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昇

一

休宁隆阜，地处新安江上游的横江江畔，依山傍水，地势平坦，在古代传统社会陆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水运备受青睐。隆阜因此成为一个“溪流一线，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的码头。过往的商旅客船经常在这里停靠上岸，因此最初被命名为“拢埠”，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和百姓不断地口耳相传，“拢埠”最终得名“隆阜”。

隆阜戴氏始迁祖戴奢，认为隆阜是个安居乐业、繁衍生息的好地方，遂落户这里，繁衍生息。

隆阜戴氏裔孙戴震为戴天眷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君讳天眷，字申锡，一字梅圃……系出春秋时宋戴族，至南唐国子祭酒、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曰安，谥忠恭。其后，世居休宁之隆阜，于是隆阜戴氏族望江南。迁于杭自君之大父，以盐业，因家焉。”由此可知，戴氏世代聚居在休宁隆阜，祖上皆为颇有威望的朝廷大员，隆阜戴氏因此成了江南有名望的宗族。

笔者在各地搜寻隆阜戴氏宗族家谱时，发现了一份朱熹为戴氏家谱作的序言，文曰：

为人后应当慎终追远，而不可一毫或忽焉。今阅戴氏谱牒，上溯姓源之始，下逮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祖也，系□生以尚嫡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像替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而能之乎！噫兮之，去祖未远问其自而懵然者，愧于戴氏多多矣。（宋绍熙五年焕章阁侍制兼侍讲朱熹题）

从此序言来看，我们窥探到当时隆阜戴氏的望族威望及其显赫地位。除此以外，在該族谱中我们还发现有落款为“宋绍兴三十年菊月右仆射加特进赵鼎顿首拜撰”的序言内容。在传统社会里，文化硕儒和显赫官员同为一族家谱作序，这在徽州宗族史上还算少见的。

吴仁安先生认为：“所谓望族，即是指颇有声望的家族，他们或有财有势，或深孚众望，声名煊赫，雄踞一方，在当地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观戴氏宗族史，既为名门之裔、仕宦之后，又有“柱础碑碣”的实物表征，且得到传统社会舆论的认同。自此，我们大体可以认定“隆阜戴氏族望江南”。

二

宗法制度的核心是世系昭穆。为了奠世系，序昭穆，每个宗族都要首先确立自己的始祖即一世祖。《新安歙西溪南吴氏世谱》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夫水木犹有本源，人而可不知其有祖乎？故能尊祖，则能敬宗，能敬宗，则能睦族，苟能行之，则千载之辽邈犹一日也，百世之禅代犹一人也。”可见，祖先的确立在宗族生活的重要性。在隆阜《戴氏荆墩家谱》上有一段完整的叙述戴氏“溯本追源”的过程：

吾戴始自黄帝轩辕氏姬姓，由少昊、颛顼、帝喾，以下传三十而至帝乙，生三子，长微子启，次微仲，三受德，受德以嫡立封。是为纣王。后无道，武王伐之，封微子于宋，又传七世而至戴公，古谥法有功于民，谥为姓，此戴氏得姓也。又传二十世而至先贤德公、圣公，是为大小戴……又传二十世至济公官，晋尚书始家金陵焉。又传十四世而至胄公，唐贞观时官秦府□军，历官右丞相，直言敢谏，太宗常曰胄清直人也。□□法意，至析秋毫，言若涌泉，上益重之。嗣后子孙散处郡国，有迁新安会稽……吾之始祖安公家□春，而官歙州，夫人廉氏，卒墓歙之篁墩。次子奢公庐墓，终丧后迁隆阜以定居，然奉公为一世祖者，因夫人之墓地也。

由此可见，戴安为隆阜戴氏的一世祖，始迁祖为戴安的儿子戴奢，戴震早期所撰的《族支谱序》也证明了这一点：“盖谱牒所记，戴公以下，护公以上，不审信也。护公（南）唐天中为兵马使，本居歙之篁墩，因戍守婺，留居婺凤亭里。护公子曰寿公，为中书舍人。寿公子曰安公，官银青光禄大夫，谥忠恭。即今隆阜所追之一世，迁隆阜自颜公之子睿公，睿公凡十四传至外公，是为三门之系所起。”

戴奢一名戴颜，字君俭。父亲戴安死后，戴奢奉母避乱，隐居不仕。母亲廉氏去世后，葬在歙县的篁墩，颜公遂命长子卢归婺源县，三子处迁休宁县上溪口，四子虔迁歙县岩寺，颜公和次子睿同居隆阜，为隆阜始祖之。

三

宗祠、族谱作为徽州宗族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在构建徽州宗族制度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宗祠，为宗族活动提供了场所。族谱的维系作用更是不言而喻：“一族之事莫重于修谱”；“家之有家谱，犹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徽州人认为没有家（族）谱，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无之，将见贵不齿贱富薄其贫，吾恐昭穆不分，尊卑失序。宗法不立，嫡庶奚明？势不至等，亲又为陌路，而视陌路为亲亲者，几希夷。吾知谱之所系匪细也。然则家之无谱，不犹国之无史乎？国无史无以纪历代，无以征文献，家无谱，无以明世系，无以溯渊源。谱之时义大矣哉！”

据考证，隆阜戴氏宗祠有五座：荆墩总祠、三甲支祠以及村北头支祠、前中街支祠和后中街支祠。荆墩祠，奉祀隆阜戴氏始祖戴安。近祖戴奢及分门支祖，其规模宏大，三进前低后高，飞阁飘檐，雄伟壮观，厅堂内高悬“圣旨”“诏书”和二十几块尚书、进士牌匾，后身有灵庙三间，供有戴安塑像。大门联：“文章华国，诗礼世家。”荆墩祠前有“剡水钟灵”的石坊，祠旁建有一座八角亭“云起亭”，云起亭共两层，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极为华丽。亭边石栏，引水建，高数丈，溪流入注，直泻而下，声音如雷，使人心悸。总祠院内有六七百年树龄的罗汉松，柏松参天，特别是祠前有一株银杏和一株千年大樟树，枝叶茂盛，姿态优美。三甲支祠，为戴氏三兄弟中进士后所建的宗祠，宏伟程度丝毫不亚于荆墩总祠，这两处祠堂占地甚广，均不与民屋相接。其他三处支祠建筑规模较小，多与民房连接在一起。每年春、秋季，荆墩总祠和三甲支祠总是香火鼎盛，烟火不绝，而其他支祠则人丁凋零。

修谱，是徽州宗族生活的另一重要活动，诚如《平阳汪氏宗谱》所云：“谱之修，为人第一件事，苟代远年湮，生卒莫考，何从汇稿？今议嗣后三十年一小修，五十年一大修。”仅就笔者所能查到的隆阜戴氏家谱，就有由明代戴尧天修撰的《休宁戴氏族谱》，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明天启年间修撰的《休宁县隆阜紫竹园戴氏人房家谱》不分卷，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由清代戴清标修撰的《休宁隆阜戴氏荆墩门家谱》，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由清代戴士衡修撰的《新安戴氏支谱四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1934年修撰的《戴氏荆墩家谱不分卷》，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可以想见，隆阜戴氏修谱是多么频繁。

四

为了巩固宗族统治、加强宗族管理、促进宗族的兴旺发达，徽州宗族一般都有族规家法，来约束和教化其子孙，歙县《方氏族谱》中的《家训》写道：“举先世所传遗训，采其风俗通行永当鉴诫者，隐括成篇，令子孙世世守之，庶几约束行而家道正，心志一而善人多矣。”足见族规、家法对家族以及家族成员具有的重大意义。

根据休宁隆阜《戴氏荆墩家谱》记载，我们总结了一下隆阜戴氏的家规，共八个字：忠、孝、友、睦、学、守、勤、俭：

1.“忠”。“吾祖安公之以忠恭谥也。”这里通过世祖安公的谥号勉励后代，要做到“诵诗、读书、凿井、耕田、牢车、服贾皆君赐也，无欠粮，无玩法”才能达到“此便是良民，此便是忠上”。

2.“孝”。“父母之恩罔极难酬，蠢兹物类当知反哺跪乳可也，人还不如禽兽。”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这告诉戴氏后代不孝顺父母，就连禽兽都不如。“尽孝道者有几百善孝为先”，甚至要做到“不受禄”而“尽孝道”，最后写道“我祖奢正是纯孝以报”，用祖辈的事迹为后代标榜。

3.“友”。“人不知大义家庭感化，合在丈夫耳。”强调男子在一个家庭中要讲“友善”求大义，同时要认识到“人间兄弟不协，先由妯娌不和，男人一听妇”，所以要搞好家族内部每个人的关系，做到团结友善。

4.“睦”。“一族之中，人繁而情勿涣，譬诸千枝万叶，根则同也。”家族成员要看到“本是同根生”，不能因为“酒食之微、田产之细”而导致家族的不和睦。“终身让路，不过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斯言尤可味也。至因争而讼，更非所宜，戒之戒之！”为了和睦，谦让也不失为良计，千万不能因为蝇头小利而致家族成员“争讼”。

5.“学”。“开卷有益書，人宜学也，而习儒者益不容缓。”学习读书，一直被徽州人所崇尚。因而，徽州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传统和“东南邹鲁”的美誉。“我祖太傅德公删《礼》八十五篇，号大戴。圣公删《礼》四十九篇号小戴”，用祖贤来激励后世“读书、学习为第一要务”。

6.“守”。“气节不可不立”，为人处世首先要正直，不能没有气节，“砥砺产隅人始不苟，吾戴氏逵公雅爱琴书，高尚自娱。公斗酒听鹅，超然脱俗”，再次用先祖事例鼓励后世，淡泊名利，坚守气节。

7.“勤”。“勤劳而享饱暖之福，也能共为常弦之佩。”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才能有“饱暖之福”，才能使家族绵延不绝。

8.“俭”。“俭非啬也，奉祖先、养父母，延师教子，行义济人。”保持俭朴的作风不是吝啬，勤俭节约下来的开支可以祀奉祖先、赡养父母、请老师教子孙，还可以行侠仗义，救人于水火。可谓益处多多。

和徽州其他的“巨族大姓”一样，戴氏家规中也强调“抑恶扬善”的中心思想和忠、孝、义、节、俭、睦等基本原则。戴氏家规非常善于利用祖辈的事迹教育后代，这一点在其他家规中很少显现。戴氏族规以及戴氏先贤事迹作为宗族内部重要的精神内涵部分，是后世的行为规范和学习楷模，对戴氏后裔的影响是深刻隽永的。

五

自唐以来，隆阜戴氏一族勤劳、勇敢、智慧，创造了一部不同于一般家族的辉煌历史，他们或“科举中第”“以才入仕”，或“撰述立说”“以文垂世”，或“志于尺幅”“描摹丹青”；或“钻研科学”“实业救国”……

徽州各地流传着不少家喻户晓的科第佳话，如“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同胞两翰林”“一科同郡两元者”“父子宰相”等。隆阜戴氏瞻仰祖贤德公、圣公，谨记先祖“读书、学习为第一要务”的训导，不甘人后注重发展教育，崇尚科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笔者在徽州各地走访时发现有《徽州历代进士名录》，上面载有自宋以来，休宁戴氏宗族共出了二十七名进士，隆阜作为休宁戴氏的溯源，散落休宁各地的戴氏都“出隆阜派”“由隆阜迁此”，所以亦可看作隆阜戴氏的后裔，他们分别是戴元（宋景定元年）、戴静夫（明嘉靖二年）、戴章甫（明嘉靖二十年）、戴侥天（明崇祯四年）、戴英（明崇祯七年，常州籍）、戴应昌（清顺治九年）、戴有祺（康熙三十年，江苏籍）、戴（清康熙三十年，乌程籍）、戴洪（清康熙五十七年）、戴瀚（雍正元年，上元籍）、戴永椿（雍正元年）、戴章甫（雍正八年，浙江籍）、戴源亨（乾隆元年，浙江籍）戴兆复（乾隆四年）、戴天溥（乾隆十六年）、戴第元（乾隆二十二年，大庾籍）等。他们的金榜题名为戴氏宗族增添了荣耀。除此之外，被时人称为“西江四戴”也集中、典型地体现了隆阜戴氏在科举上的成就。据《清史稿》记载，戴衢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戊戌殿试一甲一名，入仕为官前后三十三年，历官至兵部尚书兼应天府府尹、工部尚书充会典馆副总裁，会试正总裁，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太子少师，殿试读卷，会典馆正总裁、体仁阁大学士等职，可谓官高、位显、权重，但他不论是任职地方还是中央，不论是执掌文柄还是理财治兵，均兢兢业业，以“持躬正直，学识淹通，体用兼优，忠勤懋著”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极高评价，亦为同僚和下层吏民所赞赏。其父戴第元亦为乾隆年间的进士，官至太仆少卿。其叔父戴均元，乾隆四十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历官至军机大臣，文澜阁大学士。其兄戴心亨，乾隆四十年与叔父同登进士，翰林院编修，先后典试江南，视学湖北。

除了科举上的巨大成功，真正使隆阜戴氏世人皆知的，是该家族诞生了一位思想巨擘，他被梁启超誉为“前清学者第一人”，胡适曾评价说：“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他就是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戴震。戴震学识渊博，著述丰富，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原象》《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古历考》等，研究领域涵盖哲学、天文、地理、数学、音律、历史等诸多方面，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为数不多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进入近代以来，戴氏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涌现出时代佼佼者（下面仅以隆阜戴氏的琴泉公一支为例）：

隆阜戴氏三十三世孙戴英，字琴泉，为徽州当地的实业家，他一生创办实业：先后集资创设肥皂厂、布厂、油坊等企业并且自任总经理。1911年，产品送南洋劝业会参展，获金质奖章一枚、银质奖章两枚。他还积极地兴办地方教育：先后创办了徽州第一所农业学堂、隆阜小学，戴英还撰有多篇农业新技术的文章，宣传和推广了农业新技术。

隆阜戴氏三十四世孙戴龙荪，先后在南京金陵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任教，是戴震纪念馆前身东原图书馆创办人之一。

隆阜戴氏三十四世孙戴锦荪，历任歙县园艺场副场长、工程师、歙县园艺科学研究所所长、农学会名誉主任、科协副主席，是省人大代表，曾受邀出席1958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戴锦荪曾先后发表农业科学论文35篇，并有《养蜂》专著出版。

隆阜戴氏三十五世孙戴和武，是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煤化学研究所原所长。从事煤化学研究四十余年，发表殊多创见，为高等院校教材和专著引用。他的研究在国内推广应用，曾获多次奖励。

隆阜戴氏家族史，深刻而又绵延，恢宏而不失底色：溯本追源，则源远流长、详订考核；宗祠族谱，则巍巍壮观、世系昭穆；族规家法，则言正词严、循循善诱；文人士绅，则文章魁首、热心公益；后起之秀，则慕祖仰贤、实业科研；贤妻良母，则兢兢业业、夙兴夜寐。

族谱、宗祠是家族精神内涵传播弘扬的最主要物质载体。家族精神内涵又推动了家族建构，为其注入了活力。隆阜戴氏特别善于利用祖先事迹、族规家法进行勉励、训诫，从而敦促家族成员为家族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