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梅

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

汉字用简识繁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方言复杂。统一的汉字使得统一的中华民族有了语言上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进行了几次文字改革，为的是更好地普及文化，加快扫盲运动。简化字改革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当时时间很仓促，有的地方还是考虑不周到，把原来几个不同的字简化成了一个字，所以后面使用的时候难免发生歧义，甚至闹出笑话。据说，曾有人在北京某大学图书馆借阅《后汉书》，恰好此书名的三个字都是繁体字，而管理员不认识繁体字，居然就告诉读者说没有此书，闹了个大笑话。

任继愈曾说我们到处提倡国学，想教小孩子从小读点古诗词和古文，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机会接触繁体字，阅读古人著作时便有隔阂，看不懂。这个现象说明我们五千年文化传承出现了断层。而维护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人人有责，绝不仅仅只是汉学家的事情。

有些文字改革专家担心这样的做法违反了文字改革政策，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语文课照常进行，简体字照常流行，只是在空隙间略微增加点古汉语知识，学生多认一点繁体字，对文字改革其实也是有利的。”

普及历史和文化教育

2006年1月10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任继愈寄语道：

开办《国学》版，就是要在媒体上加强中国历史传统教育。我们的历史光辉灿烂，也很丰富，经验很多，奋发图强的经验，克服困难的经验，抵抗外族侵略的经验，发明创造的经验，都是有价值的。要把它们继承下来，首先就得要让人们知道。媒体跟学校不一样，一个学校才几千人、万把人，而媒体的读者要多得多，影响是全社会的。所以，责任重大，也很艰巨。“国学”题目就两个字，可做起来是做不完的。怎么让中国的文化获得新发展，开拓出新局面，这是我们的任务。温故而知新。这个“故”需要我们重新认识。

任继愈曾在给女儿任远的信中写道：“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他还多次嘱咐正在读大学的孙子学习历史，他说：“中国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知道，国家还怎么发展呢？！”

任继愈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做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曾编过“历史故事小丛书”。

任继愈还创造了“史普”一词，他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创造了华夏文明，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这样光辉的历史，应该让现代人和后代人清楚，这是爱国主义的基础，不能抽象地讲爱国。我们提倡科普已有了很长一段时间，从简单的科普，如为什么刮风、下雨，有没有报应，到高层次的科普，如信息论、自动化、控制论等。科普很重要，但就中国来说，‘史普’也很重要，这是我临时创造的一个名词。可以从最近两百年讲起，也可以从最近一百五十年讲起，可以按照年代和历史时间顺着讲，也可以从后倒着往上推溯。总之，知道得越多，了解得越具体，对全国人民越有益处。”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历史知识的普及教育呢？任继愈说希望中小学不要分什么主科、副科，历史教材也应重新编写。小学以讲故事为主。中国历史故事太多了，克服困难的、少年有为的、创造发明的，还有济困扶危、自强不息、尊老爱幼、不畏强暴等，学生听起来会很有兴趣，要保证历史课的课时和师资水平。在小学阶段，只讲过程，不要讲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等抽象的，听不懂、记不住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留到中学以后再讲。在青少年阶段还要注重美育，加强文学修养，逐步提高抽象思维的能力。简言之，历史普及教育，不是大量的历史知识的灌输，而是在一种轻松有趣的氛围下让学生掌握历史内容。

文史哲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的必修课，也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精髓所在。任继愈指出，人文学科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性格和风格。一切高新技术都需要有高素质的人去掌握运用，加强人文学科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我国古代有程门立雪的故事，程氏兄弟培养学生强调知识教育和德性教育并重，归纳为两句话便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我们不去讨论他们的教学方式、方法是否可取，但从涵养比读书更重要的精神看，他们提倡的进学与涵养不可偏废，今天还是可以借鉴的。教育的功能历来包含德、智两方面，过去我们一直比较偏重于“智”，讲“科教兴国”，提“四有新人”，就是要纠正这种偏差。在不脱离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的前提下，使道德教育不仅贯穿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阶段，同时贯穿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

任继愈还强调，我们的青少年不可以放弃对基础的、传统的文化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如书法、计算等。先进的、科技含量高的知识如电脑等也是必须学习的，但是若因而遗弃了传统文化这门祖传的大课，将会得不偿失。因此，我们的历史文化教育相当重要，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渊源一定要坚定地传承下去，不管现代化的声音多么强烈，但现代化其实和传统文化并不冲突，只要我们协调好两者的关系。

武汉大学教授郭齐勇曾和任继愈谈论国学传承的问题，他在悼念任继愈的文章《深切怀念太老师》中这样回忆：

我们随意聊天。他先问我对“国学”的看法，我汇报了自己对“国学”的界定及武汉大学自2001年开始创办“国学试验班”的情况。我向老人报告:我与同仁想培养一点读书种子，我们这一代对经典、古籍的了解与把握已不如上一代了，迫切地想培养一点年轻人，使他们在古文字、古文献方面打好基础。任先生询问了国学班的课程设置，听后表示首肯与期待。任先生关心大学对文法理工农医等各科学生的人文教育与国学教育问题，他非常希望青年人加强对传统人文精神的修习。他主张开好一门课：“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他说，过去清华大学是闻一多先生讲，林庚先生当助教，改作业。当年清华的学生极为欢迎，这门课效果很好。他让我回武大后带给学校一句话：让所有大学生都学好“大学国文”，大学要开好这门课。他对我说：“现在只懂西文的人并不能当好翻译。过去，政府请人翻译联合国文件，翻得最好的不是西文最好的人，而是朱光潜先生，因为朱先生的中国文化与国文的底子好。”

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任继愈一直甚为关注，并为止奔走不息的事业。看到自己的学生迫切地想培养国学人才，他倍感欣慰。

任继愈说过：“文化的特点是必须有继承性，文化不能白手起家，不能像炒股票那样一晚上翻个身成百万富翁。文化没有暴发户，只能在旧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完全靠‘拿来’，那是人家的，没有根，不能丰富我们的生活，也不能提高我们的素质。对外来的东西，不能焊接，要移植，使它生根。文化如此，科技也如此，可以花钱买来最先进的设备，但几年后也就落后了，只有自己掌握了先进的技术，才有发言权。”

所以，在他的眼里，做好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工作，必须强化历史和文化教育，普及历史文化知识。这，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教育兴国

任继愈一直把教育看成是重中之重，是建国固本之计。他说富国、强国离不开科技，兴科技离不开教育。当然光靠科技还不够，哲学、社会科学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的总体水平，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所系，万万忽视不得。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失误，都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理论上的失误有关。针对社会科学不受重视的情况，任继愈认为，立国之道，从根本上说，还是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只有国民的素质提高了，才谈得上各方面的物质建设和文化建设。人才在于培养，培养在于教育。国家把重点放在大学，大学的重点又放在科技，因科技见效快。重点没摆对，大学就办不好。这些年大学的硕士生、博士生水平显著下降，就是明证。

1994年10月，任继愈受日本国会图书馆邀请访问日本时在东京留影

针对“科教兴国”，任继愈说：“进入20世纪后半期和紧接着到来的21世纪，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科教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近年来我们常在讲综合国力，讲资源的开发、利用，这里讲的资源就包含了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越开发越少……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主要区别是，智力资源的使用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越开发越多，由此而产生的能量是难以估量的。人的素质提高了，资源就会成倍增长，人力越多，资源越丰富。我国有13亿人口，从消费看是个包袱，但如能充分开发智力，这个资源是无限的。我对中华民族的前景是乐观的，但只有这种美好的愿望还远远不够，小平同志提出的‘科教兴国’，就是把亿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未来的美好憧憬落在实处，机遇不会等我们，要自己去创造。”

当今世界什么都讲要抓住机遇，对我们中国来说抓住机遇的当务之急会是什么呢？对于这个甚为重大的问题，任继愈如是说：

一定要抓好教育。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些地方需要改善、加强。教育、科研一直被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不光是我国，从世界范围看，自然科学的发展、创新，步伐都比较快，而社会科学就相对薄弱一些。这其中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

教育出现的问题，投入不足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任继愈说，自西方世界工业革命以来，各国对自然科学研究投入的力度都很大，当然回报也很明显，这就更加鼓励了人们的追求和探索。我们对社会科学的研究相对薄弱，有成功也有失败，总体不像自然科学的成功率那么高，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那么走起路来必定是一瘸一拐的。真正面对新世纪，这种局面要改变，这就需要教育起作用，利用教育的功能使受教育者的文化和科学素养得到全面的提高。

总之，我们国家所提的科教兴国战略，在任继愈看来，更加突出了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平衡发展的重要性。这就好比一个国家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一样，一定要平衡发展，否则一定会导致畸形发展。

任继愈一生关注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刘天寿教授去任继愈先生家拜访。任继愈对他说，香港经济很发达，各方面都很好，但就是缺少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他希望刘天寿牵头，动员各种力量去香港办一所大学。刘天寿曾经十分积极地想要去完成这个任务，但终因多种原因而计划夭折。

桃李满天下

1942年至1964年间，任继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桃李众多。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后，他又先后培养了40余位硕士、博士。在他提出的“积累资料、培养人才”的方针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早就成长为国内分支学科最全、科研队伍最大、综合实力最强、学术成果最多的宗教研究机构之一，在国际上也获得了相当高的知名度。作为世宗所的创办者和见证人，任继愈深感欣慰。

任继愈一直坚持“重视知识，珍惜人才”的原则。他说人才是基础，物的东西是死的，怎么叫它发挥力量，就看人怎么用它，它就怎么起作用。从工业发展来看，同样的机器设备买来之后，不同的人使用，起的作用也不一样。这说明，人才是关键。“文革”后，世宗所恢复工作，百废待兴，任继愈感到当务之急是抓好人才培养这个关键。任继愈的学生李申教授回顾说：“他培养的学生，许多已经成为各个方面的骨干，这是明面上的，大家都知道。至于他为培养人才所做的那些超额的付出，则很少为人所知。‘文革’后研究所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共23人，挂在他名下的就有17个。这是那特殊时期的特殊状况。先生曾带着内疚的心情说过：‘那时候我对你们只好放羊了。如果我不挂名，许多青年就会失去求学的机会。’可是我们那一期挂在他名下的每一个学生，都会记得先生的负责和认真。他一个人教我们三门课程，每门课每周三个小时。他是当时研究生院公认的最认真负责的导师。”

《任继愈自选集》

就在任继愈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他的弟子、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李明友强忍悲痛，飞往北京，与同学们一起追悼恩师。在他的回忆中，先生的严谨大气、高风亮节，栩栩如在眼前。

1978年，李明友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成为任继愈先生的入室弟子。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先生严谨治学的作风和对学生的良苦用心。任先生要求学生一本本地阅读先秦诸子的原著，读完一本就得写读书报告，并且由他亲自批改。批完之后，他还要找学生一个个面谈。李明友说：“如果没有好好读原著，想瞒过他是不可能的，他一两个问题一问，就知道你有没有认真读书。开始个别同学还有应付的，但看先生如此严肃认真，大家都脚踏实地地一本本研究原著。”

作为任继愈学生的学生，郭齐勇说：“任先生对我们武大几代人都很关心、提携，对我等晚辈后生关怀倍至。1984年春，为了解熊十力先生并搜集、整理熊先生的资料，在撰写有关熊先生的硕士论文前，我曾到北京拜访了任先生与任夫人，他们热情接待，跟我谈了很多趣闻、掌故，谈到抗战时熊先生在北碚与后来在北大的行迹，他指导我应如何研究熊十力哲学。熊先生是任先生的老师，是湖北黄冈人。任先生的另一位老师汤用彤先生是湖北黄梅人，我也是湖北人，故我们聊起湖北来，十分投缘。1990年，我的博士论文《熊十力思想研究》写成后，萧师让寄任先生审查。任先生亲笔写了评阅书。1990年9月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后遵照任先生等专家们的批评与指教，修改完善，于1993年正式出版了《熊十力思想研究》。1993年8月，任生生专门赠送他的著作《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给我，并亲笔题签。”

200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庆典，任继愈(中)获颁北大杰出校友奖（唐师曾摄）

浙江儒学会秘书长、浙江社科院文学所教授吴光虽与任继愈先生仅有几面之缘，却也早早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吴光教授首次认识任继愈先生是在1981年。当时他受任继愈的推荐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一个哲学研讨会。吴教授说：“当时我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任先生听说我在道家学说研究方面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就把我这个与他素昧平生的年轻人推荐到了学术研讨会上，足见他对青年学生的关心。”在吴光的眼中，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任公”的任继愈先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智、勇”俱全的大师。虽然吴教授不是任继愈先生的直接门生，但却因着任继愈的一片学术热心而获益丰厚。

“做学者要做一流的学者”，这是任继愈的老师熊十力对他说的话，任继愈也以此来要求自己的学生。他最高兴的，莫过于学生的成长。任继愈曾说，以前有很多关于敦煌学研究的信写给他，但是近年来他就很少收到了，那些商讨、求教的信全写给他的学生了。这说明他的学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影响越来越大了，后继有人了，他很高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