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爽，姜棋予，孙慧伟，柴燕涛，李晓娟，王志杰，侯俊，赵敏

1.北京大学三〇二临床医学院；2.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 临床研究管理中心；北京 100039

肝炎病毒在我国有很高的感染率，超过8000万人携带肝炎病毒或罹患肝炎病毒引起的各种慢性肝病，尽管对症治疗（如各种抗病毒治疗策略）能够发挥抗病毒作用、延缓疾病恶化，但仍有相当比例的患者最终会进展为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carcinoma，HCC），对我国的公共卫生系统以及临床诊疗构成巨大挑战[1]。在此基础上，受限于现有临床诊疗技术，大部分HCC患者初诊即为进展期（advancedHCC），失去手术治疗等根治性治疗的机会，因此抗肿瘤药物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进展期肝细胞癌治疗药物极为有限，主要是多靶标蛋白激酶抑制剂等分子靶向药物，包括惟一的一线治疗药物索拉非尼（sorafenib），以及少数二线治疗药物如瑞戈非尼（regorafenib）或阿帕替尼（apatinib）等[2-4]。尽管索拉非尼的广泛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患者生存质量，但仅有部分患者（26%～43%）对索拉非尼敏感，而随着治疗的进行，这些对索拉非尼初始敏感的患者，往往会出现对药物的耐受[5]。因此，探究进展期HCC患者接受分子靶向治疗敏感性差异和耐药相关调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进展期HCC分子靶向治疗耐药的机制相关研究主要是探索不同信号通路之间的相互作用，如MAPK、PI3K/AKT等[5]。HCC除分子靶向治疗耐药外，还具有对传统细胞毒性化疗药物的多药耐药（multi-drug resistance，MDR）[6]。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现有研究理论或模型等涉及的信号通路并非HCC特异的，也难以揭示HCC抗肿瘤耐药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