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

2018-06-04陈平澜

文史博览·文史 2018年5期

陈平澜

我的父亲陈默，字冰思，1913年出生于湖北位于黄石和大冶附近一个叫梅岭的地方。祖父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反袁斗争中被杀害于上海。祖父去世后，祖母带着她的一个妹妹和两岁的父亲赶到上海。在安葬了丈夫后，祖母决定移居到上海浦东奉贤县头桥镇，靠开一家小吃店谋生。

父亲从小在头桥镇小学念书，小学四年级时他决定辍学到一家药店当学徒。白天他在药店干杂活，晚上靠自学来完成小学课程。之后，他又到奉贤曙光中学去上夜校。因为父亲学习成绩好，尤其是口才特别好，不久就受到了学校领导的关注。

曙光中学是共产党的一个活动据点，校长林钧，又名林少白，是一位资深共产党人。林钧对我父亲非常关心，常常找他谈心、讲解革命道理来启发他。1929年在林钧等介绍下，父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结识杜月笙，加入别动队

1930年，就在父亲即将转正为中共党员时，他被国民党警察逮捕了。据我的表叔盛振亚回忆，有一次，父亲在新场镇演讲时，讲到兴起时抖了抖他的外套，一不小心露出了腰间的手枪。于是，他被逮捕了。

经开庭审判，父亲被判刑12年，但入狱三年半后，由于抗战爆发后上海民众要求全民抗日，释放政治犯的呼声日益高涨，1934年年初，父亲被提前释放。

出狱后，父亲去了上海法政学院读书，他希望将来能当大律师或大法官。

当时上海各界人民的抗日活动十分高涨，有工人罢工、店员罢市、学生罢课等。大家都去参加游行和抵制日货的行动。父亲在法政学院是个活跃分子，也是抗日活动的积极分子。一次，父亲参加抗日游行时，正在台上发表演说，不巧有一队日本兵突然朝人群走来，大家赶紧疏散。父亲沿小路朝另一方向跑去，看到一所宅院就躲了进去。管家掩护了他，等日本兵走远了才带他去见宅主。这位管家就是万墨林，而宅主就是杜月笙。

因为父亲说一口浦东方言，和杜月笙也算是同乡，再加上父亲能说会道、满腹经纶，又是个大学生，所以深得杜月笙的欣赏，并要我父亲留在他身边。杜月笙说他正在组建一支一万多人的抗日别动队。杜月笙对父亲说：“如果你愿意留下来，那么可以先到别动队二支队当大队长。”

父亲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不就是有许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吗？那么现在为了抗战加入国民党部队，应当也不是什么错，于是他同意了。

经过短期培训，1936年，父亲担任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二支队第二大队的中校大队长。

此后，父亲受到了杜月笙的特别青睐。杜月笙在宴请宾客时，经常叫父亲陪在他身边。我曾看到父亲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提到：“张静江老伯平素待我最厚……”张大千的哥哥张善孖，以擅长画老虎闻名，当他得知父亲属虎，就画了四五张老虎送给他。我还看到过张大千、章士钊、于右任送给父亲的字画，记得落款大多是：“冰思行家不吝指正。” 大约在1960年，母亲把明清以前的36幅画捐给了上海市博物馆，民国以后的字画博物馆一幅都不要，包括张大千的画。后来留下的字画在“文革”时都被抄走了。

那时，人们都在议论：“陈默是后起之秀，是杜月笙最得意的门生。”

刺杀张啸林、傅筱庵

1937年11月浙沪战事结束，国民党正规军从上海撤走，父亲带领的别动队二支队二大队也随之撤到了汉口。

国民政府不愿让上海变成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的沦陷区，但是戴笠认为，军统上海区人数不够、力量不足，故应以搞情报为主，而开展地下军事行动（包括除奸）则应依靠别动队和杜门弟子。为此，他提出应专门成立一个“上海抗日行动组”，直属军统局本部，并由他亲自来指挥。在杜月笙的推荐下，1937年11月，戴笠任命父亲担任军统局直属“上海抗日行动组”组长。

有文件记载，自1937年年底到1941年年底在上海由军统人员实施的制裁日本军官和重要汉奸共150人，攻击日本军事设施的重大事件共60多次。而其中约有80%是由父亲领导的“上海抗日行动组”实施的。

在被处决的汉奸中，影响最大的要数伪浙江省省长张啸林，和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

1939年年底，父亲策划了一次利用操控红绿灯，在淮海路上刺杀张啸林的行动，不过没成功。后来，父亲介绍林怀部进入张家，当上了保镖，并以5万银元和惩除汉奸的民族大义，争取到林怀部做内线，最后设计于1940年8月14日将张啸林除掉。

继张啸林之后，上海行动组要制裁的另一个大汉奸就是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有些记载说戴笠将刺杀傅筱庵的任务交给了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这是一个误会。实际上是交给了军统局直属“上海行动组组长”陈默。

与刺杀张啸林时的情况相似，父亲在派出特工多次行刺傅筱庵均告失败后，派人成功策反了傅筱庵的厨师朱升，并于1940年10月10日深夜，将傅在睡梦中用菜刀砍杀。

前几年有两部描写军统特工色诱76号伪特务机关头目丁默邨的影视剧，其中一部是电影《色戒》，另一部是电视连续剧《上海，上海》。而后者是我看过的唯一一部用我父亲真姓实名陈默的电视剧。

接到刺杀丁默邨的任务后，父亲决定采用色诱的办法。于是，他就到静安寺百乐门舞厅去物色诱饵，这个“诱饵”就是百乐门舞厅的郑苹如。开始，父亲去百乐门舞厅不仅专约郑小姐跳舞，而且常带些小礼品给她。时间一长，父亲就经常约郑小姐出去吃饭，喝咖啡，并最终说服了她。后面的细节相信大家也有所了解了！

父亲领导的“上海抗日行动组”在开展铁血锄奸的同时，把炸仓库、烧机房当成了家常便饭。即使停泊在江心的日本军舰，他们也敢搭上去炸掉。他们曾摸上“唐山丸”，烧了200多万元的货和这艘大轮船。运输舰“庐山丸”刚修好，就被他们一把火烧掉了。他们焚毁的日本运输舰还有“顺丸”“沅江丸”“南通丸”“音户丸”等。至于作为水上运输工具的军用小汽艇，被他们烧毁了20艘之多。

由于“上海抗日行动组”神出鬼没、英勇大胆的表现，使得上海敌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日本人发现，他们损失数万精兵激战整整3个月将上海占领后，反而寸步难行。

“身在曹营心在汉”

“军统上海区”于1941年5月遭76号大逮捕，由于区长陈恭澍投敌出卖，致使该机构全军覆没。而“上海抗日行动组”是于1941年12月底，因戴笠发电报将组长陈默召回重庆而结束历史使命的。

1937年年底至1941年年底，军统上海区三个区长先后被捕，其中两个成了汉奸。这四年中上海区的行动大队也开展了一些除奸行动，如刺杀唐绍仪和陈篆的行动，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抗战胜利后，陈恭澍因汉奸罪被捕，戴笠下令判处他死刑。戴笠飞机失事后，陈恭澍才提起上诉。由于郑介民对军统的人事情况了解远不及戴笠，这就给陈恭澍钻了空子，得以逃生。1984年，陈恭澍在台湾写了一本《上海敌后抗日行动》的自传，其中在攻击、贬低、污蔑别人的同时，抬高自己，为自己摆功。至今有不少人在写传记文献时相信并采用了陈恭澍的说法。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

父亲回到重庆不久，重庆政府授予父亲和他领导的“上海抗日行动组”“抗战特别贡献奖”。1942年3月戴笠又保送父亲到成都中央陆军大学高级特训班受训。这所大学又被称为黄埔后期，而高级班主要是为那些没上过黄埔的高级军官开设的。

戴笠报送了两名军统人员去受训，另一名是军统局办公室主任毛人凤。

父亲在高级班受训后，就由戴笠安排他担任西安警备司令部稽查所少将所长。当时我们家已由上海搬到成都。父亲每天早上要乘专机赶往西安上班，晚饭后又要乘飞机返回成都。外婆曾对我说：“你的父亲虽然升了官，但是他仍很检点，从不在外面露宿。”

但是父亲却不愿意干，因为这不是在前线杀敌，却在后方干矛头指向共产党人的事。他认为自己本是个共产党人，如果不是1930年被捕，他早就转正为共产党员了。他此时在国民政府任职，目的就是为了抗战。

父亲也想过，是否可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来掩护共产党人。有一次他在西安遇到了周恩来，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恩来。不料周恩来表示不相信他的话，这使得父亲非常难过。回家与母亲谈起此事时还流了泪。

又有一次，父亲在西安碰到了抗战初期在上海认识的一位叫钟强的朋友。钟强说他离开上海后去了延安，后被派到杨虎城部队当了一名少校参谋。他笑着对父亲说：“你看，我现在是个穷少校，你却已是个阔少将了。”父亲笑道：“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战一胜利我一定会回到共产党部队的。”以上这段对话是钟强在“文革”后给我们写信时说的。他曾到上海来与我们见面。那时，他是浙江军区少将副司令员。

父亲不想在稽查所再干下去了，他向戴笠提出说西安上班路太远了，希望另外安排一个工作。于是戴笠把他调回成都，担任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所所长。但是，没多久，父亲就请杜月笙出面斡旋，向戴笠正式提交了辞呈。

1943年7月，父亲秘密返回浦东，组建了一支6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由于得到重庆政府的支持，所以武器、财力、物资都比较充裕。为了将大批武器藏到我外公外婆家，父亲为他们建造了房子，买了些田地。他对我外公说：“可以把田地分给乡亲们去种，但不能收他们的租。你们如需用钱，尽可以向我要。”

我小时候看到母亲坐车从来不要人家找余款，付给保姆的钱总是多给许多。母亲说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而父亲则是受杜月笙的影响。他们认为：对别人好，最终就是对自己好。

父亲与共产党游击队的关系很好，他常将毛毯、大衣等物资送给他们。例如，父亲与五支队的朱亚民部队常有来往，除了送物资还经常向他通报日伪将要“扫荡”的情报。

我曾看到过家里有不少日本官兵的照片，都是父亲拍摄的日本战俘的照片，背后父亲写了简要说明，战俘姓名、军队、何时何地被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前留下的日俘照片、军刀等，已由我母亲上交给上海市人民政府。

结识潘汉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作为杜门弟子的父亲不仅没有被作为抗战有功人员对待，反而被作为打击对象。有人告发父亲抗战时期“通共”，导致他被关押了近半年。

出狱后，父亲辞去了国民政府中的所有职务，与《文汇报》创始人总经理严宝礼相约一起去香港。严寶礼又介绍父亲与香港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潘汉年相识。此后，父亲就经常与潘汉年在一起，并由潘汉年等人介绍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秋，党中央下达给香港地下党一项任务，策反国民党海军，并配合解放军渡长江和解放台湾。潘汉年考虑到父亲在抗战中结识了许多国民党将领，由他执行策反行动比较有利，就安排父亲回沪策反。

临行前潘汉年交给他一封信，要他先去浙江四明山根据地找薛驹政委，与他讨论必要时需由四明山新四军配合策反工作。

父亲向潘汉年提出，万一自己牺牲了，希望组织上为他作出证明，并帮他照顾好家中的妻儿。他们还讨论了策反目标，最后锁定的策反目标是封企曾。因为封企曾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海巡大队大队长，控制着上海出海口的部分海上武装。同时，他又是舟山群岛海军少将司令。舟山是上海至台湾的必经要道，若能拿下舟山意义非常重大。

封企曾在军统上海区做过第六行动大队副大队长，是徐晚风的副手，而徐晚风在上海抗日先遣总队做过副总队长，是父亲的副手。而且徐晚风和封企曾是我家的常客，经常在我家吃饭。

父亲回沪后，先到浦东去策反自卫队、保安队，准备组建一支部队拉到舟山去。几天后设家宴招待旧部和朋友，徐晚风和封企曾都来了。吃晚饭时父亲故意热情地劝酒，以至很多人都喝醉了。父亲与封聊起来当时的局势，告诉封，国民党太腐败了，肯定维持不了多久，他希望封企曾看清形势反戈一击。封附和着，表示愿意找个适当的时候，见机行事。

1948年12月初，封企曾约父亲一起去舟山。当汽艇开出黄浦江进入长江口时，遭到了几艘军舰的包围。原来封企曾表面同意反正，暗地里却向保密局作了报告。于是，父亲就被逮捕了。

2013年《上海滩》杂志刊登有一篇富华写的《我们在黎明前越狱》的文章，写到他当时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狱中。其中有间1号牢房，关的都是共产党要犯。其中有上海著名烈士，如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王孝和等。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戴着手铐脚链的中年男子。于是，他趁放風时走近1号牢房，隔着铁栏与该男子说了几句话。富华问：“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中年男子回答：“我叫陈默，这里恐怕没人有资格审讯我。”这正是我的父亲陈默。

1951年，封企曾从台湾被派往大陆，在上海落网。不久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我母亲作为被害人家属，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中央，而我就坐在母亲身旁。当封企曾被武警押上台时，母亲突然冲上去指着他大骂：“人面兽心，不知羞耻！”之后她在大会上宣读了控诉书。最后大会宣布判决结果：封企曾出卖杀害了陈默烈士，他在金山卫制造过好几次大屠杀。判处死刑，押赴刑场，立即执行。

狱中营救张锡昌，策反金家让

父亲被捕后，母亲去找杜月笙求救，杜月笙曾两次去见蒋介石为父亲说情。第一次蒋表示只要父亲愿意脱离共产党，不仅可以立即释放，而且可以由他亲自为父亲安排重要的工作岗位。但是，这个条件被父亲拒绝了，但父亲也提出了一个办法：如果释放他，他立即离开上海去香港经商。于是杜月笙又去见蒋。但这一次蒋介石翻了脸，表示共产党的案子他是不可能帮忙的。杜月笙明白，这一下凶多吉少了。

1949年2月8日，父亲得知蒋介石不会再给他生路，他就开始写遗书。

其实，父亲从香港回沪后就做了各种准备，包括最坏的准备。他带我们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自己也拍了一张半身照，结果这两张照片就成了父亲牺牲前留下的最后照片。

据表叔盛振亚说，牢房的看守都认得陈默，知道他在八年抗战中是位了不起的抗日英雄，所以对他既敬畏又敬重。有的看守主动替他买烟买酒，有一个看守甚至和他一起策划过一次越狱，结果没成功。有一部南斯拉夫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表叔对我说，你父亲就是中国的瓦尔特。

父亲在狱中还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大事。他通过递条子传信息的办法帮助同一牢房的共产党干部张锡昌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从而使他得以被营救出狱。另外，父亲还策反了一名忠义救国军的上校纵队长金家让，父亲要他在可能出去之后投奔共产党。金家让获释后，保密局的毛人凤任命他为江南特别站少将站长，江南反共救国军司令。金家让从台湾刚回上海就与上海市公安局取得了联系，向上海公安局提供了大量情报。

1949年4月27日，父亲陈默被秘密杀害于南市狱中。当天下午，他知道了这是他最后的一天，于是就写下了第二份绝笔。他把自己的一件血衣交金家让带出去，后来金家让把它交给了上海市公安局。

父亲牺牲后，潘汉年曾来我家悼念和慰问。1949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出具证明：陈默为中共正式党员。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陈默为革命烈士，并给家属发了证书。

1998年，杜月笙的第五个儿子杜维翰回沪。他特地来看望我的母亲，我母亲早已故世了。杜维翰在请我吃饭时一再表示，他很佩服我的母亲。他说，你母亲一个人要扶养全家十个人，还要供你们上大学，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伟大了。他还提到1942年他在成都中央陆军大学读书时，杜月笙把他托付给我父母。所以他假日里总在我们家，他的零花钱也都是我父母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