分和复合利用。此外，《标准》还新增二级项目“农业智慧化工程”，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成果，集成应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互联网技术、音视频技术、3S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及专家智慧与知识的应用，以期实现农业可视化远程诊断、远程控制、灾变预警等智能管理。

4 结 论

国土综合整治背景下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编制应以土地整治创新实践为基础，以土地整治战略转型目标为基本遵循，坚持问题导向，将土地整治工程体系重建、绿色化整治工程、村庄整治工程、现代农业支撑工程等作为工程建设标准的编制重点和标准核心内容，要填补现行标准在生态化、景观化、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方面的不足，克服工程建设标准的滞后性问题，使得标准充分响应生态文明、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农业等土地整治战略转型的基本要求，为新时代土地整治未来发展做好标准支撑，为国土综合整治背景下土地整治标准化提供借鉴参考，推动土地整治规范、有序地进行。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土地整治必须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通过梳理土地整治发展历程，发现中国土地整治再次进入战略转型阶段，以上海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也正在进入土地整治4.0阶段，土地整治的内涵和外延较以往发生了重大变化，土地整治4.0阶段更强调综合整治、平台统筹、跨界融合，而这些新特点、新变化应体现在土地整治工程的目标定位、功能作用、项目划分和工程标准等方面。

2）面对资源环境和土地利用等问题的压力，对于上海等大都市，绿色生态是土地整治的基本导向，新型城镇化是土地整治的发展目标，都市现代农业是土地整治的基石，三者各有侧重，互相耦合，是新时代土地整治前行的基本方向，是《标准》编制的基本依据。《标准》编制全过程贯彻绿色理念，落实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战略，以土地整治工程要素夯实都市现代农业基础，重点实施了五大要点，重建了土地整治工程体系。优化完善后的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不仅是对人与环境之间新变化的反应，也是对乡村振兴、现代农业、生态建设等国家政策的落实。

3）标准编制要吸纳土地整治最新科技成果，并注意与相关技术标准的协调衔接。土地整治工程与农业、水利、交通、林业、城镇建设等多个专业门类密切相关，标准编制要在总结土地整治典型工程案例，探寻土地整治各项工程的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同时，充分汲取相关专业最新工程技术成果和技术规范，按照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管护便利的原则，吸纳最新科技成果。同时，标准编制要在工程类型区划分、工程体系和模式选择、各类工程参数确定等方面做到与相关技术规范及技术指标的协调衔接，避免矛盾和冲突，增强标准的可实施性。

《标准》所提出的工程体系和标准参数是依据上海目前的土地整治实际和发展需求总结而来的，还应根据地域不同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应因地制宜，防止过度整治、过度修复，保证资金合理有效利用。此外，标准在生态工程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后续应加强动态观测监测和科学调控的系统研究，增强实验数据的支撑，从而为标准修订提供理论依据。国土综合整治背景下，如何以标准规范更好的引导土地整治活动，强化土地工程技术研究创新，完善土地生态整治的理论与技术体系，提高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水平，未来还需加强研究和探索。

[1] 吴海洋. 土地整治理论方法与实践[M]. 北京：地质出版社，2014.

[2] 严金明，夏方舟，李强. 中国土地综合整治战略顶层设计[J]. 农业工程学报，2012，28(14)：1－9.Yan Jinming, Xia Fangzhou, Li Qiang. Top strategy design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J].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2, 28(14): 1－9.(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 郧文聚，宇振荣. 生态文明: 土地整治的新目标[J]. 中国土地，2011(9)：20－21.Yun Wenju, Yu Zhenro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new goal of land consolidation[J]. China Land, 2011(9): 20－21.

[4] 刘彦随，朱琳，李玉恒. 转型期农村土地整治的基础理论与模式探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12，31(6)：777－782.Liu Yansui, Zhu Lin, Li Yuheng. The essential theories and models of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China[J]. Progess in Geography, 2012, 31(6): 777－782.

[5]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 地理学报，2013，68(8)：1019－1028.Long Hualou.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J]. Acte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8): 1019－1028.

[6] 郧宛琪，朱道林，汤怀志. 中国土地整治战略重塑与创新[J]. 农业工程学报，2016，32(4)：1－8.Yun Wanqi, Zhu Daolin, Tang Huaizhi. Reshaping and innovation of China land consolidation strategy[J].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6, 32(4): 1－8.(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7] 宇振荣，郧文聚. “山水林田湖”共治共管 “三位一体”同护同建[J]. 中国土地，2017(7)：8－11.Yu Zhenrong, Yun Wenju. "Mountains, water, forests,farmlands and lakes" managing together, "quantity, quality,ecology" protecting together[J]. China Land, 2017(7): 8－11.

[8] 王军，钟莉娜. 中国土地整治文献分析与研究进展[J]. 中国土地科学，2016，30(4)：88－97.Wang Jun, Zhong Lina. Literature analysis on land consolidation research in China[J]. China Land Sciences,2016, 30(4): 88－9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9] 顾守柏，刘伟，夏菁. 打造“土地整治+”的新格局：上海的创新与实践[J]. 中国土地，2016(9)：42－44.Gu Shoubai, Liu Wei, Xia Jing. Creating a new pattern by"land consolidation +":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Shanghai[J]. China Land, 2016(9): 42－44.

[10] 廖远琴. 上海市耕地后备资源宜耕性调查评价[J]. 上海国土资源， 2016，37(1)：19－23.

[11] 庄少勤，史家明，管韬萍, 等. 以土地综合整治助推新型城镇化发展：谈上海市土地整治工作的定位与战略思考[J].上海城市规划，2013(6)：7－11.

[12] 郧文聚，宇振荣. 土地整治加强生态景观建设理论、方法和技术应用对策[J]. 中国土地科学，2011，25(6)：4－9，19.Yun Wenju, Yu Zhenrong. Theory, metho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of land consolidation[J]. China Land Sciences, 2011, 25(6): 4－9, 19.(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3] 王军，钟莉娜. 土地整治工作中生态建设问题及发展建议[J]. 农业工程学报， 2017， 33(5)：308－314.Wang Jun, Zhong Lina. Problems and suggestion for developing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land management work[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7, 33(5): 308－31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4] Wang J, Yan S, Guo Y, et al. The effects of land consolidation on the ecological connectivity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A case study of Da'an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in Jilin province[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5, 25(5): 603－616.

[15] Yu Q, Zeng Q, Yu G. The influence of land consolidation on biomas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J]. Research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2014, 7(17):3656－3662.

[16] 骆世明. 农业生态转型态势与中国生态农业建设路径[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17，25(1)：1－7.

[17] Li Guangyong, Li Xiaoyan, Jiang Cuihong, et al. Analysis on impact of facility agriculture on ecological fun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J]. Procedia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11, 10: 300－306.

[18] 周培，李强. 都市现代农业的四维思考与技术路径[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农业科学版)，2014， 32(1)：1－5.Zhou Pei, Li Qiang.Foou-dimensional thinking and technical route of urban modern agriculture[J]. Jou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Agricluture Science), 2014, 32(1): 1－5.(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9] 孙彦伟. 新时期上海土地整治工程体系的调整策略[J]. 上海国土资源， 2014，35(3)：31－35.

[20] 严金明，夏方舟，马梅. 中国土地整治转型发展战略导向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 2016，30(2)：3－10.Yan Jinming, Xia Fangzhou, Ma Mei. Strategy orientations of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l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new period of China[J]. China Land Sciences, 2016, 30(2): 3－10.(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1] 肖武，李素萃，梁苏妍，等. 土地整治生态景观效应评价方法及应用[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7，22(7)：152－162.Xiao Wu, Li Sucui, Liang Suyan, et al.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effects before and after land consolidation[J]. Jou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7, 22(7): 152-16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2]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Z]. 2011.

[23] 顾守柏，龙腾，刘静. 转型期大都市土地整治的发展导向－上海土地整治与乡村发展论坛会议综述[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4] 龙冬平，李同昇，苗园园，等.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及类型[J]. 地理学报，2014，69(2)：213－226.Long Dongping, Li Tongsheng, Tian Miaomiao, et a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ype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2): 213－22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5] 孙彦伟，龙腾. 土地整治工程体系构建与完善：以上海市为例[J]. 中国土地，2017(12)：51－53.Sun Yanwei, Long Teng.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system：A case study of shanghai[J].China Land,2017(12): 51－5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6] 王军，李正，白中科，等. 土地整理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 农业工程学报，2011，27(增刊1)：340－345.Wang Jun, Li Zheng, Bai Zhongke, et al.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of land consolidation [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1,27(Supp.1): 340－34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7] 方志雷. 上海场地土壤环境调查现状及建议[J]. 安徽农业科学，2017， 45(10)：56－58.

[28] 李文华. 生态保护理念下的村庄整治规划研究[J]. 科技创新导报， 2013， (11)：134－135.

[29] 郧文聚，杨晓艳，程锋. 大都市特色的农村土地整治：上海模式[J]. 上海国土资源， 2012，33(3)：21－25.

[30] 范勇，苗波涛，赵兰勇. 中国国家步道建设及发展状况概述[J]. 山东林业科技，2014， 44(5)：111－114.

[31] 耿哲，李静，童婧婧. 浅析生态步道体系的建立[J]. 安徽农业科学，2010， 38(16)： 8825－8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