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塔

中国现代文学馆

茅盾致冯乃超信之一：

乃超同志：

久不请教，思念良殷。想来您身体健康，为颂为祷。倾阅《新文学史料》一九八 年第一期第廿八页有蔡青访问您，询问当时您起草的左联纲领，其中有《拓荒者》第三期和《萌芽》第四期对“又反对╳╳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一语，前者用“稳固”两字，后者用“失掉”两字，访问了您，请您决定何者为正确。您答以“失掉”为正确。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是不稳固的，它上可升入资产阶级，下可降为无产阶级。但失掉社会地位是否意味着降为无产阶级，为什么还要反对呢？看来，“稳固”和“失掉”二词都费解。鄙见如此，不知对不对？特专函请教，幸赐复为感。此致

敬礼！

沈雁冰

一九八 年八月三日

茅盾致冯乃超信之二：

乃超同志：

来信敬悉。您提供的背景材料很好。我现在加上小段是：

纲领的起草者是冯乃超，原来用的是“稳固”二字，经鲁迅看过，表示同意。我以为应当是“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为正确。

您以为如何？匆此敬祝身体健康！

声韵同志并此问候。

沈雁冰

一九八 年八月十三日

早年我和李汉俊很熟。汉俊同志是否是声韵同志的叔父？

雁冰 又启

我编《小说月报》时，汉俊同志帮了我不少的忙。

一 两封信历史背景

茅盾致冯乃超的第一封信中提到的“左联纲领”，指的是左联的理论纲领。冯乃超正是这份纲领的执笔者。时至今日，这份文件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但是其中一个关键词在当时刊物上却有迥乎不同的记载，也因此引出了20世纪80年代冯乃超与蔡青、茅盾就此问题的一番讨论。事情的原委经过大致如下：

1930年初春，根据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指示，决定联合鲁迅和其他左翼文艺人士，筹建革命文艺团体。冯乃超与冯雪峰等去拜访鲁迅，商议“左联”成立事宜。2月16日，鲁迅、夏衍、冯乃超、冯雪峰等12人在上海召开座谈会，决定成立“左联”筹委会，并推举二冯负责起草一份纲领宣言。在以苏联和日本的几个左翼文艺团体作为参考借鉴后，由冯乃超执笔拟就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以下简称《理论纲领》）。3月2日下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窦安乐路中华艺术大学的教室里举行成立会议，不仅通过了冯乃超执笔的《理论纲领》，还选举他为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

1930年，《拓荒者》第1卷第3期发表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一文，里面引用了《理论纲领》的话：“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这里提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是“稳固”的。

随后，《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也发表了题为《左翼作家联盟底成立》的报道，而在该“报道”中，“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前面的限定语变成了“失掉社会地位”。

“稳固”和“失掉”是一对反义词，稳固的就不会失掉，失掉的怎么能说稳固？！此改非同小可。那么，文章作者为何要这么改？几十年后，读者蔡青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带着疑惑专门前去访问冯乃超。

照理说，作为执笔者的冯乃超面对蔡青的问题，应该会有一个明确的解释。

但冯乃超的回答却似是而非。他给蔡青的回复是，以“失掉”为正确，并说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不稳固，上可升入资产阶级，下可降为无产阶级。

此后，蔡青将对冯乃超的这一访谈整理成文，题为《“稳固”和“失掉”——就左联理论纲领的两个词语访问冯乃超同志》，由《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辑中推出，此文同时又见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题目改为《关于“左联”理论纲领中的两个词语——冯乃超同志谈“稳固”和“失掉”》。

以上就是茅盾致冯乃超第一封信中所提：“倾阅《新文学史料》一九八 年第一期第廿八页有蔡青访问您，询问当时您起草的左联纲领……”的大致历史背景。

二“稳固”还是“失掉”：茅盾与冯乃超的商榷

茅盾此番之所以给冯乃超写信，是为了核实《理论纲领》中的一个关键词。

茅盾向来以细致入微、异常敏锐的阅读习惯闻名。他读了蔡青对冯乃超的采访文章后，认为冯乃超似乎确定无疑的回答中存在自相矛盾和疑窦之处。因为，按照冯乃超的逻辑，小资产阶级本来是有一定经济社会地位的，由于不稳固，所以会失掉，而茅盾的理解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失掉之后，是否意味着从小资产阶级降为无产阶级了？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组织，其所倡导的革命文学的宗旨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应该是一致的，即积极提倡和实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反对的应该是小资阶级上升为资产阶级，如果小资产阶级下降为无产阶级，何来反对之有呢？顺便提一下：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工作人员整理的《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是文汇出版社于2004年才出版的，本应有后来者的优势——质量更高，结果反而漏掉了一句关键的话：“但失掉社会地位是否意味着降为无产阶级”。

茅盾在信中直言道：“看来，‘稳固’和‘失掉’两词都费解。”

冯乃超收到茅盾的信后，不仅很快回复，并寄去了一些背景资料，那时茅盾正在写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但是，8月13日，茅盾又给冯乃超写信，说他看了那些背景资料后，打算在回忆录中加这样一小段：“纲领的起草者是冯乃超，原来用的是‘稳固’二字，经鲁迅看过，表示同意。我以为应当是‘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为正确。”他问冯乃超：“您以为如何？”

其实，读者不难发现，茅盾于上面两封信中提出了两个不同的意见：首先，“‘稳固’和‘失掉’两词都费解。” 其次，他倾向于认为用“稳固”一词是正确的。原因为：一、《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印行）比《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印行）早一个月问世，因此“稳固”先于“失掉”，所以茅盾说冯乃超“原来用的是‘稳固’二字”；二、冯乃超完成初稿后，曾到景云里拜访鲁迅，征求他对《纲领》的意见，鲁迅看后说：“就这样吧。这种文章我写不出。”（袁良骏:《冯乃超和鲁迅》，载2001年10月31日《中华读书报》）鲁迅同意得有点勉强，但毕竟还是同意了；同意《理论纲领》，也就意味着同意里面起初的措辞“稳固”。

冯乃超

对于茅盾的第二封来信，冯乃超1980年8月15日复函表示：“数月前蔡青同志来访，经磋商后，觉得‘失去’较为妥当，经你提出推敲意见，认为‘失去’‘稳固’二辞都费解，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你的回忆录中，加上你新拟的一小段，我是赞成的。”

冯乃超先是“觉得‘失去’较为妥当”，后来“认为‘失去’‘稳固’二辞都费解”，最后赞成“稳固”为正确，明显可看出他的立场在左右摇摆，正如他在8月15日这封复信的开头所说：“‘左联’纲领中‘稳固’与‘失去’的分歧，我过去采取了无可无不可的态度。”

那么，问题是冯乃超为何会从1930年到1980年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这两个含义截然相反的概念给出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和说辞？他的性格使然，还是另有隐衷？

对此，有学者指出：“这一不同正透露出左联同仁对‘小资产阶级’或者自我身份的界定仍旧犹豫不决，充满疑虑。”（曹清华：《“左联”成立与左翼身份建构——一个历史事件的解剖》，《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当然，这种观点不无合理性，但是否另有其他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借此抛砖引玉，期待方家指正。关键的问题是，茅盾为何对这两个词如此敏感？他所关注的仅仅是这两个词，还是另有隐情？

论出身和社会经济地位，茅盾早年无疑属于小资产阶级之列，但他的总体思想倾向是反对资产阶级，同情并支持无产阶级，而在无产阶级倾向和小资产阶级立场之间的犹豫彷徨与疑虑，正是造成茅盾这么在意“稳固”还是“失去”的症结所在。

茅盾是实心人，他的写作也非常诚实，《蚀》三部曲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前后的幻灭、动摇、追求的过程，正暴露了他内心的矛盾。于是，就有革命文学论者下判断说：《蚀》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也就不是革命文学作品。

茅盾继而写了长文《从牯岭到东京》，解释自己追随革命的苦衷，同时也为自己的革命倾向辩护，他一方面肯定文学描写劳苦大众是对的，另一方面也指出不应将小资产阶级抛弃，认为他们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斗争，以及他们的痛苦也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方向的。此文发表之后，太阳社和创造社共同指斥茅盾为“小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对他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当然，这其中除了阶级斗争的因素，还涉及到话语权争夺的问题。

袁良骏在《冯乃超和鲁迅》一文开头就说：“两位文坛前辈生前曾有过不期而遇的‘合理冲撞’，但误会消失后却成了很好的战友，这实在不愧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佳话。”

其实，这段往事未必有我们想象的或者传说的那么“佳”，对于当事人茅盾来说，尤其如此。

首先，从一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鲁迅和茅盾并不是特别认可左联的某些原则。前文提到，鲁迅说自己写不出冯乃超《理论纲领》那样的文章时，就流露出这种观点，而在1933年致姚克的一封信中，鲁迅则说得更加直白：“到一九三 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当然，意见归意见，鲁迅是不计前嫌，支持这帮革命青年作家的。

回顾茅盾参加左联的经过，与鲁迅当时的情况有些类似。茅盾从日本回国后不久的一天，老朋友（也是地下党员）杨贤江告诉他说，冯乃超有事约见。第二天两人见了面，冯乃超向茅盾介绍了左联筹备和成立的情况后，拿出一份左联的纲领，征求意见,茅盾后来回忆当时的具体情况说：“我仔细看完了‘纲领’及所附的‘行动纲领’，就说很好，冯又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我答道，照‘纲领’的规定，我还不够资格。他说‘纲领’是奋斗目标，只要同意就可以了，你不必客气。于是我也不推让。冯乃超又向我介绍了左联的组织机构，活动情况。于是我就成了左联成员。”（茅盾：《“左联”前期》，《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由此可见，茅盾在加入左联以前，对之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和考察。

茅盾亡命日本之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一直想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但始终没有成功。他当然知道左联是党的文学组织或者说是党的外围组织，或许他考虑到解铃还须系铃人，一旦加入左联之后，就靠近了党，再经过一番努力表现，也就有希望恢复党员身份了。但事与愿违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去世前，他这位参加过第一次全国党代会的元老都一直没有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这是茅盾心头长期的隐痛，让他始终耿耿于怀。

也许，正是这样的隐痛导致了茅盾对“稳固”还是“失去”这两个词，所涉及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地位问题的特别敏感和关注吧。

三 关于茅盾两封书信中的敬语

茅盾给冯乃超的上面两封书信中使用的敬语，诸如“请教“（一头一尾，重复两遍）、“您”（没有一个地方用“你”）、“幸赐”、“敬礼”、“鄙见”等，所显露的谦虚的姿态让人好奇。因为，从文艺界的角度来看，冯乃超是后辈，但给茅盾的复信中却没有用尊称，通篇用的是“你”，没有用“请”，也没有用“敬”。

这是为何？

笔者揣测：这不应该是文化背景造成的。茅盾生长于江南，在礼仪上相对来说是简化的。冯乃超生长于日本，在礼数上尤其是称谓上，应该是非常讲究的。

这也不应该是社会地位造成的。茅盾虽然已经致仕，但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而冯乃超其时也已经离休，之前是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笔者以为，茅盾书信中对冯乃超的尊重，一方面或许是冯乃超的党委书记的身份使然。从1930年代的左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山大学，海归派人士冯乃超担任的都是党的领导职务。而茅盾呢，虽然曾为国家文化部长，甚至全国政协副主席，但都不是党的领导职务。

另外一方面，茅盾没能像丁玲那样，在加入左联后，就把笔触从小资产阶级个性解放转向工农群众的生活。直到晚年，他仍然坚持说自己并没有反对无产阶级文艺，也不曾说要树立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更没有说过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体，或者是要以小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话来（田丰：《从文学场视角透视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间的革命文学论争》。《湖北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3卷，2013年第2期）。

基于以上考虑，从党的这个角度来理解茅盾于信函中对作为无产阶级文艺代表和领导的冯乃超所显露出的尊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