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在中国历史上，封禅可谓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而且反复出现的形象工程。《韩诗外传》称，秦以前去泰山封禅的帝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在此七十余人中，管仲能点出名字的有十二位。从秦始皇起，则有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与宋真宗。据说，在此十一人中，只有女皇武则天封了嵩山，其余皆封泰山。按此而论，这种统计至少疏漏了三国时期吴国的孙皓，这位奇葩皇帝还有《封禅国山碑》传世，虽然他封禅的“国山”，亦非泰山，而是江苏宜兴的离墨山。

想封禅而没有封成的大概更多，《史记·封禅书》开篇便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而千古帝王又有多少不自以为受命于天？或是因为天灾或天象有异，或是因为战事政事亟待处置，或是因为帝王龙体不适，以至生命垂危。唐太宗曾三次意欲封禅，三次都未封成，这三条都沾了边，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有识之士的谏阻而停止实施封禅计划的也有，秦汉以前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与秦汉之后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都属此类。

齐桓公是被管仲谏阻的。刘向编的《管子》第五十篇就叫《封禅》，第一句话则是：“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于是就有管仲的谏言。他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从无怀氏起，包括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以及周成王，“皆受命然后得封禅”，其言下之意，就是你齐桓公并未受命于天，还没有封禅的资格。齐桓公很不服气，居然翻出他的功劳簿，列举他的功德，诸如北伐、西伐、南伐，更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致使“诸侯莫违我”，他反问管仲：这与“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管仲于是又列举古之封禅时的种种祥和或祥瑞：盛在祭器里的是“上之黍，北里之禾”，铺在垫子上的是“江淮之间，一茅三脊”，还有“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以至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他也反问齐桓公：“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说得齐桓公无言以对。管仲之谏，阻止了一个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但他借以说服齐桓公的理由，包括“天命”“祥瑞”，却是经不起推敲的。

南北朝时的梁武帝是被许懋谏阻的。萧衍之天下，取自南齐东昏侯萧宝卷。这是一个昏庸、荒淫、凶残的奇葩皇帝，萧衍以自己的文韬武略结束东昏侯的统治，由梁代齐，符合历史的潮流，与“受命于天”庶几相近。于是就“时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投其所好，“上命诸儒草封禅仪，欲行之”。此时满朝文武之中，唯有待诏文德省的著作郎许懋独以为不可，许懋申述“不可”之理由，比管仲说得深刻透彻。归纳起来，大致有三。

其一，封禅之事，并非自古而然。许懋以为《孝经纬》中《孝经钩命决》所言的“封于太山，考绩柴燎；禅乎梁甫，刻石纪号”只是“纬书之曲说”，并非“正经之通义”。即使管仲之言，也多有破绽。例如，在管仲说的七十二家中，有不少在燧人氏钻木取火之前，人类并不知火，如何“柴燎”向上天报告政绩？还有不少在伏羲氏“作书契，以代绳结”之前，世上并无文字，又如何“镌文告成”，“刻石纪号”？那个时候，“世质民淳”，又哪里舍得把金粉书写在竹筒之上？而在管仲所说的十二人中，神农与炎帝为同一人，成王的皇位世袭于武王，并非“受命于天”，只是因为“齐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举怪物以屈之”。他无可辩驳地论证封禅之礼在三皇五帝之时就有的说法丝毫没有依据，纯属道听途说。

其二，封禅之事，并无积极意义。在许懋看来，封禅这件事，与是否受命于天、是否治国有方，并无一星半点儿的关系。你说要“受命于天”才能封禅，人家却倒过来，只要能够封禅，就说明他已“受命于天”。你说“祥瑞”的出现，是圣主降世的征兆，是国泰民安、国富民强的体现，在他的“天下”，向他敬献“祥瑞”的便会层出不穷，连“三月雪”也成了“祥瑞”。许懋说得很明白：“若圣主，不须封禅；若凡主，不应封禅。”也就是说，鞠躬尽瘁，励精图治，开创国泰民安、国富民强之盛世的“圣主”，不是靠搞这种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造势造出来的。许懋特意指出：“秦始皇尝封太山，孙皓尝遣兼司空董朝至阳羡封禅国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为法。”其实，可与秦始皇对应的，还有汉武帝，秦始皇有统一中国之功，汉武帝有开疆拓土之绩，封禅却不能为他们增添些许光彩。汉武帝前后八次泰山封禅，不知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武帝后期“天下萧然，财力耗矣”，这八次封禅所耗，当占一定比例。可与孙皓对应的则是秦二世胡亥，胡亥、孙皓之类的昏君，不论其如何封禅，也挽回不了其亡国的宿命，只会留下千古笑柄。连这样的奇葩皇帝都想向上天报告自己的政绩，向后世宣扬自己的功德，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其三，许懋指出，封禅的闹剧反复出现，因为“主好名于上，而臣阿旨于下”，这既是对萧衍前之封禅的归纳，也是对萧衍后之封禅的预测。当然，更是对萧衍时有心于封禅的君臣心态的无情揭示。不是“时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吗，这就叫“臣阿旨于下”；不是“上命诸儒草封禅仪，欲行之”，身为南梁开国皇帝的萧衍，也曾蠢蠢欲动吗，这就叫“主好名于上”，那些“阿旨于下”之臣，算是摸准了萧衍的脉搏，看准了他的软肋。

尽管许懋不过是一个著作郎，萧衍却把这番进言很当一回事，悉心听取许懋的逆耳之言，不但让“言者无罪”，而且能“有则改之”，遏制了自己的“好名”之欲，还对许懋之言加以演绎发挥，并以皇帝的名义，答复“请封会稽、禅国山者”，使这场即将上演的封禅闹剧，终止于未然。在这一点上，梁武帝萧衍比他五百年后的宋真宗赵恒来得开明。

宋真宗的封禅，也有其政治目的，他想以封禅与改元“夸示外国”，洗刷澶渊之辱，打造自己“镇服四海”的雄主或圣主形象。宋真宗既“主好名于上”，也就有人“阿旨于下”，为首的便是王钦若，只因“自古封禅，当有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这位佞臣又帮他策划“天书”闹剧。此间曾有龙图阁待制孙“一士谔谔”，不但引用孔子之言说“‘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引用《左传》之语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陛下何为而不思也”，而且直言“將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不可惑”，说得相当尖锐。宋真宗却是“嘉其忠而不能从”，煞费苦心地玩弄“政治智慧”，不但“东封”，而且“西祀”。当然，一意孤行的后果也极其恶劣。自此之后，“天下争言祥瑞”，“群臣争颂功德”。尽管边患仍在，宋真宗也不再感到屈辱；尽管天灾不断，“天谴”在即，宋真宗也不再感到畏惧，而是“颂歌盈耳神仙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