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 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学人到图书馆读书、借书，本寻常之事，但因图书馆而闻名学界者则是要有另番功夫；学者称颂图书馆便利，亦寻常之事，但把图书馆称为研究院，并非寻常人可为也。陈寅恪、郭沫若和沈从文三位在现代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作出突出贡献的大师，他们的学问之路都曾与图书馆有着密切的联系。

自家藏书楼、中外图书馆孕育的史学大师

作为家学渊源深厚的江西义宁陈氏后嗣，陈寅恪就是在家中丰富书籍的修习苦读中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其表弟、同学俞大维说：“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必求正解。”陈寅恪曾说：“无论你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乃人人必读之书。《周礼》是一部记载法令、典章最完备的书，不论其真伪，则不可不研读。礼和法为稳定社会的因素。礼法虽随时俗而变更，至于礼的根本，则终不可废。《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适合儒家最精辟的理论。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等等，不但在中国，就远在世界上，也是最精彩的作品，我们不但须看读，且须要背诵。《论语》的重要性在论‘仁’，此书为儒门弟子所编纂，而非孔子亲撰有系统的一部哲学论文。”这不仅是谙熟古代经典之人切身实感的择要点评，且完全可以作为后继学子的读书指南。

1903年，未满13岁的陈寅恪初出国门求学，先后到欧洲各国，再渡洋到美，继而再赴欧洲，到1925年学成归国，前后达23年，为了求学长期离家，不辞奔波和劳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