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王诗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叙利亚走进了世界的镁光灯中。在这片不到2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权力争夺、贫困饥饿、宗教矛盾、恐怖活动、外部干预等等，所有能够想到的动乱因子都在持续发酵，燃烧了7年的战火丝毫没有退散之势，反而随着砸向大马士革的105枚导弹愈发炽烈。对于许多人而言，这场汇集了中东地区甚至世界主要国家战略利益的乱局显得纷繁复杂，就让我们细细梳理深度交织的各方势力，拨开笼罩在叙利亚和平之路上的迷雾。

一路向东的“茉莉花粉”

整个事件还要从8年前蔓延于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运动说起。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西方世界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这对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西方的中东国家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使得此前潜伏多年的政治社会矛盾“井喷式”爆发。

2010年12月17日，26岁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国内经济不景气找不到工作，无奈做起蔬果小贩，生活非常拮据。可就是这个勉强养家糊口的小买卖也做的不甚顺心，在遭到当地警察的暴力驱逐后，绝望的布瓦吉吉只能用自焚这种极端方式表示抗议，最终不治身亡。

这起不大不小的社会事件激起了突尼斯人心中长期以来对失业率高涨、物价上涨以及政府腐败的怒火，居民涌上街头展开示威游行并迅速蔓延到全国，期间因与突尼斯国民卫队发生冲突而形成大规模社会骚乱。面对民众对执政者下台的强烈诉求和渐渐失去控制的局面，总统本·阿里于2011年1月14日深夜飞往沙特寻求政治避难，结束了23年的独裁统治生涯，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茉莉花革命”。

世界上有着类似国情的国家当然不只突尼斯一个，但革命的输出对象更适合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背景和语言环境的国家。于是，革命的“花粉”沿着地中海一路向东蔓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迅速传导开来，这一系列革命运动被称作“阿拉伯之春”。

在本·阿里逃亡沙特后的第11天，也就是2011年1月25日，埃及多個城市爆发了民众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反政府活动，促使有着“中东强人”之称的埃及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两个邻居都爆发了革命，夹在中间的利比亚自然不能幸免。2011年2月16日，利比亚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2天后，反对派控制了该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大部分地区。随后内战爆发，卡扎菲倒台并死于乱枪之下。几乎在同一时间，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爆发示威抗议活动，持续33年的“萨利赫时代”落下帷幕。

不难发现，“阿拉伯之春”首波蔓延之地均是长期处于某位政治强人统治下的非君主制阿拉伯国家，在这种蕴含着历史必然的巧合背景下，革命浪潮就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叙利亚——一个由政治强人家族统治了数十年的国家。

摇摇欲坠的国家

实际上，自1970年11月哈菲兹·阿萨德政变上台后，由于常年征战和经济结构不合理，叙国内运行状态已经不太“健康”。2000年，接手了一个“烂摊子”的巴沙尔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

政治方面，承诺推进民主化改革，但仅限于与多年对手叙利亚民族社会党（叙利亚一个带有法西斯倾向的民族主义政党，主张建立包括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地的大叙利亚，1955年因图谋发动军事政变在叙利亚被禁，但在黎巴嫩继续活动）和解，以及放松对教权派的控制等措施。无论是改革程度还是进度都不能令人特别是叙利亚青年一代满意，后者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通过网络了解外部世界，心理落差较大。

经济方面，留学归来的巴沙尔主要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农业经营规模化等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建立“社会的市场经济”，即在保持国有经济部门对战略产业绝对控制的同时，扩大私营经济的比重，放松对外资和金融业的管制。但由于独裁式政体制约，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民众几乎没有享受到改革红利，反而形成了若干垄断的官僚资本。同时，由于向大农场主实行优惠开放政策，土地被大批购买，加之大量打井取水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引发旱灾，约80万失去土地和生计的农牧民涌入大马士革等大城市，沦为无业游民，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稳定性被持续撕裂。

社会方面，随着 20世纪8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步入劳动力市场，叙利亚青年失业率开始快速攀升，成为了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到了2007年，叙利亚约有25%的青年失业，在东部比较落后的代尔祖尔省，这个数字更是高达35%，全国至少有10%的家庭没有收入。国家主要依赖少数产业的出口和外国游客带来的外汇维持运转。对于这些问题，叙当局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只是通过发放补贴让老百姓勉强维持生计。而西方金融危机让叙政府财政收入锐减，最后连补贴也无力发放。

此外，因宗教问题带来的社会治理难题也一直困扰着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所属的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堪称阿拉伯世界“少数中的少数”，只占叙人口15%左右，相反，国家绝大多数人口均是逊尼派。在中东，宗教矛盾是动乱纷争的最常见甚至是恒定因素之一，因此，叙利亚这种“小马拉大车”的宗教结构注定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从表面上看，由西方金融危机引发的“阿拉伯之春”革命运动，是叙利亚内战爆发的原因，但根源上仍是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内因起主要作用。

内战“三步走”

对于叙利亚这种比较脆弱的国家状态，任何一起社会事件都有可能点燃埋藏多年的“火药桶”。2011年3月6日，“阿拉伯之春”正从北非向西亚袭来，叙利亚德拉市15名少年在墙壁上因书写反政府言辞被叙安全部队逮捕，受到残酷虐待，其中9名少年的母亲更是遭到政府军士兵轮奸。虽然半个月之后这15名少年就被释放，但消息一经泄露，引发了在大马士革、阿勒颇、哈塞克、德拉以及哈马等多个城市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

第一步：游行示威 面对愈演愈烈的游行示威，叙当局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实施武力镇压，爆发了多起流血事件，引起民众更加强烈的反抗情绪，叙国内反对派要求巴沙尔立即下台，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国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巴沙尔血腥镇压示威民众表示强烈谴责，决定对叙实施经济制裁，随后中东多国与叙利亚断交，阿拉伯国家联盟决定暂停叙利亚成员国资格，国际上的失势使叙国内民怨更加沸腾。

第二步：有限冲突 面对国内国际双重压力，巴沙尔做出了妥协让步，一次性释放了数千名此前因反政府而被捕入狱的教权派头目，同时废除了实行长达48年的国家紧急状态法，允许民众和平示威，巴沙尔更是通过电视讲话，公开宣布将实行多党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然而，乱局已成，反对派绝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机会。以对抗政府军暴力镇压为借口，各个反对派武装集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叙国内局势开始向有限的武装冲突转变。

第三步：全面爆发 2011年后半年，叙国内开始出现有组织的针对政府军的军事行动，虽然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仅限于“打完就跑”的程度。随着2012年7月反对派武装攻入大马士革市区、炸死叙国防部长等政府主要军事负责人，武装冲突开始演变为武装割据。很快，土耳其边境的反对派武装横扫整个土叙边境地区，攻入了阿勒颇。早已准备多时的库尔德人也开始了武装起义，5天内攻下科巴尼、阿夫林和马里基耶，迫使政府军撤离库尔德人群居区的大部分地方。从游行示威到有限冲突再到武装割据，叙利亚内战就此爆发。

一呼百应背后的秘密

叙国内局势能够在国家安全情报总局大楼被炸后不到一个月内迅速演变为全面内战，显然不仅仅是政治经济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导致，况且普通民众也不可能具备如此大的能量。“一呼百应”的背后，是叙国内蛰伏多年的反对势力，而阿萨德政权实质上已几乎陷入孤立。

一方面，叙利亚宗教上层人物，特别是逊尼派人士强烈反对巴沙尔政府。这部分势力与1950年代叙利亚的统治阶级有着密切关系，阿萨德政变上台后，他们曾在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下起兵谋反，结果惨遭镇压。尽管巴沙尔对教权派不断让步，但由于给自己打上了世俗统治的标签，所以宗教上层人物和旧精英阶层总感觉不够满足，一直蓄势待发。所以当叙利亚内乱初期，巴沙尔为了表现和平解决的善意而释放的数千名逊尼派上层人士，出狱后并没有选择感恩，而是招募农牧民和城市无业游民，暗地里积蓄力量。内战全面爆发的起点——叙国家安全情报总局大楼被炸就是这部分武装力量策划实施的。当然，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者也包括许多中产阶级特别是体制内逊尼派中产阶级，阿勒颇西城的居民大部分是逊尼派，同样支持政权。

另一方面，叙境内库尔德人反对巴沙尔政府。最初，老阿萨德政府一直与在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保持着良好关系，在叙库尔德人虽然被压迫，但并没有太大反抗意识。1998年，阿萨德政权在土耳其军事恐吓下背叛了库工党，将其领袖厄贾兰驱逐出境，且与土耳其联合对库工党进行围剿。巴沙尔上台后沿袭了第一共和国时期对库尔德人的众多强制同化政策，例如：不许库尔德人使用自己的文字出版图书，不许库尔德人给孩子起库尔德族姓名，大肆剥夺库尔德人的公民权，掠夺库尔德人的土地来安置阿拉伯族移民，朝上街庆祝库尔德新年的民众开枪，对库尔德人求职就业设置障碍（导致超过一半的库尔德人成为叙最贫穷的百分之十人口）等等。压迫性地强制同化政策非但没有效果，反而强化了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当土耳其库尔德地区的武装斗争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获得自治后，极大地鼓舞了在叙库尔德人寻求民族独立的信心。

除了上述两大反对派外，亲西方人士和权力斗争的失势者也强烈反对巴沙尔，部分有实力的封建领主也对巴沙尔政府有抵触心理。最为重要的是，即便没有经济恶化导致的民生问题，叙利亚人民对阿萨德心口不一的内政和外交路线也早已心怀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