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行为空间互动是否加剧了雾霾污染？<br/>——基于财政-环境联邦主义的考察

财政行为空间互动是否加剧了雾霾污染？
——基于财政-环境联邦主义的考察

2018-05-28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8年6期

(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重庆 400054)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强调了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频频爆发，100多个大中城市笼罩在雾霾之中。国务院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强调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构建地方政府的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强调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空气污染治理中的责任与角色。在环境污染治理的探索中，中央-地方的财政治理关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性制度。

财政联邦主义主张财政分权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分权体制是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引擎，这一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中央政府通过政治集中和向地方经济分权，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构成约束与激励，有助于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部门的干预，提高地方企业的效率，吸引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流入本地，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激励作用(林毅夫等,2000;李涛,周业安,2009;付强等,2011;谢贞发，2015;程宇丹,龚六堂,2015;刘穷志,2017)[11，13，15，17，18，25]。

环境联邦主义聚焦于分权体制下的财政行为及其环境影响。分权体制引发的FDI引资、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等方面的扭曲行为，会通过两个渠道作用于环境污染。一方面，经由资本、技术、劳

动等经济要素的配置作为传导，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与质量。作为经济产出的副产品，污染排放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政策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环境标准、财政支出投入偏向等方式影响环境管制的效果。由此，财政行为及其衍生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针对中国财政体制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行为具有明显的空间互动性(沈坤荣,2006;李永友,2008;李胜兰,2014;龙小宁,2014)[14,16,19,22]。政府之间财政行为契合了零和博弈的特征，表现出显著的正外部性。财政行为可以引发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以及各区域的税基的改变。一个地区的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招商引资、税率优惠等竞争策略，通常以具有相似特征、邻接的地区作为参照并受其影响。那么，财政行为的空间互动，与中国雾霾大爆发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其影响机制是怎样的？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旨在研究财政行为空间互动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具体而言，以财政-环境联邦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财政分配、引资、支出行为为主线，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索财政行为空间互动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针对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拓展。首先，针对雾霾成因的研究多停留在能源结构、交通尾气等表层原因，本文将此追溯至财政制度层面，有助于推进财政-环境联邦主义在中国特色情景下的理论深化。其次，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同时考虑财政行为与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最后，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现象，本文结论为探索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优化路径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二、财政—环境联邦主义的理论框架：财政行为与环境污染

财政联邦主义(Fical Federalism)理论为多级政府间的职能分工与财政工具使用提供了一般性的制度框架。自蒂帕特于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Tieboisut C,1956)[9]开始，经过Oates(1998)[5]、Oates和Portney(2003)[4]、Sigman(2004)[8]、Hindriks.J(2009)[30]、Tulchinsky.T.H(2014)[10]、Buchmann.M(2017)[31]等学者的补充与扩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分权化的治理方式比集权化的治理方式更有利于提高社会总体福利。中央政府适宜于提供全国性的公共品，而在提供地方公共品上，具有信息不对称、无法满足异质性偏好的弊端。中央政府通过下放资源配置权，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地方公共品的供给主体。并通过构建市场化的竞争机制，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第一代联邦主义理论，主要关注于公共财政层面的政府责任分配与供给效率优化。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则进一步聚焦于地方政府行为。它摒弃了地方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建立起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地方政府与社会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机制，提出所谓“中国特色的市场维持型联邦主义”。由此，财权分配，招商引资、财政支出等财政行为及其衍生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财政联邦主义衍生出一个新兴分支——环境联邦主义(Environmental Federalism)，其基本思想系统体现在奥茨Oates(2005)[29]、Fredriksson P G(2016)、Rumburg J M(2017)[7]等的研究中。环境公共物品关乎社会各方主体的切身利益，尤其是当经济发展到工业化时代的中后期，更被社会公众所广泛重视。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环境具有显著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市场机制无法自发地达到产权不明晰条件下的环境规制有效性。政府必须承担起提供环境公共物品主体角色，因而被赋予具有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行使环境职责的法定权力和义务。财政体制为政府在环境公共物品生产、供给环节提供了重要的制度约束，环境公共物品配置如何达到社会福利最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级政府间财政资源的权力与责任分配关系。那么，财政行为于环境污染的作用与关系，成为非常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一)财政分配行为与环境污染

财政分配是体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税收征收权与分配权上的划分程度，也即中央-地方的财政分权程度。分权决策的环境治理政策为集体消费品的分配提供了有益的组织形式，被认为具有满足不同地区的环境异质性偏好的优势，但这一手段的有效取决于财政分权的程度与制度质量。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需要进行合理划分，依照事权对其配备相应的财权，即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另一方面，需要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供给公共品的成本补偿机制。只有使得财政支出责任与收入权力在各级政府之间合理配置，才有利于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提升。尤其是对于具有跨地区溢出效应的环境污染，在环境管制上容易产生“搭便车”、“公地悲剧效应”等环境外部性的负面后果。此时，需要多级政府在财政体制下建立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一个中央-地方适度的分权框架有利于获得全国性的环境社会福利。财政分权不仅会直接影响环境质量，还会通过制度质量间接影响环境质量(Farzanegan和Mennel,2012)[1]。近期，国内一些学者开始从财政框架反思环境污染的成因。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会加剧环境污染，在政治晋升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往往会以环境资源换取GDP的短期增长。总之，环境联邦主义认为财政分权程度是决定环境公共物品供给质量的关键因素。

(二)财政引资行为与环境污染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建立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委任制基础之上，具有“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并存”的典型特征。在分税制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但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使得中央政府拥有有效的财政手段和官员选拔制度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激励和约束。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强化了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促使其在招商引资、税收等方面展开竞争(周黎安,2007)[28]。其中最常见的手段是对于FDI的竞争。FDI具有强流动性与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有显著的投资拉动作用，并且使其成为地方政府争夺的最重要的税基资源。中国分权制改革产生的经济激励和政治晋升，大大提升了地方政府争夺FDI的积极性。

除了凭借优惠政策、配套基础设施、良好的市场环境等正常手段来吸引FDI之外，地方政府也会采用过度的土地、税收政策，以及放松环境管制标准等非正常手段进行恶性竞争。为了吸引资源的流入，最常见的手段是税收手段和放松环境管制，即通过扩大外部资源的盈利空间来吸引外资。龙小宁(2014)[19]发现省级官员政治向上晋升的原因与所管辖地区的经济绩效是正比的，同时被调离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所管辖地区的经济绩效下降。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制度背景，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官员更加重视短期经济增长。邓慧慧等(2015)[12]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导致的策略性博弈显著存在。中国的环境规制对FDI的流入产生了抑制效应，因此放松环境管制是地方政府吸引FDI所依赖的一项重要政策手段。由此导致进入区域博弈的囚徒困境，损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财政支出行为与环境污染

财政分权不仅改变了政府的激励结构，而且改变了政府行为的可行性集合。粗放式的税价竞争会扭曲资源的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竞争将逐步向支出领域深化。(1)财权与事权匹配导致的财政支出规模急剧膨胀。分税制改革对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进行了重新划分。通过建立中央与地方共享增值税制。外交、武警、国防等事务由中央政府统一支出，地区经济、教育、医疗等事业发展等诸多事务则由地方财政承担。连续多年以来，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却承担着不断扩大的生产性资源投入、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投入等财政压力，由此导致地方政府持续扩大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2)晋升激励与短期行为，导致财政支出结构产生偏向。中国式财政分权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设计，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取决上级政府进行的绩效考核，而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是以辖区经济发展为中心。一般而言地方官员任期有限，通常只有5～10年。在地方官员任期有限且缺乏事后责任追究制度的基础上，地方政府的行为往往具有短期特征。环保投资具有建设周期比较长、投资规模往往较大，且投入后不能立竿见影等特点，导致地方官员不愿意将稀缺的资源投入到环境保护中。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环保投资的加大必将导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建设类项目的减少，同时环境保护的高额成本还会抑制部分企业的发展。上述因素会导致地方政府官员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与企业化倾向，倾向于对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性投入，而弱化对医疗、教育、社保、环境等公共事业投入。可见，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有可能出现支出规模急剧膨胀、支出结构上“重基本建设、轻公共服务”的财政行为扭曲状况。

上述研究表明，分权体制下的财政行为对环境污染具有深刻的影响。财政行为通过两个途径作用于环境污染。一方面，经由资本、技术、劳动等经济要素的配置作为传导，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与质量。作为经济产出的副产品，污染排放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政策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财政行为也会通过改变环境管制标准、财政支出投入偏向等方式影响环境治理的效果。

既有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待推进：第一，在研究结论上，对于财政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实证结果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主要有“竞争到顶”论(Race to the Top)和“竞争到底”论(Race to the Bottom)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前者认为过度财政行为损害了配置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性，而后者认为财政竞争有利于加强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创造招商引资环境条件，从而提升辖区环境质量与环境治理的供给水平。第二，在研究视角上，从财政行为视角分析污染的制度成因具有较强研究价值。对于中国雾霾成因的研究数量尚且不多，并主要将线索局限于为中国工业化中后期的产业结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急剧膨胀的交通工具尾气、乃至居民生活方式等方面。当雾霾成为治理难题，笔者认为有必要从财政制度层面追溯问题的实质。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同时考虑财政行为的空间特征是十分必要的。财政行为具有明显的空间策略性。一方面，财政分权依附于政治集权，使得政府间财政经济行为契合了零和博弈的特征，表现出显著的正外部性。另一方面，财政行为可以引发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以及各区域的税基的改变。市场化条件下资本跨区域流动会使得不同地区的税后资本报酬率逐渐趋同。因而，资本的跨区域配置受到本地与周边其它地区税收政策的共同影响。中央-地方之间纵向财政资源分配关系既定的前提下，地方政府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一个地区的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招商引资、税率优惠等竞争策略，通常以具有相似特征、邻接的地区作为参照并受其影响(谢贞发,2015;王小龙,2015;刘穷志,2017等)[18，24，32]。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财政联邦主义和新兴环境联邦主义理论，以空间特性为切入点，以财政分配、引资、支出行为为主线，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探索财政行为空间互动对雾霾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雾霾污染作为大气污染的一种，可能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财政分权依附于政治集权，使得政府间财政行为契合了零和博弈的特征，表现出显著的正外部性。财政行为可以引发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以及各区域的税基的改变。一个地区的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招商引资、税率优惠等竞争策略，通常以具有相似特征、邻接的地区作为参照。因此需要同时将雾霾与财政行为的空间特征纳入模型。常见的空间面板模型主要有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相较于前两个模型，空间Durbin模型不仅能考察被解释变量和空间误差项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冲击影响，还考虑了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对其他邻近地区所产生的空间效应影响。Gerkman(2012)[3]对比分析了SEM和SDM，其结果显示，无论是对于空间Hausman test检验还是直接与间接分析，SDM都是最优模型。它既能够捕捉雾霾污染的空间自相关、也能够捕捉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所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模型构造式如下

(1)

φit=λωφi+εit

(2)

其中P为被解释变量，Xit表示辖区雾霾污染水平，为核心自变量及系列控制变量，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ρ、λ、θ等参数变化可使空间Durbin模型演化成作为特殊形式的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对所有变量的含义解释如下。

1. 被解释变量

以雾霾污染(p)作为被解释变量。雾霾污染主要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可吸入颗粒物这三项组成，其中可吸入颗粒物包含是造成雾霾污染的罪魁祸首。本文以可吸入颗粒PM10来作为衡量雾霾污染的代理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1)财政分配行为。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权度(fd)来衡量。财政分权度可以衡量一个地区的财政自主性大小，目前文献中最常用的方法是使用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度量财政分权度，本文借鉴张曙霄(2012)[27]的研究，财政分权的计算公式为fd=fdp/(fdp+fdf)，其中fdp、fdf分别表示省级和中央的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使用人均值可以排除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人口因素的影响。

(2)财政引资行为。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代理变量，用fdi表示。FDI的流入对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重要表现，因此实际利用外资额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地方政府的竞争程度(张军，2007)[26]。具体算法是依据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其转换为人民币；为了减少正常经济增长带来外商直接投资额增加的影响，使用当地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当地经济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当地使用外资的情况。

(3)财政支出行为。区域竞争不仅体现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还会在财政支出方面展开竞争。一是财政支出规模(czzcgm)，辖区官员为了追求在有限任期内的政治晋升利益，具有扩大政府投资以达到短期内经济增长的动机。以省级财政支出与省级GDP的比值来衡量财政支出规模，该指标比值越大，则财政支出规模越大。二是财政支出结构。以各类地方财政支出占比，用以表示地方政府支出偏好。由于税价竞争的不可持续性，地方政府竞争将向支出领域扩展，出现“重基本建设，轻公共服务”的扭曲，由此本文将财政支出分为社会服务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节能环保支出)、经济服务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商业服务支出、金融支出)和维持性支出(其他)三大类。本文选取节能环保支出占比(jnhbzczb)、社会服务支出占比(shfwzczb)和经济服务支出占比(jjfwzczb)来刻画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偏向。

3. 控制解释变量

(1)产业结构(sec)。第二产业主要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建筑业等，多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其中化石燃料燃烧及建筑粉尘是雾霾的重要来源。因此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

(2)交通运输(road)。机动车尾气中含有大量的污染物，如固体悬浮颗粒、CO、NO、NO2、SO2等，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用单位面积公路里程来代替机动车使用强度，以此反映交通运输方面对雾霾污染的影响。

(3)技术水平(rd和eff)。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技术的进步能改变经济的发展方式，是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本文从投入型与绩效型两方面设置度量技术水平的变量，分别为研发强度(rd)与能源效率(eff)。其中，研发强度(rd)的计算方法为：研发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的比例，这一指标可以从存量角度衡量地区的研发投入这一方面的努力程度；能源效率(eff)由单位GDP能耗予以度量，具体计算为某辖区能源消耗总量除以地区生产总值，该指标衡量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是技术水平的外在反映。

(4)能源结构(es)。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燃烧造成了雾霾污染的严峻，中国雾霾大爆发与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密不可分。因此，加入煤炭消费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以此衡量能源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

(5)城镇化水平(urban)。城镇化的推进往往伴随着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城镇化的推进可能有利于雾霾污染的改善，因此本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度量城镇化水平。

(6)贸易开放度(topen)。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通过两个渠道对环境污染施加影响。一方面有利于改善污染治理条件。国际贸易促进一个地区经济增长而使其有增加环保投入的能力，外汇收入的增加进一步增强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扩大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而加速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能源消费规模的扩大而使自然环境的退化速度加快，从而加剧环境污染程度。因此，外贸开放程度是影响中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以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地区贸易开放度。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鉴于某些省份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中国24个省份*内蒙古、福建、河南、海南、青海、湖南、西藏七个省份相关数据存在缺失，具体缺失情况为：福建省缺失2007-2013年PM10的数据；安徽省缺失2007-2012年PM10的数据；西藏缺失2007-2013年PM10，2007-2015年支出竞争及能源结构的数据；青海省缺失2007-2011年PM10的数据。(除内蒙古、福建、河南、湖南、海南、西藏、青海及港澳台外)2007-2015年各年度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对相应的变量取对数处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财政行为空间互动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

空气污染往往具有一定的空间关联性。本辖区的雾霾污染不仅受到本区辖区财政行为的影响，还可能受到其他地区财政行为的影响，在选择模型进行分析之前，需要进行空间相关性的预检验。如果空间效应发生作用，则在模型的选择时需将空间效应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否则可以采用一般的估计方法估计模型参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是一种具有识别、探测空间分布功能的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主要用于非随机性或空间自相关的探测。主要包括两类工具：第一类是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可以反映雾霾在整个空间的平均相互作用关联程度，一般用Global Moran’s I指数、Global Geary’s C指数测度；第二类是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用来揭示雾霾在各自局部空间位置上的分布特征，一般用Local Moran’s I指数、Local Geary’s C指数、Moran散点图进行测度。

(一)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

1.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是一种可以衡量各个区域的整体空间关联程度和空间差异程度的分析方法。由于在判断区域是否存在空间聚集时，Global Moran’s I指数相比Global Geary’s C指数更为可靠，因此本文用Global Moran’s I指数来检测各地区雾霾是否存在空间关联。Moran’s I指数的取值一般介于-1和1之间，大于0表示正相关，其值越接近1时表明具有相似的属性聚集在一起，即雾霾严重的地区相互聚集；小于0表示负相关，其值越接近-1时表明具有相异的属性聚集在一起，即雾霾严重的地区和空气质量好的地区相互靠近；如果Moran’s I指数接近与0是表明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具体构建形式如下

(3)

表2列示了全部地区在主要年份的PM10的Global Moran’s I指数。可以看出Moran’s I指数在两类空间权重矩阵下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雾霾污染表现出极强的空间依赖性，且总体上在整个空间内雾霾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一个地区雾霾的严重程度与邻近地区雾霾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益。

2. 局部空间相关性检验

Moran散点图能够直观地描述一个区域雾霾与邻近地区雾霾加权平均数间的相关关系，因此本文用Moran散点图反映雾霾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Moran散点图由四个象限构成，体现了4种不同的空间关联形式。就本文而言，第一象限代表了高雾霾污染的地区被同样高雾霾污染的地区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第二象限代表了低雾霾污染地区被高雾霾污染的地区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第三象限代表了低雾霾污染的地区单元被同是低污染的地区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第四象限代表了高雾霾污染的地区被低污染的地区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从图1、图2可以看出，近三年大部分省份的雾霾污染均位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说明我国雾霾污染分布并不是随机的，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性，即污染较小的省份相对趋于与污染较低的省份靠近，具有较高污染的省份相对地趋于与具有较高污染的省份靠近。这与潘慧峰等(2015)[20]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在对雾霾问题进行研究时需要考虑雾霾污染的空间依赖性。

表2 空间自相关检验

注：*、**、***分别代表在10%、5%、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t值。

图1 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1)的Moran散点图

图2 基于经济规模与地理距离的综合空间权重矩阵(W2)的Moran散点图

(三)财政行为空间互动对雾霾的影响实证分析

表3报告了回归的详细结果。所有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均为雾霾污染p。在进行空间计量之前，需要运用OLS估计对模型进行了空间计量的必要性检验。模型1、3、5、7、9、11为OLS回归模型。LM-error和R-LM-error统计量为显著，表明建立两种权重矩阵的空间模型均有必要纳入空间误差项；经典LM和稳健的LM统计量也为显著，表明建立两种权重矩阵的空间模型纳入空间滞后项，同样有必要。由此，运用杜宾模型进行财政行为与雾霾污染关系的空间计量是合适的。

笔者主要关注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分别使用了地理距离空间矩阵(W1)和经济规模与地理距离综合空间权重矩阵(W2)。表3中，模型2、4、6为使用地理距离空间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模型8、10、12为使用经济规模与地理距离综合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

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发病机制之一可能是由于糖尿病患者持续的高血糖环境导致施万细胞或背根神经节神经元上的CAV-1表达量下降，进而导致Erb B2受体失去CAV-1对其功能的抑制作用，Erb B2受体信号通路异常激活，机体神经传导速率减慢、机械敏感性和热敏感性降低，从而导致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的发生。然而，这种高血糖导致的脱髓鞘变化可被p75通过活化其下游的c-Jun氨基端激酶信号通路所拮抗，抑制高血糖导致的施万细胞上CAV-1表达量下降，从而在DPN中起抑制病程进展的作用。

表3 财政行为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基于OLS和空间Durbin的模型估计

注：*、**、***分别代表在10%、5%、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t值。

1. 雾霾污染存在空间蔓延效应

空间杜宾模型2、4、6中雾霾污染p的空间交互项(W*p)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地理距离空间矩阵下雾霾污染存在空间自回归效应。雾霾存在空间蔓延效应，一个地区的雾霾污染会加剧地理邻接的其他地区的雾霾污染程度。进一步采用综合权重矩阵之后，空间杜宾模型8、10、12中，空间交互项(W*p)的系数符号仍然正，系数值明显增大。具有“地理紧邻+经济相似”的特征的地区，更容易受到其他地区雾霾空间蔓延的负面影响；反之，此类地区的环境规制成果，也会改善其他地区的雾霾状况。这就说明，雾霾规制中有必要“重点突破”，具有“地理紧邻+经济相似”的地区是重控制对象。对此类地区实施联防联控机制，有助于获得全局性的治霾效果。

2. 财政分配行为对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

空间杜宾模型2、4、6、8、10、12中财政分权度的空间交互项W*fd的系数显著为正，而非空间交互系数fd为负号。OLS模型1、3、5、7、9、11中财政分权度的系数为正号。这意味着杜宾模型由于同时纳入了空间滞后项与空间误差项，使得回归估计结果更加准确，矫正了OLS模型的估计偏差。在杜宾模型中非空间交互项fd的系数为负意味着，如果在不考虑其他地区空间影响的情况下，地区财政分权度与雾霾污染呈现负相关，也即财政分权度越高，那么该地区的雾霾污染程度越低。这符合了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的观点。但问题是，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假设地方政府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而这是有悖于现实的。

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则对此进行修正，建立地方政府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地方政府会采取种种投机策略，比如专项转移支付中的“跑部钱进”现象，人为干预了财政分权度。并且其他地区的投机行为，必定会降低本地区获得中央政府拨款的额度，拉低本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因此，在杜宾模型中纳入了空间交互项，非空间交互项财政分权度对雾霾污染转换为正相关关系。在杜宾模型中交互项W*fd的系数为正则意味着，考虑了其他地区对本地区的空间影响的情况下，财政分权度对雾霾污染转换为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该研究证明，地方政府在财政分配上存在策略性的空间互动现象。进而，互动行为对雾霾污染产生了影响。地理接近、经济相近的其他地区的财政分权度提升，会加剧本地区雾霾污染的严重程度。反之，对于此类地区，如果通过优化财政制度质量，遏制干预财政分配的机会主义行为，则有利于相关地区雾霾污染的改善。

3. 财政支出行为对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

(1)财政支出规模对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空间杜宾模型2、4、6、8、10、12中的非空间交互项czzcgm的系数为正号，而空间交互项W*czzcgm的系数表现为负号。在不考虑地区之间空间互动的情况下，随着本地区财政支出规模持续扩大，将加剧本地区雾霾污染的程度。原因可能在于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急剧投入，导致经济规模粗放型地扩张，随着生产活动的副产品——排放污染物的增多，则会导致本地区的雾霾程度加剧。而空间交互项W*czzcgm为负则表明，邻接地区、经济接近地区的财政支出行为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比如其他地区的环境管制政策会使得本地区效仿。

(2)财政支出结构对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财政支出结构包括节能环保支出占比(jnhbzczb)、社会服务支出占比(shfwzczb)和经济服务支出占比(jjfwzczb)三个维度。节能环保支出体现在模型2、7中，社会服务支出体现在模型4、10中，经济服务支出体现在模型6、12中。重点观察三类支出的空间滞后项系数，辅之以非空间交互项系数对比。经济服务支出(W*jjfwzczb)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在地理距离矩阵下显著，却在综合矩阵下不显著，经济建设支出对雾霾污染外溢效应的地区特征仅限于地理邻接，经济规模并非特征变量。社会服务支出的空间交互项系数(W*shfwzczb)均显著为负，说明地理距离或经济地理距离相近的地区的社会服务建设，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重点观察节能环保支出效应。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环保治理支出对雾霾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杜宾模型2和7的空间交互项(W*jnhbzczb)系数均显著为负，且在综合矩阵下显著度有所提升。本辖区的节能环保支出，往往令“地理紧邻+经济相似”的其他地区受益，改善其他地区的雾霾污染。这一发现的启示在于，“单边治理”对于雾霾这种特殊污染物并不适宜。雾霾治理必须考虑空间集聚特征。治霾策略的关键之一是针对空间集聚特征的地区，实施“组团化治理”；关键之二是建立地区之间的治霾投入成本分摊机制；关键之三是治霾效果的判断标准，不在于单个地区的效果，关键在于组团地区的整体效果。第二，地方财政的环保职能未能有效发挥。在OLS模型1和7中，节能环保支出的非空间交互项(jnhbzczb)均不显著，在进一步纳入财政行为空间互动的杜宾模型2和7之后，非空间交互项(jnhbzczb)转变为正显著。这说明本辖区的节能环保支出对改善辖区内雾霾污染并未产生积极效果。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在于节能环保支出的投入不止表现在雾霾污染上，还包括水污染、大空污染、能源污染等。环保投入对雾霾这中新型污染缺乏针对性。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治霾投入策略未能抓住根本——空间集聚特征下的“组团化治理”。以单边投入为主的财政环保职能履行效果欠佳。本文与邵帅等(2016)[21]的结论是一致的，我国雾霾污染频发的原因之一是节能环保等促降因素未能有效发挥。

4. 财政引资行为对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

从引资行为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引资竞争的强度越大，对雾霾污染的加剧恶化作用越小。加入FDI与各类支出占比的交互项，以此考察引资竞争与支出结构对雾霾的交互效应。结果显示当控制了各类支出占比变量时，地方政府引资竞争强度的加大有抑制雾霾污染的作用，从而缩小雾霾污染的空间范围。虽然在财政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参与经济竞争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建设的偏好决策对其他类型的生产性支出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削弱了社会服务等支出对雾霾的改进效果，但外资的进入带来的绿色技能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量，有利于辖区环境污染的改善。同时，引资行为竞争对于雾霾污染影响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示，邻接辖区在引资上的努力程度越高会弱化本辖区的雾霾污染程度，辖区间竞争对于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综上，引资竞争有利于改善雾霾污染。引资行为与雾霾污染则表现出一种“竞争到顶”效应，即地方政府引资竞争的强度越大，雾霾污染的蔓延范围越小。

5. 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中，交通运输(road)、研发强度(rd)、单位GDP能耗(eff)、城市化水平(urban)、贸易开放度(topen)均不具有空间效应，仅有能源消费结构(es)、产业结构(sec)对雾霾污染具有空间滞后效应。交通运输(road)的系数在模型1中显著为正，说明公路交通运输的机动车尾气中的污染物的排放，是造成本地雾霾加剧的原因之一。两类空间权重下单位GDP能耗(eff)系数均不显著，说明雾霾与能源消耗规模并无直接关系，最主要的还是污染能源的耗用比例。对外开放度有利于改善雾霾，这是由于对外开放体现了一个地区的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有能力增加环保投入，同时贸易开放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雾霾污染。产业结构(sec)非空间系数基本上表现为正显著，说明本地第二产业发展加剧了本地的雾霾污染。第二产业发展给环境承载能力带来挑战，产业转型升级是环境和谐型发展的抓手。产业结构(sec)的空间系数为负，这可能是在第二产业发展上地区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所致。能源消费结构(es)的非空间与空间项系数总体上表现为正，这说明本地区化石燃料消耗是雾霾的重要来源，并且具有空间集聚特征的其他地区化石燃料消耗同样加剧本地区雾霾污染。积极推进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消费替代，将有助于雾霾治理。

五、进一步分析：财政行为空间互动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分解

(一)空间杜宾模型的三种效应

为了更深入地解析财政行为对雾霾污染空间影响机制，将杜宾模型的空间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三种效应。在空间计量模型中，当存在空间滞后项时，回归系数不仅反映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同时也反映解释变量的空间交互效应对其他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就本文而言，直接效应反映了财政行为对本地区雾霾的平均空间影响，间接效应反映了财政行为对其他地区雾霾的平均空间影响，总效应则反映财政行为对所有地区雾霾的平均空间影响。将SDM空间杜宾模型改写为向量形式

(In-ρW)y=Xβ+WXθ+αln+ε

(4)

(5)

其中

Sr(W)=V(W)(Inβr+Wθr)

(6)

V(W)=(In-ρW)-1=In+ρW+ρ2W2+ρ3W3+…

(7)

以矩阵形式展示为

(8)

即

(9)

变量对yi的偏导∂yi/∂xir=Sr(W)ii。矩阵Sr(W)对角线元素的均值衡量了直接效应的程度，即衡量了财政行为x的变化对本地区的雾霾污染y的影响。矩阵Sr(W)中非对角线元素的平均值衡量了间接效应的程度，即衡量了本地区财政行为的变化对其他地区的雾霾污染造成的平均影响。总空间效应等于直接空间效应与间接空间效应之和，以矩阵Sr(W)中所有元素的平均值来度量。

表4 财政行为空间互动与雾霾污染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W1)

注：*、**、***分别代表在10%、5%、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t值。

表5 财政行为空间互动与雾霾污染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W2)

注：*、**、分别代表在10%、5%、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t值。

(二)分解结果分析

根据前述原理对杜宾模型进行分解。对财政行为与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分解的结果报告于表4(地理距离矩阵)和表5(地理距离与经济规模综合矩阵)。两个表中的模型1-9分别对应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主要以下三个发现。

1.财政分配行为对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分解。经过分解发现，财政分配空间互动对雾霾污染影响是非常复杂的。一是直接效应为负，财政分配行为空间互动有利于改善本地雾霾污染。二是间接效应为正，财政分配行为空间互动却损害了具有相似空间特征的其他地区的雾霾治理。三是总体效应表现为正，财政分配行为空间互动对所有地区的环境效益是有损害的。也即，由于财政行为空间互动特性的存在，中央下放财政分配权无益于获得全局性雾霾治理效益。这可能与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的过度竞争扭曲现象有关。

2.财政引资行为对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分解。财政引资行为对雾霾污染具有空间互斥影响。财政引资行为的直接效应为负，而间接效应为正。这表明，引资行为对本地的雾霾污染带来了“竞争到顶”效果，而另一方面却对具有相似空间特征的其他地区产生了“竞争到底”效果。两种效应互斥抵消之后表现为正号，也即，引资行为对雾霾污染的总体空间效应是负面的。这一点的政策启示在于，地方政府的引资行为必须控制适度，过度竞争将加剧雾霾污染。

3.财政支出行为对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分解。财政支出行为对雾霾污染具有空间互斥影响，但总体上对雾霾污染表现积极的作用。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直接效应为正，而间接效应表现为负。由于间接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的强度，财政支出的总效应表现为积极的影响。这再次印证了第四部分的两个重要结论，一是财政职能未能有效地发挥，二是财政支出行为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性。在雾霾治理投入上，财政支出必须兼顾规模与结构的合理配比。外溢性必须纳入雾霾管制政策框架，地区之间的治霾成本补偿机制与“组团化”联合治理策略将是有效的。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雾霾大爆发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密切相关。本文旨在研究财政行为空间互动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本文利用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以财政-环境联邦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财政分配、引资、支出行为为主线，采用空间Durbin模型实证探索财政行为空间互动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对作用做机制进行了分解。主要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雾霾污染存在空间蔓延效应。雾霾具有空间蔓延的特性，尤其是对于“地理紧邻+经济相似”的地区。反之，此类地区的环境规制成果，也会改善其他地区的雾霾状况。因此，在雾霾治理中对“地理紧邻+经济相似”地区进行“重点突破”，实施联防联控机制，有助于获得全局治霾效果。

第二，财政分配行为空间互动恶化了雾霾污染。财政分配空间互动有利于改善本地雾霾，但却加剧了具有相似空间特征的其他地区的雾霾。由于财政行为的空间特性，过度分权不利于获得全局性雾霾治理效益。这可能与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的过度竞争扭曲现象有关。因此，除了地方政府做好地区间的联防联控之外，还需要有关部门在发展进程中积极推动中央-财政关系的优化，弱化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从而使环境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

第三，财政引资行为空间互动有利于改善雾霾污染。地方政府引资竞争强度的加大有抑制雾霾污染的作用。同时邻接辖区在引资上的努力程度越高会弱化本辖区的雾霾污染程度，辖区间竞争对于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引资行为与雾霾污染则表现出一种“竞争到顶”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分解发现，引资行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是互斥的，地方政府的引资行为必须控制适度，过度竞争可能得到适得其反的“竞争到底”后果。

第四，财政支出行为空间互动有利于改善雾霾污染。财政支出行为对雾霾污染具有空间互斥影响，但总体上对雾霾污染表现积极的作用。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直接效应为正，而间接效应表现为负。由于间接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的强度，财政支出的总效应表现为积极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重要结论：一是财政环保职能未能有效地发挥，二是财政支出行为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性。在雾霾治理投入上，财政支出必须兼顾规模与结构的合理配比。外溢性必须纳入雾霾管制政策框架，地区之间的治霾成本补偿机制与“组团化”联合治理策略将是有效的。

[1]Farzanegan M R,Mennel T.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lution: Institutions Matter[R].Marks Papers on Economics,2012.

[2]Fredriksson P, Mani M, Wollscheid J . Environmental Federalism: A Panacea or Pandora's Box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6,(28):1-28.

[3]Gerkman L.Empirical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ling of Small Scale Neighborhood[J].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ystems,2012,14(3):283-298.

[4]Oates W E, Portney P R. Chapter 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J].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Elsevier B.V. ,2003,115(3-4):369-396.

[5]Oates W E.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Harmonization or National Standards? [J]. Empirica, 1998, 25(1):1-13.

[6]Oates W E.Fiscal Federalism[J]. Wallace Oates, 1972,31:20-33.

[7]Rumburg J M. Federalism Swings Both Ways: A Strategy to Claim our Right to a Healthful Environment[M].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7.

[8]Sigman H.Transboundary Spillovers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2004,50(1):82-101.

[9]Tiebout C M.The Urban Economic Base Reconsidered[J]. Land Economics,1956,32(1):95-99.

[10]Tulchinsky T H,Varavikova E A.Chapter 10-Organization of Public Health Systems[J].New Public Health,2014,18(3):535-573.

[11]程宇丹,龚六堂.财政分权下的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15,38(11):3-28.

[12]邓慧慧, 桑百川.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FDI竞争[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5, 17(3):79-88.

[13]付强,乔岳.政府竞争如何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关系再探讨[J].世界经济,2011,34(7):43-63

[14]李胜兰,初善冰,申晨.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J].世界经济,2014,37(4):88-110.

[15]李涛,周业安.中国地方政府间支出竞争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9(2):12-22.

[16]李永友,沈坤荣.辖区间竞争、策略性财政政策与FDI增长绩效的区域特征[J].经济研究,2008(5):58-69.

[17]林毅夫,刘志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5-17.

[18]刘穷志.税收竞争、资本外流与投资环境改善——经济增长与收入公平分配并行路径研究[J].经济研究,2017,52(3):61-75.

[19]龙小宁,朱艳丽,蔡伟贤,李少民.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中国县级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4,49(8):41-53.

[20]潘慧峰,王鑫,张书宇.雾霾污染的持续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来自京津冀地区的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5(12):13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