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必须放入全球史语境中才能更好地“回归本位”，按照《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StavrosStavrianos，1913—2004）的观点：“人类历史自始便具有一种不容忽视，必须承认的基本的统一性。要确切认识西方的历史或非西方的历史，没有一个包含这两者的全球性观点是不行的；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1]这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论述，如果我们想理解人类社会的整体进程，就必须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为开阔的全球史语境之中，既有二元相交互动的意识，也有复合整体的宏观感觉，这才是更理性地定位自身的方式。这不仅适用于一般意义的通史研究，也必然在各种专门史中体现出来，因为通—专之间本就是相辅相成、彼此印证的关系，无论是交流史、影响史、迁移史还是互动史，无论是政治史、经济史还是文学史、艺术史，都会体现这种特征。

钱林森教授的一颗赤子之心，是我素来十分敬重的。与这代老先生的相交，大致有些隔代结缘的感觉，往往能更多地超越世俗的功利标准而立足于学术本位。虽然他有时未免过于认真而顯得唠叨，但这样的学者，才是代表了一个民族精神薪火相传的真正可能。

我曾提过“中德二元”的命题，强调：“中德文化交流是东西文化内部的两种核心子文化的互动，即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条顿文明与亚洲北方文化的华夏文明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