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晶

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随父母走南闯北，我对家乡的概念很是模糊。对我来说，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故乡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位于河北省房山县（今北京房山区）的老家，我十几岁的时候跟随父母去过一次。记得我们几个孩子和父母从京城坐汽车出发，途中还专门参观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去过周口店，方知我的老家房山县镇江营村离它很近，当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突然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地道的北京人！回老家实际上就是去二叔家，那次仅待了几个小时，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人生两大幸事，而我却在自己“金榜题名时”凑巧见证了堂弟的“洞房花烛夜”。适逢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我刚刚考上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研究生，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此后的人生中，我好像再也没有为什么事高兴得跳起来，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我还是一个梳着两条小辫子、奔跑在四川雅安苍平山的小姑娘时，就幻想着有一天能去北京读书，没想到这个童年的愿望竞变成现实。尽管离研究生院开学还有一段时间，我还是迫不及待地去了北京，适逢上大学的妹妹放暑假，我俩就住在北京的姐姐家里。这期间正好二叔来信说我堂弟要结婚，请我们去参加婚禮，但我的父母都在外地工作，姐姐也很忙，他们都无法脱身，于是，我和妹妹就代表全家去参加堂弟的婚礼。当时，我和妹妹都还是单身，正是大好的青春年华，对结婚的场面虽然并不少见，但乡下的婚礼一定和城市有所不同。尽管不是自己要进洞房，可是堂弟的婚礼，对于沉浸在“金榜题名”中的我来说真有点锦上添花的感觉，也是一件令人充满期待的事情！

我家有五个孩子，四个姑娘一个儿子；二叔家也有五个孩子，也是四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在这个家族中就显得十分金贵，尤其是在农村。我的两个堂姐都出嫁了，一个嫁到县城，一个嫁到京城。堂姐们出嫁时二叔根本就没通知我们，而堂弟这次娶媳妇，是二叔家的一件大事。我父母专门托人带来了两床十分精致典雅的湘绣缎子被面，我和妹妹也买了北京稻香村的两盒点心，两瓶二锅头酒。就这样，我们拿着这几样礼物上路了。在那个年代，物质生活还不富裕，我俩也没穿件新衣服，还是穿着军裤，只不过上衣换上了彩色的确良衬衣。

在公共汽车上发生的一件事，令我和妹妹终生难忘，每次回想起来，总是忍俊不禁，笑出声来。那天吃了早饭，我们便匆匆上了长途公共汽车，没想到汽车开到良乡地区时，我突然感到内急，可是汽车按规定不到站不能停车；我和售票员交涉了几次，希望司机能停车让我方便一下，可是售票员就是不答应。我试图忍到下一站，可妹妹看着我非常难受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突然在车上大喊起来：司机同志，有一位乘客得了急性膀胱炎，需要立即上厕所，请赶快停车啊！再不停车可要出人命啦！妹妹这一喊大概把司机吓着了，汽车果然停住了。只见车门一开，我和妹妹立刻冲了下去，没想到在我们身后，几乎所有的乘客倾巢而出，跟着跑下了车，看那样子好像大家都急着找厕所。只见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往马路旁边的村庄跑去。可笑的是，进了村以后，大家却不知道去哪里找厕所，又不敢往老乡家里闯。这时，也不知是谁急中生智，将男女分成两路，一群人开始各自为政，在农舍旁的猪圈里解决内急。我和妹妹解完手后，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惬意，忍不住一路咯咯笑着跑回到车上。待坐定后，发现许多乘客似乎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我们。

在镇江营站下了车，眼前是横在村口的一条河。这条河叫驹马河，河面宽三四十米，但河水不深，站在河堤上可以听见哗啦啦的流水声，河岸两旁绿树成荫，多是枣树和山里红树，大枣和山里红也是家乡的特产。我和妹妹走在跨河的石头桥上，空气甚为清凉，清风吹拂着我们的脸颊，看着河水潺潺流过，心情有些激动。回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爷爷是晚清的秀才，当过村里的教书先生，六十几岁时才有了我父亲和我二叔这两个儿子，他老人家七十岁时还能在驹马河里游泳。可惜爷爷去世时父亲只有10岁，二叔才8岁，后来由于生活所迫，我奶奶改嫁，父亲和二叔没跟着去，成了地主家的小长工。1938年，抗日烽火燃烧到家乡，有一天，我父亲扛着地主家的粮食走在驹马河边，看见八路军的队伍从眼前走过，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毅然决然地放下了肩上的麻袋，跟着八路军走上了抗日的前线，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戎马生涯，而当时的父亲，只有14岁。

过了河一眼望去，家乡农民们住的房子不是土色就是灰色，但都是瓦房，每家有一个小院。几经打听我们终于到了二叔家，二叔家坐北朝南的四合院，一进门便看见院子里牵着一排排像晾衣服的绳子，绳子上挂的却是街坊四邻送来的礼物，有好几位前来帮忙料理各种事务的远亲和近邻在院子里忙活着。我们问候了二叔、二婶，把礼物递上后，有专人作了登记。紧接着，二叔让我们坐进了正面的堂屋，屋里有桌椅板凳和一些家具，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这还是50年代后期我父亲送给二叔的。虽然80年代初期半导体收音机、收录机在城市里已经很普遍，可是二叔还是舍不得丢掉这个“戏匣子”。屋里有一个很大的炕，被褥整整齐齐地叠放在炕上；炕的中央放着一个矮脚的四方桌，凡是亲戚来了都安排上炕坐着。我和妹妹盘腿坐在炕上的方桌前，成了座上宾。我俩一边喝茶，一边透过玻璃窗看着窗外忙碌的人群。我们送去的两床缎子被面已经叠成两尺宽挂在了院子里，上面贴着一块红纸，纸上用毛笔字注明了我父母和我们姐妹的名字。这些挂起来的礼物多是床单、被面等床上用品，它们色彩斑斓，像一面面彩旗在阳光下随风舞动。院子的一侧放着一张长桌，桌上摆着各种非纺织品的礼物，琳琅满目、花样繁多。厨房里还架起了几个大锅，有几个帮忙的人在拉着风箱烧水、做饭，忙得不亦乐乎，好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午饭时，院子里支起了几张桌子，二叔、二婶让帮忙的人坐下吃饭，我们和二叔的家人在屋里的炕上就餐。直到这时，我才见到堂弟，他个子虽然不高，但长得五官端正，健壮结实。堂弟在房山一个国有工厂当临时工，成亲对他和二叔、二婶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堂弟没过门的媳妇是他的高中同学，二叔、二婶告诉我们婚礼明天上午举行，而明天一大早我和妹妹以及堂姐们将成为接新娘的重要成员。下午，两个堂姐、堂姐夫都回来了，我的两个堂妹也从中学下课回家，大家都到齐了。堂弟带我们看了位于西侧的新房，房间虽然不大，但布置得既整齐又漂亮，墙上贴着新买的年画，窗户和门上是醒目的大红“喜”字，让人看着很是舒适、喜庆。

为了第二天一大早迎亲顺利进行，当晚我和妹妹、堂姐堂妹们还专门去了一趟离镇江营四里地之外的弟媳妇家，我们看见了弟媳妇，她在那里的女人中算高个子，虽然长在农村，但看上去白白净净。弟媳梳着齐耳短发，有点学生妹的味道，人家姑娘毕竟是高中毕业的学生，言谈举止大大方方，对我们热情而不拘谨。看来时代不同了，农村几经移风易俗，已经打破了很多封建习俗和礼教，越来越接近现代城市的风貌了。

次日，我们走在迎亲的队伍里，没有汽车，也不坐花轿，更没有盖头，新娘是一身流行的红色衣着。我们一群人簇拥着新媳婦走进了二叔家的四合院。此刻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彩色的碎纸片飘撒在新娘、新郎的头上和衣服上，紧接着，婚礼开始了。当新娘、新郎拜完天地，在震天响的爆竹声中，他们结为夫妻，开始了人生崭新的一页！眼见着新郎新娘步入洞房，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仿佛自己也在这欢庆的时刻获得了新生！想到今后自己也将开始另一种崭新的生活，步入更高的学府，去学习、去奋斗、去实现更加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我的心情难以平静。

吃完了家乡八大碗、八大碟的喜宴，我和妹妹准备启程回北京了，二叔专门去村里开的果脯厂给我们买了几斤果丹皮和杏脯，让我们带回去。他把我们送到长途汽车站，看着我们上了车，才挥手告别。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作为改革开放后早期的一代新移民，我在美国已经度过了三十个春秋。远在太平洋彼岸，祖国和故乡总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每当我思乡的情结被触动，驹马河两岸的山里红树、二叔家的四合院和堂弟的婚礼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忆碎片犹如陈年的二锅头酒，它们潜藏在我的心底。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年的老酒就越发变得醇香甘甜，让我一遍又一遍地细细品味那些生命中最难忘和快乐的宝贵时光……

2017年4月我回北京看望年事已高的父母，受到房山区游子联络站肖站长的邀请，我和妹妹又踏上了回乡的旅途。坐在新型的旅游大巴上，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上厕所的问题，车内舒适干净，有空调和洗手间。房山区游子联络站就在良乡，北京到良乡的沿途已经看不到昔日的农舍和景物，如今到处是林立的楼房和车水马龙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店毗邻而居，令人目不暇接，游客们在良乡找一个公共厕所已不是问题。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兴奋不已。

房山区游子联络站的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我们，肖站长对我说，从房山走出的游子，遍及全国。有我父亲这样为共和国浴血奋战的老将军，有国家干部，还有科学家、艺术家、医生和作家，可谓人才济济。他还说，接待我这个海外游子还是第一次。中午联络站请我们在附近的一个饭馆吃午饭，在座的有几位前任站长。我又品尝了久违的家乡菜：香椿炒鸡蛋、烙饼蘸土鸡蘑菇汤、溜铬馇、拔丝红薯等，享受着这些家乡的菜肴，我不禁想到了我的老家镇江营村。二叔、二婶已经过世了，我的堂弟早已搬进了县城，也抱上孙子了。

家乡的面貌虽然已经今非昔比，焕然一新，可是，无论怎么变，老家的那条驹马河一定还在，河岸上有我祖祖辈辈留下的脚印，有我爷爷的、我爸爸的，也有我和妹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