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毅 郭旸

摘 要：中国的旅游收入虽然呈现增长态势，但占GDP比重却呈现U型发展。基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1-2015）的城市面板数据，从旅游土地利用效率的视角解读影响城市单位土地旅游增效的U型趋势。通过对统计年鉴数据的失真性处理，采用分阶段回归方式，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土地旅游增效仍然依靠高投入，旅游从业人员、旅游业固定资产投入是推动旅游增效的重要源泉。（2）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财政支出对旅游土地增效的影响为负。城市旅游产业仍以投资拉动为主，存在以“门票收入”为特征的“旅游禀赋诅咒”的挤出效应。（3）旅游固定资产投入、从业人员数量、外商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的U型变动解释了旅游业发展的态势，投资的导向性对旅游业的影响具有引致效应。

关键词：城市旅游；土地利用率；挤出效应；因素分析

作者简介：柴毅，云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美国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经济与旅游产业发展（云南 昆明 650091）。通讯作者：郭旸，复旦大学旅游系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旅游经济学（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自然资源资本化及对应市场建设研究”（15ZDB162）；云南省社科联创新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经济思想来源研究” 。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8）02-0091-11

一 引言

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基础设施的重要来源Gee C Y.International Tourism：A Global Perspective，Madrid：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1999， 20.。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多中心结构逐渐显现，我国13亿人的消费不能依靠海外市场解决，扩大内需成为必然选择。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恰恰相反，是有效消费供给不足，即“住、行、学”等方面的供给量严重不足，使得广大城乡居民处于缺乏充分选择权的境地之中王国刚：《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经济研究》2010年第12期，第70—81页。。进入21世纪后，国务院把旅游业放到优先发展的地位，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已逐渐成为各省、区、市的支柱产业或重点产业。2009年12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指出旅游业具有扩大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09第41]》，http：//www.gov.cn。，促进了旅游业和旅游经济的稳步增长。然而随着经济总量的提升，产生了旅游业滞后

于经济发展的现象。2000年国内旅游人數7.44亿人次，2016年国内旅游人次达44.4亿人次，国内旅游总收入3.9万亿；2017年预计全国旅游总人数48.8亿人次，国内旅游总收入达4.4万亿元数据来源：国家旅游局网站http：//www.cnta.gov.cn/。

纵向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9.92万亿元增长到2014年64.4万亿元，旅游总收入从2000年的0.45万亿元增长到2014年达到3.03万亿，旅游总收入占名义GDP的比重呈现U型波动，2000年为4.55%，2003年和2008年出现异常低位，2012年比重为4.38%、2013年为4.4%、2014年占4.7%，见图1。

图1 国内旅游总收入及占GDP比重示意

资料来源：《旅游统计年鉴2001—2015》。

近年来，很多城市把旅游业提升到城市经济发展动力的高度，如何保持城市旅游业的动力地位成为政府和学者的关注。伴随经济发展模式从注重速度转向提升质量、从投入拉动转为消费引致，土地的价值得到重新确认。土地具有双面作用，土地的产出性构成了财富增长的来源、土地的有限性又抑制了投入的广度，如何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提升经济总量、提高土地利用率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

旅游土地利用的研究始于上世纪30年代，Mcmurry在《游憩活动与土地利用的关系》中，首次提出土地利用和旅游的互动关系，拉开了土地利用与旅游关系的序幕。随后，这类研究有三个趋势：

（1）倾向山地、乡村、生态保护。Greer & Wall从空间的角度阐述出游地土地利用与客源地的距离，由远及近随着距离的增加，游客的旅游需求下降。Wesley & Fesenmaier从旅游目的地开发的角度探讨地方居民对土地利用呈现消极态度。Gaughan对柬埔寨吴哥盆地、Singh对喜马拉雅山等地区、Atik对地中海的研究都表明旅游地自然资源的不合理规划、土地利用率低导致旅游业先增后减，如不调整，容易产生“公地悲剧”。梁栋栋以黟县西梯为案例，阐述古村落旅游地土地利用。

（2）城郊旅游用地研究。总体而言主要借鉴国外的环城游憩带理论来论证市场与客源地距离、旅游度假村类型和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吴必虎：《大城市环城游憩带（ReBAM）研究》，《地理科学》2001年第4期，第354—59页。 ，李家虎对大城市郊区土地旅游开发研究。杨德进等认为城市规划的旅游适应性要建立在旅游流移动和空间需求的规律上，保障城市旅游用地的专项规划，并以天津为例阐述城市旅游专用地和布局对城市品牌的影响。杨德进、徐虹：《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的旅游适应性对策研究》，《经济地理》2014年第9期，第166—171页。

（3）城市旅游用地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以单个城市为案例，分析生态资源特征和旅游区域的协作关系。朱东国等以张家界为代表构建生态敏感性参数，把该城划分为高度敏感区、中度敏感区、低度敏感区和不敏感区。罗峰以杭州为对象，对2005—2012年城市用地效率进行评估，认为旅游用地经济效率最高。从江苏省、广州市、大连市、张家界市、三亚市、阳朔县，分析城市土地利用和旅游发展的贡献崔峰、欧名豪：《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旅游驱动力研究》，《资源科学》，2010年第10期，第1971—1979页。李森、马耀峰、刘智兴、高楠、刘军胜：《广州旅游产业与城市基础设施协调发展研究》，《河南科学》2013年第10期，第1820—1826页。陈晓、李悦铮：《城市交通与旅游协调发展定量评价——以大连市为例》，《旅游学刊》2008年第2期，第60—64页。马晓龙、金远亮：《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与旅游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旅游学刊》2014年第4期，第87—96页。王介勇、刘彦随：《三亚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自然资源学报》2009年第8期，第1458—1466页。陈志钢：《风景名胜城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与旅游发展的互动机理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为例》，《资源科学》2010年第10期，第1980—1986页。。其次，城市土地旅游规划。Pearce提出城市旅游模式，从理论上论证了城市是区域旅游系统的客源地和国际国内旅游目的地Pearce D G.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urban tourism re-search，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1，28（4），pp.926- 946.。Mullin提出旅游城市化概念，认为旅游成为推动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Mullins P.Tourism Urbaniz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1，15（3），pp.326-342.。Gladstone研究美国城市旅游，阐述了旅游对城市经济和土地的促进作用Gladstone D L.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UrbanAffairs Review，1998，34（1），pp.3-27.。徐勤政等从城乡规划视角讨论旅游用地的分类体系，并以北京为例，阐述了城市旅游用地的功能布局和分类思路徐勤政、刘鲁、彭珂：《城乡规划视角的旅游用地分类体系研究》，《旅游学刊》，2010年第7期第54—61页。。城市是旅游交通枢纽、旅游供应基地和旅游活动中心王德刚：《城市的旅游功能及其评价》，《旅游科学》1996年第1期，第17—20页。，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代表，强调区域旅游竞争力的研究框架与体系，分析影响区域旅游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温碧燕、梁明珠：《基于因素分析的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研究》，《旅游学刊》，2007年第2期第18—22页。崔晓明、Chris RYAN、滕荆康：《基于旅游产品差异化的欠发达地区旅游合作研究》，《人文地理》2010年第4期，第156—160页。，以单个城市为中心研究区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发展阶段伍海燕、彭蝶飞：《旅游城市集散中心构建与布局研究——以长沙为例》，《经济地理》2011年第7期，第1219—1225页。马晓龙：《基于绩效差异的中国主要城市旅游发展阶段演化》，《旅游学刊》2009年第6期，第25—30页。。

现有文献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数据的单一性，但典型城市在省域内的示范效应增大，省域城市的差异性无法描述。此外，分析土地利用率，可以更好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城市经济的内涵总量。旅游业作为重要产业，当前较少有研究旅游土地效益的文献。鉴于此，作者利用城市面板数据定量阐述影响城市旅游土地效率的机制，解释旅游业的U型变动因素。本文的贡献主要为：第一，对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系统归纳和整理，克服了数据失真引发的缺陷。第二，分时段分析影响城市旅游土地效率的影响因素，找出不同因素之间的作用程度，为今后发展旅游经济、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供视角。

当前很多城市以旅游为基础产业或重点产业，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多城市依据旅游资源禀赋和地理交通位置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勃兴。然而，当前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土地效率的使用，各城市展开的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地铁、改扩建道路）与空间集聚下产生的交通拥挤对城市旅游的作用学界尚未系统研究。如何看待土地利用率对旅游经济的贡献，本文通过构建旅游土地利用率的指标，定量分析影响城市旅游土地利用率的影响因素，为当前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借鉴依据。

二 数据处理与模型设计

（一）数据整理与描述

本文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1—2015）》（简称年鉴）的城市面板数据检验城镇化进程中影响城市旅游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年鉴中统计了代表不同旅游资源、不同城市层级的27个城市。需要指出，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统计口径并不一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1—2003）中旅游业固定资产、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的数据包含旅行社、旅游星级饭店、旅游景区和其他旅游企业四个方面；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4—2010） 旅游业固定资产、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的数据包含旅游社、旅游星级饭店和旅游景区三个方面，缺少其他旅游企业的数據；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1中旅游业固定资产、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的统计口径仅含有旅行社与星级饭店两个方面，缺少旅游景区和其他旅游企业的数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2中旅游业固定资产，营业收入，从业人员的统计口径为旅行社、星级饭店和旅游景区三个方面，缺少其他旅游企业的数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3中旅游业固定资产、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的口径仅有星级饭店和旅游景区，缺少旅行社和其他旅游企业的数据。此外，北京、天津两地中，星级饭店数据中缺少外资饭店数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4—2015）中旅游业固定资产、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的统计口径包括旅行社、星级饭店与旅游景区，缺少其他旅游企业的数据。2014年北京市指标中缺少从业人员数量的统计，2014年统计年鉴中没有重庆的数据。此外，2014年、2015珠海数据中缺失旅游景区数据，沈阳旅游景区的数据从2009年开始缺失。

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数据的差异性，引发数据失真，影响实证回归的准确性，为了保证统计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将旅游固定资产、旅游业营业收入、旅游业从业人员的统计口径调整为旅行社、星级饭店（包括内资和外资）、旅游景区、其他旅游企业四个方面。从统计类型看，其他旅游企业数据缺少严重，本文以原有数据为基期，按照GDP平减指数进行相应折算，计入当期的数据来源，如北京市以2005年的数据为基期，南京市的数据以2002年为基期，杭州市以2002年为基期。旅游业营业收入数据较为繁杂，数据缺失明显且存有矛盾，如存在从业人员和固定资产投入却没有营业收入的统计。多数城市或没有统计或直接省略或收入为零，鉴于此，本文直接采用相邻各期的数据，折算为当期后统一计入数据。此外，2014年北京市统计指标中多出了人均固定资产原价而缺少从业人员数量的数据，本文据此算出从业人员数量（固定资产总价/人均固定资产原价）。数据缺失部分进行补充和平滑处理，并以2000年为基期采用平减指数进行折算。需要指出，旅游从业人员中数量最多的是广州市，且集中在2006年之前，（2000—2006年）从业人员年平均超过36万人，而2007年后从业人员大幅下降，（2007—2012年）从业人员年平均为7.6万人。上述数据的出现原因，一方面由于统计口径的缩小，2007年后缺少其他旅游企业的数据；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统计工作的系统性误差而造成。对于这一现象，我们仍以统计年鉴的数据为主，同时参考广州市统计年鉴和广州市统计局数据进行处理。各城市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分工与投入，而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投入成为索罗模型的基础，技术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土地集约利用能依靠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支撑社会经济的提高。通过对存量土地的投入，提高产出效率，提升土地价值和增加土地级差收益。

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多类多样，具有生产用地、生活用地与生态用地，旅游用地集中在生态或生活用地，本文以城市建成区为研究对象来衡量土地利用效率，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旅游景点尽管大都分布在城郊，但游客的交通中转地往往集中在城市建成区内。其次，旅游对当地的经济贡献是产业链条的效应激增，这种消费效应更多集中在城建区。当前衡量土地效率的方法主要有单位土地的经济效益（经济总量/单位建成区面积）和单位土地的人口密度（人口总量/单位建成区面积）两种方式。遵循这一逻辑，本文提出旅游土地利用效率的概念，用来衡量单位土地中旅游效益，采用两种方式衡量旅游土地利用效率，即单位土地旅游效益（旅游总收益/单位建成区面积）、单位土地旅游人口（旅游总人口/单位建成区面积）。土地利用和景观化可提高生态旅游的机会，基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转换，将改变土地的价值和旅游价值敖荣军、韦燕生：《中国区域旅游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研究——来自1990—2003年的经验数据检验》，《财经研究》2006年第3期，第32—43页。。旅游发展的基础是土地资源与人文景观的综合呈现，旅游土地利用效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土地利用与人口流动的内在关系，阐述旅游区域的空间集聚性。

旅游土地效率具有延迟惯性，同时本文数据具有的“时间短、截面大”的特征，使解释变量不可避免的存在内生性问题，而当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存在内生性，静态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是有偏的，而动态面板数据可以消除模型的内生性误差，从而使回归结果更为有效。考虑到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除了旅游资源禀赋以外，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以及服务设施建立、旅游服务质量等都是影响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参考巴洛（Barro）Barro，Robert.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ie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3（3），pp.87-120.研究经济增长和许政、陈钊、陆铭许政、陈钊、陆铭：《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世界经济》2010年第7期，第144—160页。研究中国城市的“中心-外围”模型以及文贯中、柴毅文贯中、柴毅：《政府主导性城市化的土地利用效率——来自中国的实证结果》，《学术月刊》2015年第1期，第11—23页。研究中国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模型，构建计量模型：

LnTgit=β0+β1LnKit+β2lnLit+β3lnFIit+β4lnFEit +β5lnFDIit+αiXit+εit

下標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城市第t年的数据。被解释变量LnTgit表示第i个城市第t年的城市旅游土地利用效率，采用旅游业营业收入/城市建成区面积（UBA）计算，衡量的是城市建成区单位面积的旅游业收入。解释变量为旅游业固定资产投入（Kit）、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Lit）、固定资产投资度（FIit）、财政支出度（FEit）、对外开放程度（FDIit）。Xit表示一组控制变量，用来控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度，Infrai，t表示基础设施，采用年末实有道路铺装面积衡量；客运总量（TPTit）、全年用电量（Electit），εit为随即扰动项。本文旅游业总收入、旅游固定资产投入和旅游从业人员数量的数据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1—2015）》（简称《旅游年鉴》）。《旅游年鉴》中选取了27座国内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能够代表不同区域（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与东中西部）的旅游禀赋，既含括京沪广深一线城市，也包括旅游禀赋相对丰富的以沈阳、长春、成都、昆明为代表的二线城市，还有珠海、桂林、中山为代表的三线城市。其他变量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5）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5，所有数据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折算，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在实证研究中，多重共线性的存在会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模型衡量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一般认为VIF值越大说明共线性问题越严重。一个经验的VIF值不超过10。从表3可以看到VIF值最大为3.34，远远低于10，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旅游土地效率总体偏低，近年呈现逐渐上升的态势。从图形的纵坐标可以看出，2000年利用率在6%～9%之间，2001—2004年总体利用率呈现下降趋势。2005—2007年尽管有波动，但持续较低波位。2008—2010年后，基本处于谷底震荡徘徊。2011年个别城市增强，呈现复苏态势。2012年后，旅游土地效率提升的态势趋于明晰，2014年除去个别城市外，多数城市集中在8%左右波动。

图2 被解释变量的时间趋势

图3可以看出各个城市被解释变量的时间趋势（纵轴：旅游土地效率，横轴：时间），杭州、宁波、厦门、昆明、西安等城市发展很平缓，黄山、中山等城市波动剧烈，长春、哈尔滨、大连等呈现下降趋势，北京、上海、重庆、武汉等城市呈现上升趋势。上述差异原因各异，如与旅游资源丰富（昆明、黄山、桂林、海口）、区域地理位置有关，一定程度上城市土地旅游利用效率的差异有助于估计影响城市单位土地旅游增效的因素。

图3 被解释变量城市的时间趋势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4列出了各时段的回归结果。从模型（1）来看，2000—2002年影响城市旅游土地利用效率的因素，主要有旅游固定资产投入、固定资产投入总额、外商实际投资额与旅游从业人员数量，且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旅游产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即投入产出效率较高时期，这与马晓龙的研究结论一致，城市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获得更大的收益。模型（2）分析了2003—2008年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影响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合，2003年我国进入非典时期，加之全球经济呈现不景气，影响了旅游土地利益效率。从业人员数量不显著也再一次印证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旅游业整体受到影响。模型（3）分析了2009—2014年的回归结果，城市单位土地旅游效率主要依赖旅游固定资产投入和旅游从业人员投入，且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固定资产投入和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旅游投资的方向并非城市发展的重点。模型（4）描述了2000—2014年影响旅游土地利用效率的因素旅游业固定资产投入、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和外商投资，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固定资产投入和财政支出则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纵向来看，旅游固定资产投入和旅游从业人员数量对旅游土地的利益效率影响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呈现U型，拐点出现在第二阶段，表明旅游业是典型的投入产出行业。固定资产投入对旅游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各异，在第一阶段（2000—2002年）具有正向作用，而后呈现负增长，呈现与图1相近的U型趋势。2003年非典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转变，投资拉动型逐渐形成，且较少投入到影响旅游土地效率的相关领域，对旅游业效率的提升影响较少。外商实际投资额在2008年前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2009年后影响不显著。外商对旅游业产出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旅游景区和旅游酒店（外资）的投入，2009年后国际金融危机震荡下投资减少，虽然中国仍是最具有投资的区域之一，但偏向收益更高、风险更小的行业。地方财政支出在第一阶段（2000—2002年）与第二阶段（2003—2008年）的影响各异，但不显著；2009年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具有显著负作用，表明了旅游业行业的发展受政府调控的影响较大。年末道路长度作为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对旅游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为显著的负相关。基础设施对城市旅游增率的影响为负，这与赵磊认为基础设施在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机制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的结论相佐，但与HjalagerHjalager A.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the concept of industrial districts，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2000，（3），pp，199-213.认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效应的贡献较小甚至不存在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基础设施对旅游增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产业功能导向式的基础设施投资过热与利用率失衡对这种不确定性起着决定作用。基础设施具有时滞性和公益性，在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速不大的前提下，城市旅游资源往往在建成区以外，而旅游星级饭店往往在建成区内，在景区与居住地之间的时滞性延长而非缩短，使基础设施对城市旅游增效的边际效用下降甚至为负。此外，各城市建成区内基础设施的修建也进一步延缓了旅游交通的便利性，2008年后上述城市扩建、新建地铁的比例占85.19%，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家庭用车数量急剧上升，上述城市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交通拥挤，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基础设施对城市土地旅游增效的效应。

我国的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开发中更多依靠“门票收入”作为观光旅游的主要特征，形成粗放式的路径依赖模式，导致“资源诅咒”指过度依赖初级产品旅游资源开发的机制，“挤出”可其他生产性的组织活动。现象的产生。“门票收入”产生的路径依赖使旅游生产部门缺乏创新动力，影响本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技术创新的效率，挤占了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效率。依靠资源禀赋的初级旅游产品边际收益增加导致直接效益显著，地方政府将生产类要素的资源转移到旅游初级生产部门，产生过度依赖初级旅游产业而损坏整个城市的经济效率和其他行业投资收益率Gylfason T.Natural resources，education，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pp.847-859.。旅游服务业发展会带来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收入效应对工业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资源转移效应对工业发展具有负面挤出作用朱希伟、曾道智：《旅游资源、工業集聚与资源诅咒》，《世界经济》，2009年第5期，第65—72页。。这部分解释了很多城市对旅游业的定位不准，无法为旅游业提供更多的帮助。

四 稳健性再检验

为了保证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本文通过依次省略控制变量和转换被解释变量（单位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旅游人数）的方式进行再次检验，最终结果显示依然稳健。具体见表5。

旅游土地经济效益的回归保证了结果的稳健性。采用旅游土地人口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从业人员数量具有显著的负相关，这与之前的结果相反，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统计口径差别，旅游人口具有多重性且只占外来人口的较少比例所致。此外，由于静态面板会引起偏差结果，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系统GMM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再次论证了结果的稳健，见表6。

五 分析结论

本文基于2001-2015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城市旅游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通过对统计年鉴数据的重新梳理、克服单纯因统计口径不一致而导致的数据失真和采用分阶段回归方式，得到较为可靠的研究结果：1.城市土地旅游增效仍处于高投入阶段，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固定资产投入是推动旅游增效的重要源泉。2.旅游固定资本投入对城市土地旅游增效的影响为负，表明仍然存在依靠门票收入的禀赋诅咒效应。3.基础设施对城市土地旅游增效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说明基础设施的动态旅游效应不容忽视，当前基础设施的营建处于城市交通“阵痛期”。4.固定资产投入和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旅游增效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表明旅游业仍未成为城市的支柱行业，仍然需要提供更多的针对旅游业的政策。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现阶段城市旅游土地增效处于以投入为主的发展时期，针对这一结论本文的对策如下：首先，从业人员的效率低于资本投入率，可以提高从业人员数量，同时提升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质量，尤其是当今游客的个性化、差异化要求提升，从业人员更应提升服务质量，更好的利用服务吸引客流。其次，针对基础设施的累积效应，并未表现出积极作用，因此不能一味的依靠修建基础设施来促进旅游增效，而应从旅游产业深度开发和质量入手，注重旅游资源的环境保护和城市旅游上下游产业链的结构升级，尤其提升旅游产业的空间集聚效应，提高城市定位。最后，倾向旅游固定资产投入，不仅关注量的扩大更应注重质的提升，提高产业的纵深发展和结构转型，走出依靠“高投入”的发展模式。

The Factor Analysis of Urban Tourism Land Utilization

——Case Study Based on Urban Panel Data

CHAI Yi，GUO Yang

Abstract：

Although the tourism revenue in china shows a growth tendency，the tourism revenue as a share of GDP presents a u-shaped development trend.According to urban panel data in the Yearbook of China Tourism Statistics（2001-2015），this paper explains the u-shaped trend affecting urban tourism with the rate of tourism land utilization.Using the china tourism statistics without distortion an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the research shows that：（1）Urban tourism land utilization still depends on high input，and tourism staff and the invest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re important sources of increasing tourism efficiency.（2）The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and fiscal expenditure hav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ourism land utilization，and there exists crowding out effect of “tourism endowments curse” characterized by “ticket income”.（3）The u-shaped change of the tourism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the number of employees，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investment of fixed assets show the tre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and the orientation of investment has the crowd-in effect on tourism.

Key words：urban tourism；land utilization；crowding out effect；factor analysis

【责任编辑 吴应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