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把先秦儒家的种种观点、言说整合发展为一套

严密的思想体系，并且带有很强的哲学意味，是宋朝道学家、理学家特别是朱熹的重大贡献。他们高度重视《礼记·中庸》开头的两句话：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他们以此为逻辑起点大加生发，构建起庞大的体系。这里的中心是“道”，所以他们的理论被称为“道学”。

关键在于怎样理解“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命”和“性”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在先秦诸子著作里经常出现，但用法、意思不尽相同，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辨证》一书中对此做过详尽考证。朱熹固然是在古老的典籍里寻找思想生长点，但着眼点完全在于当时和未来，他在《中庸章句》里简明扼要地写道：“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

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

这里提出了“理”这个新概念。朱熹指出，性即理也，人的性理来自天命，顺着自己的本性来作为，即是遵循天理，也就找到了正当的道路。人性原本合于天理，按天理行事自能碍道。这样中心就换成了“理”，他们这一派道学亦称“理学”。

因为来自天理，所以人性本善，自有“明德”。但理学家们马上又指出，人性很容易为物欲所蔽，变得不那么善或简直是恶的了，所以人性可以分两种，一是本来的善的“天地之性”或日“天命之性”，一是后来遭到物欲污染的“气质之性”——所以要攻读儒家圣贤之书，格物致知，反省自己，不断改造自己的气质，消灭人欲而存其天理，这样就能“明”其“明德”，恢复原本善的天性。修身以此为首要任务。

理学家以这种理论为基本点，把儒家的各种思想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体系。朱熹对他的学生说：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要人不失其本心。

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人性本明，如宝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见。去了溷水，则宝珠依旧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处，只是这上便紧紧着力主定……夫子日： “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紧要处正在这里！（《朱子语类》卷十二）

理学充满了对人的肯定和信心。天命就是天理，落实到个人就是性理，按原本是善的性理来办事就合于道。人性中的弱点和毛病是可以克服和消灭的，人完全可以通过修身来提升、完善自己。

后来接受了理学的学者用各种不同的说法来重复这样的基本理論，例如清代扬州通儒焦循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论语通释·一贯忠恕》）焦循这种道命性之三位一体论，完全是宋代理学家的路数。

理学对原始儒学不仅有继承，也有重大的发展。先前孔夫子只讲“天命”不讲“理”，还说自己要到五十岁才知天命。这样一个难以领会而且没有对立面的“天命”，怎么能笼罩一切呢。宋儒对此有重大修正，大讲其“理”，号召人人皆要灭尽物欲私心，讲究修身，存其天理。出于人欲做坏事，那就是“天理难容”！

新儒学以和气而极具普泛性、原则性的“理”来代替旧儒学的“命”，显然更容易理解，也更便于人们接受。从此，理学取代了旧派的儒学。

理学家态度非常积极，思路极其清晰，他们的理论非常简明而且容易理解：天理具体化到各人身上谓之性，行动中的天理与人性落实为道。天理的敌人是物欲，二者在人们身上往往纠缠在一起，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要改过迁善，提高思想境界，做一个正人君子！

宋代理学家确立这样一个绝对正确的“天理”以取代古老的“天命”，强调人的自我改造、自我提升，具有重大意义。有了这样一个高高在上且永远英明正确的“天理”，中国人就完全可以不需要任何宗教，不需要什么神、佛或上帝，而活得自有信仰，自有约束，自有意义。谁都可以占据道德高地，人皆可为尧舜，这是神圣的宗教境界。

原始儒学本来并不是宗教，但晚出之宋代新儒学则不妨称为儒教，其影响之深远可以由此得到解释；而其局限，亦可以由此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