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新

唐王朝的强大和繁盛，是与其奉行的国策密不可分的。代宗朝（762—779）诗人张惟俭《赋得西戎献白玉环》一诗，就颂扬了唐王朝的开放及平等的民族政策带来的四海统一，人心所向：

当时无外守，方物四夷通。

列土金河北，朝天玉塞东。

自将荆璞比，不与郑环同。

正朔虽传汉，衣冠尚带戎。

幸承提佩宠，多愧琢磨功。

绝域知文教，争趋上国风。

诗的开头两句“当时无外守，方物四夷通”，是说唐王朝实行开放政策，交通畅达，方物来自四面八方的国家。唐王朝的强大得益于开放的国策，并在开放中成就伟业，彪炳千秋，所谓“大业来四夷，仁风和万国”（张衮《梁郊祀乐章·庆休》），唐王朝的开放和繁盛，吸引了周边众多的国家，就像大禹当年涂山盟会一样，有万国争相执玉前往。

“列土金河北，朝天玉塞东”两句，是说唐王朝国土面积广大，北至金河以北、玉门关以东的各国也争相来朝。从太宗、高宗、武则天到玄宗，唐王朝不断拓土开疆，加强边防，疆域北抵金河以北，安北都护府一度设在哈尔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向西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行政统辖直达今天的中亚、西亚，在大宛、康居、昆墟、条支、修鲜、波斯，均设有都督府、都护府;安东都护府、熊津都护府、鸡林都护府均设在今天的朝鲜半岛。诗人怀念“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太宗朝和“承平岁久，自开远门至藩界一万二千里，居人满野，桑麻如织”的玄宗朝，认为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太宗、玄宗朝国家统一安定，敞开国门与四方交通：“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齎粮，取给于道路焉。”即便是看似荒远的金河之北，也分封土地;玉门关以东的僻远之邦，也入国朝贡。和平、富裕、繁荣的景象随处可见。

“自将荆璞比，不与郑环同”两句中，“荆璞”出自《韩非子·何氏》：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块璞玉，献给楚厉王、武王，王不识玉反断其左足和右足。到文王时，卞和抱玉哭于荆山下，王使人剖璞，果真得到宝玉，名之为“和氏璧”，后用献和氏璧比喻一片赤诚。“郑环”出于《左传》昭公十六年：晋国的韩宣子有一玉环，其中一半在郑国商人手里，韩宣子向郑国国君请求得到，相国子产不愿意给，说这不是公家府库保存的东西，寡君不知道。这两句诗是说，西戎所献白玉环如荆璞一样完美无缺，珍贵异常，与当年晋人所看重的郑环不能同日而语，何况白玉环本身包含了进献者的一片真情。

“正朔虽传汉，衣冠尚带戎”二句最有内涵，说的是“胡”文化对唐文化的影响。正朔，古代改朝换代时新立帝王颁行的新历法，后亦泛指历法。《史记·太史公自序》：“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这两句诗说，唐王朝的历法和文化虽传自于汉朝，但唐人的风俗好尚却明显地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唐人推崇“胡”文化，好胡食、胡乐、胡服，“胡”文化的阳刚大气、摒弃苛细，深得唐人之心，也与向上的时代要求相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唐文化的开放和大度。

“幸承提佩宠，多愧琢磨功”两句，是说西戎所献白玉环有幸获得手提胸佩的亲近，也不白费朝觐者花了许多功夫的精心打磨，表明了西戎对用作礼物的白玉环的郑重和用心。

结尾“绝域知文教，争趋上国风”两句，是说由于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和魅力，即使是隔绝难通的边远地方，也渴望来到唐王朝，争相向文明大国学习，这也是德宗朝的毛涣“万里求文教，王春怆别离”所要表达的。历史上的西戎并不和东方的中国交通，由于西域的凿空和丝绸之路的开通，从汉朝开始交往渐渐增多。唐王朝建立之后，不断前来献纳贡品的西戎国家有百国之多。唐王朝体恤诸国地处僻远，朝贡不易，“视地远近而给费”。这两句以精练准确的语言指出了唐文化对“胡”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是丝绸之路畅通、繁盛带来的结果。当时，天竺、扶南、西凉、龟兹、疏勒、康国、高昌以及高丽、日本等，竞相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唐王朝频繁交往，并从中获取文化上的养分以发展壮大自己。

英国艺术史学者贡布里奇先生说：“论地理，欧洲跟中国遥相睽隔，然而艺术史家和文明史家知道，这地域的悬隔未尝阻碍东西方之间所建立的必不可少的相互接触，跟今天的常情相比，古人大概比我们要坚毅，要大胆。商人、工匠、民间歌手或木偶戏班在某天决定动身启程，就会加入商旅队伍，漫游‘丝绸之路，穿过草原和沙漠，骑马甚或步行走上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寻找工作或赢利的机会。”这段话可视为“争趋上国风”的形象注釋。

张惟俭的这首诗是大唐繁盛的缩影，“上国风”如描如绘，可感可见，至今读来让人振奋不已。它告诉人们，无论古代还是今天，开放是强国的必由之路。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就必须有大国风范，必须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并将其融入自己的血肉之中。

（选自《学习时报》2017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