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晓波

西晋和东晋时期政治上的一大特点，是世家大族把持朝政。东汉、曹魏以來在地主阶级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大地主阶层，他们一般是累世做官，门第显赫，被称为世家大族，又称“世族”或“士族”。世族势力的强大必然会削弱皇权，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要依靠监察机构制约世家大族的势力。但两晋时的天下大势是皇权不断萎缩，世族日渐强盛，这就决定了依附于皇权的监察制度是软弱无力的。

尚书左丞管监察

两晋时期监察制度的框架是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即晋武帝）构建的。新花样有尚书左丞管监察。西晋名义上仍保留宰相的职位，但宰相手中已无太大的权力，朝政大权已经转移到尚书台。尚书台最早是一个管理文件的机构，该部门的人员也就是抄抄写写，传送一些公文，但这时地位一下子变得显要起来。尚书台的长官是尚书令，有“宰相”之称，他的属官有左右丞。尚书台此前是不管监察的，这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就增加了监察的职能，并由尚书左丞肩负这个重任，他的地位和职权相当于汉代的丞相司直。

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共同监察百官

两晋时期的御史台仍以御史中丞为最高长官。在他手下有治书侍御史，地位高于一般的侍御史，为御史中丞的副官;黄沙狱治书侍御史，负责监督司法工作;侍御史，分为十三曹办事，具体职责是监督中央各部门的财政、人事和军事;殿中侍御史，负责宫殿中礼仪事项的监察;检校御史，负责京城（除皇宫及各部门外）及其附近地区的监察，东晋时代替了司隶校尉的职能;监搜御史，站在宫门外，负责安全检查;督运御史，监督交通运输工作。

西晋时依照汉朝制度设有司隶校尉。西晋初，曾规定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的分工，前者专管行马内，后者专管行马外。所谓“行马”，原指宫门和官府前面拦阻人马通行的木架。按此划分，御史中丞负责皇宫及中央各部门的监察，司隶校尉负责京城其他地方及周边地区的监察。从工作性质上看，当然是御史中丞重要。但这个界限在晋惠帝时被打破。当时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因权限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事情的起因是司隶校尉傅咸举报了两名尚书台的官员，御史中丞认为傅咸越权，干涉了行马内的事。傅咸不服，上书皇帝说：“宫内的事，外人不得干涉，专由御史中丞负责，但如今地方上修路架桥以及打架闹纠纷的事，御史中丞也都过问，没有内外之分。既然御史中丞可以监督百官，就不应规定他只管行马内的事，因为百官不仅限于行马内，行马外也有百官。同样的道理，司隶校尉也不应只管行马外的事。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应该共同监督皇太子以下的百官，不宜再分什么内与外。”傅咸的话有理有据，得到了惠帝的认可，于是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的工作界限被打破。可这样一来，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两者职权重叠，推诿扯皮的事多了起来。到了东晋时期，废除了司隶校尉，才解决了这个矛盾。

对地方的监察力不从心

在地方上，西晋是州、郡、县三级制。州一级的长官是刺史，集军事、行政大权于一身。刺史带兵是东汉末年天下纷争的产物，现在天下太平了，晋武帝就想把兵权从刺史手中分出去，恢复刺史的监察官身份。他下令由都督掌军权，刺史理民事，实行军民分治，刺史每三年一次入朝汇报工作。虽然刺史不带兵了，但仍具有监察官和地方行政长官的双重身份，只能算部分地恢复了汉制。这项改革推行的时间不长，前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由于战乱而被破坏。晋武帝死后，惠帝继位，大权掌握在他的皇后贾南风手里。贾后胡作非为，激起兵变。先是赵王司马伦废除贾后，篡权做了皇帝;之后齐王又起兵讨伐司马伦，冀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都带兵参加了齐王的队伍，刺史领兵又成为既成的事实。

晋武帝注重监察法规的制订，颁布过《五条律察郡》。这是专门监督地方郡守的条规，共有五条：自身过硬，勤于政务，抚养孤寡，重农抑商，维护治安。廉政勤政、抚民为民的内容都有了，标准确实不低。此外还有《察长吏八条》，要求郡国的长官据此考察属县的官吏。八条是从正反两方面讲的，正的方面包括为官清廉，没有私心，为人正派，不搞沽名钓誉;反的方面包括贪污索贿，卖身投靠，没有气节，拥有大量的私人财产。前四条是要坚持和提倡的，后四条是要反对和戒除的。按照规定，郡国长官三年中要对属县视察一次。同时还制订了具体的方案，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比如要深入基层，广泛接触各方人士，观察民风民俗，了解百姓疾苦等。应该说，这些写在纸面上的东西是很漂亮的，但在当时能否实际做到却是另外一回事。仅有合适的规定却不贯彻执行，一定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

允许“风闻奏事”

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始终是两晋时期监察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为了弥补这一点，晋代开始允许风闻奏事。所谓“风闻奏事”，就是举报人可以根据传闻进行举报，不必拿出真凭实据，也不必署名。东晋初年，实权派人物王导曾派人用这种方法，专门搜集地方郡守的情况。官场上正式受理匿名信的举报，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举报人为了保护自己不愿署名，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举报信的内容。如果举报的材料只是道听途说，就会使其真实性大打折扣;如果举报者捏造事实，恶意诽谤，而受理人又不加以甄别，就会使被举报人蒙冤。所以对匿名信既要注重其真实性，更要对事件慎重处理。

晋武帝也有自己的苦衷

晋武帝是在世族的支持下取代曹魏称帝的，他对监察工作的态度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要依靠监察官巩固皇权，另一方面又不能损害世家大族的利益。他登基的第三年，司隶校尉李熹检举县令刘友及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已故尚书仆射武陔等人，以权谋私，侵占官府的稻田。晋武帝首先表彰了李熹，说他做官能为公家着想，无愧监察官的称号。然后对四名违法乱纪者进行了处罚：杀了刘友，但对山涛等三人仅仅提出了警告。刘友只是个县令，地位不高，拿他开刀不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吗？八百余年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评论这件事时说：“晋武帝的做法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不对。如果李熹的检举是对的，山涛等人就不应被赦免;如果李熹举报有误，那他就不应受到表扬。此外，四人同罪而处罚不同，这不是法律面前不平等吗？”司马光就事论理，为的是以史为鉴。

当时还有个世族官僚叫胡威，劝晋武帝施政不要太仁慈。武帝說，我对中层以下的官员一点也不含糊。胡威说，我不是指中层以下的干部，是指像我这一层的干部。晋武帝不作声了。作为皇帝，却因人的身份不同而区别对待，这个做法本身就破坏了公平和公正，上行下效，晋代的吏治便可见一斑了。

刘毅敢揭皇帝的短

晋武帝在灭吴国之前还算一个勤于政务、有抱负的皇帝，但统一天下之后就迅速走向了反面。他生活荒淫，下令物色美女充实后宫，中意的都留下，不中意的才可以嫁人。灭吴国时，他又将吴主孙皓宫中的5000名宫女全都接收下来，加上他原有的宫女，总数超过1万人。他每天坐着羊拉的车子在宫内转，羊在哪里停下来，他就在哪里下车，入室就寝。一些善于奉迎的宫女，知道羊喜欢吃竹叶和盐巴，就把竹叶插在门户上，把盐巴撒在门口。羊车走过，羊就停了下来，晋武帝也就进门了。

武帝还贪财好利，公开卖官，聚敛私财。有一次，他问司隶校尉刘毅：“你看我可以比汉朝的哪一位皇帝？”他自以为比不上西汉的高祖刘邦，也可以比东汉的光武帝刘秀。不料刘毅是个非常耿直的监察官，他直言道：“可比桓、灵。”桓帝和灵帝是东汉最昏庸的君主，武帝听了十分恼火，说：“我平定东吴，统一全国，怎么能像桓帝、灵帝呢？”刘毅不慌不忙地回答：“桓、灵时，他们卖官，但钱都归到国库里去。现在陛下卖官，钱都到了您自己或者权贵的私人腰包里。就这一点来说，您还不如桓、灵呢。”晋武帝见没法抵赖，随即哈哈大笑说：“桓、灵在世，没有人敢这么说，我现在还有你这样敢于直言的大臣，这说明我还是比他们高明的。”这么一说，双方都体面地下了台。刘毅可不是普通的监察官，他是汉代皇室的后裔，晋武帝也没敢把他怎么样。

中正官不“中正”

两晋时期的官场十分腐败，表现之一是用人上存在不正之风。西晋选拔官吏采用魏曹时的“九品官人法”，即先把候选人定为九品（即九等），然后从高到低依次安排职务。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各州郡的中正官。叫“中正”，是取其公正、不偏私的意思。曹魏的中正官还能够按候选人的德行才能划定品级，可到了西晋时，风气不正，中正官也不“中正”了。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往往以家世的兴衰、贿赂的多少来定品级，把世家大族的子弟定为上品，把无权无势又无钱贿赂的人定为下品，吏部（即组织部门）也不把关，只是死板地按照品级授予官职，结果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有人统计过，《晋书》中可以确定为世家大族的子弟中，有92%的人是通过这种方式当上高官的。他们二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步入仕途，做官的起点很高，而且担任的都是些清闲的职务，如黄门侍郎、中书侍郎、散骑侍郎等，均为五品官。出身寒门的人，往往过了三十岁才能担任低级的小吏。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当时却很“正常”，无人过问，也无人敢问，更不属于监察官纠举的内容。

人生观出了大问题

官场腐败的表现之二是生活中盛行奢靡之风。晋人推崇杨朱，杨朱是战国时人，是极端利己主义者，孟子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不信来世，把当前的生命看作唯一可贵的东西。晋人发挥了这一点，陷入了醉生梦死、消极悲观的泥潭。当时流行这么一个顺口溜：“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到头来都是一把烂骨头，谁知道烂骨头有好坏呢？所以人活着的时候应尽情享受，不必考虑死后的事情。西晋的开国元老、太尉何曾，一天三顿饭就要花上一万钱。他的儿子何劭比其父翻了一倍，一天吃饭要花两万钱。尚书任恺每顿饭要花一万，他的餐桌上山珍海味样样都有，可他的管家还经常挨骂，因为那么多菜没有一样是任恺喜欢吃的。有人推算，当时四品官的月俸为72斛，约可折成9000钱。也就是说，任恺一顿饭就要吃掉一个四品官一个月的工资。正常的薪水是无法这样摆阔的，显然这些人还有灰色收入，即腐败所得。教育是基础，晋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出了问题，才导致了奢侈堕落的风气，不能不引以为戒。

监察官是“小儿辈”

由于两晋时期大多时候皇权弱化，所以监察不但没治本，标也没治住，甚至不能治。东晋的大将桓温因北伐成名，握有军权，专横跋扈，他废了晋废帝，另立简文帝。简文帝即位那天，桓温带兵进了京城建康（今南京），就在宫中驻军，还在半夜里吹军号。御史中丞司马恬指责桓温，说他违法乱纪，没有规矩。第二天上朝，桓温看了王恬的奏折，骂了一句：“小儿辈还敢弹劾我？”可见他根本没把监察官放在眼里。简文帝就是桓温立的，他能说什么呢？没办法，只有忍气吞声而已。这也是东晋最终被刘宋取代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