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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雄猜之帝”治国与“偏执之臣”反腐

2018-05-17杨晓林

上海艺术评论 2018年1期
关键词:清官海瑞

海瑞所代表的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大特色。赵炎才总结了清官的特征:价值理念上奉行国家理想与个人理想共存,思想品格上追求忠于君国与清廉不贪统一,行为特征表现为严格执法与秉公执法结合,而历史命运却是清官名实与政治兴衰背离。对于这种清官文化,有学者认为应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大明王朝1566》或许正是一面值得反思和探讨的镜子。

《大明王朝1566》是反腐剧史上少有的具有里程碑式的佳篇巨制,最大的看点是表现了两个极端处境的枭雄与英雄的对决。嘉靖与海瑞相克相生,两人惺惺相惜又心照不宣,一个是“雄猜之帝”,乃“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个是“偏执之臣”,乃“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皆非寻常之辈,但两人都因成为自我精神世界的囚徒而陷入人生困境,这显然不是一般善恶对立的君臣关系能涵盖的。嘉靖认为海瑞是大明朝的一把神剑,是忠臣清官,是护国神器,唯有德有能者方能执之,他内心非常看重海瑞。而海瑞的民本思想意识中,也有封建社会一般节烈臣子极为浓重的“孤忠”情结。

嘉靖帝朱厚熜以汉文帝自诩,讲无为而治。27年避居西苑,练道修玄,却始终牢牢掌控着整个大明朝政治、财经、军事和民生大权,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皇帝。嘉靖治国,讲所谓的“清浊并用”,搞权力制衡。他临终前言治国之道:“黄河水浊,长江水清,但长江之水灌溉数省两岸之田地,黄河水也灌溉两岸数省之田地,不能只因水清而偏用,也不能只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他的言行,似乎很有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气魄,是帝王御臣之术和用人之法,但是,正是这种貌似高明,所谓的“忠奸并用,清浊同流”的用人方针直接导致了大明王朝的吏治腐败,大弊不革,国事日下。

“一代奸相”严嵩是明史上唯一二十年把持内阁的首辅,被明史定为奸臣之首。严党借为国理财之名中饱私囊,造成大明朝农商皆困,尾大不掉,野有饿殍,军饷难筹。嘉靖帝对严嵩父子的行径了如指掌,但却还要用他们,其目的就是要靠他们“弄银子”,以致严党能藏身于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嘉靖任用严世藩修宫殿,豪奢的开销加上严党的贪墨,导致国库入不敷出,于是他听信严嵩之言,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重用严党党羽郑必昌、何茂才,以致两人和内廷太监杨金水沆瀣一气,毁堤淹田,酿成骇人听闻的惊天大案。这与嘉靖对“黄河之浊水”有意用之有关。

嘉靖抑制严党所用的“长江之清水”,是以嘉靖皇子裕王为首,加上内阁次辅兼户部尚书徐阶、内阁阁员兼户部侍郎高拱、内阁阁员兼兵部侍郎张居正以及被誉为“国士”的谭纶等重臣,组成了对抗严党的清流。纵观嘉靖用人,在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上往往是搞权力制衡,如在浙江“改稻为桑”时,为了抑制严党,就任用了“裕王的人”谭伦。后来当“改稻为桑”推行不下去时,听信严世藩用了高翰文任杭州知府,又用了谭伦所推荐的海瑞和王用汲,致使这两人和有良知的高翰文“四两拨千斤”,捅破了毁堤淹田的通天大案。在遇到问题时,嘉靖往往是各打五十大板。如在准备倒严时,让严世藩退出内阁,高拱张居正也退出,首揆为严嵩,徐阶办实事,增吕春芳、徐以勤,另外任命徐阶的学生赵贞吉任浙江巡抚。这在实质上也维持着权力的制衡。

当严党倒台后,因为嘉靖要修宫殿,致使百官因朝廷欠俸无法过年,联名上疏。嘉靖恼怒,就调离仁慈的贴身太监吕芳,听任冷酷的太监陈洪鞭打百官。实际上他对陈洪这条能咬人的狗又早早地物色到了能制服他的人,那就是被陈洪鞭打的小太监冯大宝。嘉靖帝称海瑞是大明朝一把神剑,唯有德者方可执之,留给儿子裕王将来对付那些贪臣墨吏,或要推行新制,并称海瑞可一往无前,所向披靡。这实际上又是在搞“一物降一物”的权力制衡,而没有从根本上为裕王找到一条治国之策。

嘉靖牢牢控制权力的谋略就是藏而不露,让大臣觉得圣意高深难测。嘉靖对任何事情都敏感猜疑,以“雄猜”让所有的臣子都处在“猜雄”之中。嘉靖想做一件事时,往往不明言,而是给出谜让臣下去猜。如嘉靖让严嵩和徐阶议“贞”字,两人便猜到:赵汝贞有个贞字,赵贞吉也有“贞”字,因此皇上的意思是要我们用好这两个人。而贞乃节,皇上是嘱他俩保好晚节。这种让臣子揣摩圣意的做法,使得大臣整天都处于惶恐不安中,他因此利用这种恐慌心理大权独揽。

国之病,在嘉靖。而嘉靖帝的“病根”,是视国为家,一人独治,予取予夺。嘉靖作为一个圆形人物,既是衰世之君、专制之君,置内阁形同仆人,设百官视同仇寇,说打便打,要杀便杀,授权柄于宦官,以家奴治天下。同时又是“智慧之君”,而且还充满了“人味”。作为“仁德之君”,在冷酷、阴毒、自私、贪婪等性格特质的背后,同时还有和蔼、慈祥、宽厚、豁达的一面。他倒严党而让严嵩善终,对老实人太监黄锦的不使心眼,对“辱骂”君父的海瑞网开一面等。作为“智慧之君”,他绝顶聪明,是个“人精”。45年在位,27年不上朝,而又能独掌天下随心所欲,令人称奇。嘉靖又是个“悲剧人物”,是个孤独者、精神的囚徒。他道袍飘飘,俨然天下尽在掌握之中,但实际上过得并不惬意。编剧刘和平说:“嘉靖是个不上朝、龙袍都不穿的皇帝,这是个不想作为‘历史最大的奴隶’的皇帝,他想得自在,想得自由,但他又推卸不掉祖宗和江山社稷交给他的责任。”他既有朝纲独断时的专横霸气,又有孤家寡人的痛苦孤独,也有怀抱孙子时的人伦温情。

海瑞反腐,其依据是大明律法和民为上的思想。君臣共治,以民为本,便会太平盛世。凡弃用贤臣,不顾民生,便衰世而亡。在封建集权和君主专制时代,海瑞的思想无疑是远见卓识,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在现实中却是难以实行。海瑞一生,家国不分,以国为家,女儿落水而死,妻子因他被押在监,无人敢医难产而死,自己最终也断了海家的香烟。虽有老母但是未尽人孝,虽有妻室未尽人夫,虽有儿女但是未尽人父。按世俗的观点来看,做人简直失败到了极点,但是也就是因为这种家国不分的思想,他成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上最受民众敬仰一个清官形象。

海瑞仕途经历简单,先是在海南县衙做教谕,再临危受命,做了被淹的淳安县知县,一腔正气使浙江毁堤淹田之案大白于天下,为严党的倒台立下了大功。后来做到户部主事,一封奏疏把皇上给骂了,说嘉靖是“家家皆尽”,“天下不直陛下久已”。但是嘉靖知道海瑞为上这封疏连棺材都准备好了等死的时候,他最终把这把国之利器,留给了儿子裕王。编剧刘和平说:“海瑞用孔孟的道德标准为自己画地为牢,决不越雷池一步。他还用这套标准来要求整个封建官场,他的悲剧性因此而生。这部戏的高潮,是海瑞上疏,表现的就是他硬要把那位将自己‘囚禁’起来的嘉靖皇帝拉出来,履行他圣主贤君的职责。”海瑞始终清廉如一,史载到死了入殓的时候,连口棺材都买不起。不过史载海瑞的棺材回老家的时候情景的确壮观,整条江的两岸都挤满了送别的民众,南京和浙江的许多店铺都纷纷关门停业。这样一个为民作主的官,就算他如何不被世俗所容,如何不被官僚们喜欢,他终究是一个为了老百姓家国不分,将自己个人的幸福和乐趣完全抛弃的人,是老百姓心目中独一无二的仁人君子。

海瑞所代表的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大特色。赵炎才总结了清官的特征:价值理念上奉行国家理想与个人理想共存,思想品格上追求忠于君国与清廉不贪统一,行为特征表现为严格执法与秉公执法结合,而历史命运却是清官名实与政治兴衰背离。对于这种清官文化,有学者认为应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这种复古倒退的倾向,与当今民主、法制精神背道而驰,与现代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疏远、背离。在今天过分宣扬‘清官’,将廉政的希望寄托于清官身上,而不是进行有效的法制建设,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举措,影视工作者对此不得不警醒!”此语可谓中的之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剧创作的潜规则是以古鉴今,是对当下的关怀。国家重拳反腐,最具历史影响力的海瑞,自然是反贪首选的符号,是最可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老百姓需要清官,时代需要清官精神,本剧无疑是对大众的这种心理需求给予了深度满足。

《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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