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风采是时代精神的外化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我们只有精准把握时代精神，才能外化为时代风采，转化为美术语汇进行创作。

每年我都要去“上海艺博会”逛逛，在2017年的艺博会上，我见到贝家骧的作品，想起他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作品：《昨天，今天，明天》。我从他的画里感觉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作品描绘的是恢复高考后重获学习机会的学子们端坐在课堂里，如饥似渴地听老师上课的场景。画面里戴眼镜的同学是不是画家自己？再看那个时代，学生上课时，都抬头仰望着老师，放到现在，到大学课堂去看看，恐怕学生都是低着头看手机的。这就是时代的大不同。

这让我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只要有时间就拼命读书，图书馆里人满为患，每天要排着长队等图书馆开门。有个同班同学为了保证有好位置以便找比较珍贵的文献，就托关系要求做图书馆看门人，食堂一开门他就抢进去扒完饭， 5点前赶到图书馆，一年四季天天如此，意志力超人，我们做不到，却又都很羡慕他。那是一个以读书求知为荣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以成为诗人为理想的浪漫主义的时代。北岛、舒婷们好比现在的马云、马化腾们。

我清楚地记得新华书店第一次恢复出售过去禁书时的情景，书店门口人山人海，我排了半天队，也没买到《红与黑》《基督山伯爵》等名著，连《唐诗300首》都没买到，只买到一本胡云翼编注的《宋词选》，这本书今天我还放在手边，经常读，特别有感情。

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一个个性解放、理想主义的年代，一个求知若渴的年代，思想启蒙、逐渐走向开放的年代。

如何深入理解当下的时代精神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什么是初心？什么是使命？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时代要求。

我最近去了一趟贵州，深刻体会到中共十八大以后，特别是近两三年里，贵州的腾飞，这出乎我们的意料。90年代我们都到深圳、广州去，那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现在我觉得应该去贵州看看，贵州的发展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过去的贵州贫穷落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如今的贵州通过弯道超车把互联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大数据中心和呼叫中心，与精准扶贫、原始民俗、喀斯特地貌的生态保护结合起来。 十九大报告里提到的中国“天眼”这一战略工程也在贵州。“天眼”就是一个射电望远镜，可以接受地外文明，如果外星球有什么信号，中国就可以通过32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巨型的锅盖接收到。这个“锅盖”就放在贵州平塘大窝凼的洼地里，在周边还开发了一个天文小镇。小时候我们都去过少年宫的天象馆，那里面真的是一个更加恢弘的天象馆，坐在里面人的思维可以到很遥远的地方，完全进入宇宙的状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仰望星空的感觉，人类的智慧和想象在浩瀚无边的宇宙面前其实还是很有限的。当初“天眼”在选址的时候，有两个人很重要，一个是首席科学家南仁东，还有一个贵州人，叫聂跃平，当时在中科院遥感所做博士后，南仁东委托他去选址，当时只有8万块钱，通过人际关系后来增加到了20万，他就靠这点科研经费把贵州的山山水水都走了个遍，因为选址有特殊的条件，坑要圆，交通要方便，相对隔离，最关键的一条，要没有无线电干扰，贵州的喀斯特地貌特征能满足选址要求。他最后找到这个地方，发现这个洼地正好可以放一个大的“锅子”。他上上下下了许多洼地，每个洼地都要上下上下几十次，那样的环境他去选址可想而知付出有多大，我们走现成的楼梯都气喘吁吁。现在国家实力强了，可以投资几十亿搞全世界一流最先进的天眼。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当时可能也没有想过他的举动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说小一点，这个改变了镇上农民的命运，为了建这个天眼，所有的人都迁出来，给他们造了很好的房子；第二，贵州因为天眼在中国的地位大大跃升，贵州人很自豪，中国天眼大数据都在我们这，还拉动了天文旅游；第三，科研成果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可以利用天眼的数据进行科研，所以如果我们要讲时代精神，画时代人物的话，你说这样一个人值不值得画？这就是从一个人的身上看到了时代的精神。

当绘画技巧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后，要真正再进一步，需要靠思想和想法，功夫在诗外、画外，有思想、有想法，你可以再上一个台阶，往大的方向发展。

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家在早期文章《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中提到: 中国政治文化依然是一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不同于西方“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这是有差别的。第二，政治文化有三种结构,一种叫古典结构，古典结构就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中华传统文化；第二种结构叫近代结构，近代结构就是五四以后的西方文化，我们理解的西方文化的结构；第三种结构叫最近结构，最近结构是指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指导下形成的政治文化。其实这三种结构跟我们提的三种文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有点类似，可以和我们正式场合提的三种文化契合起来，不要把文化单纯理解为传统文化，我们还要崇尚革命文化，推动先进文化，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文章中的有些论断对美术创作比较宏观的走向、思考也是有帮助的，如：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始终在不断地自我更新或自我否定。每一个历史性结构都意味着对前一种结构的否定或批判，结局是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价值系统……

社会演进往往是缓慢的，其表层有时虽然可以在几年或几十年中间变得面目全非，但社会关系的深层变化却小得多。因此，细察中国社会之状况，应当将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与其联在一起，舍此不行……

近代至今，中国政治文化的主体结构遇到几番彻底转向……

认真反思共时性结构，探索古典结构、近代结构和最近结构价值系统的精华与糟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古典结构中代表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特性的成分真正继承和发扬，将其自身具有的变通性与现代精神结合起来；使近代结构中体现现代民主精神和人文思想的成分找到依托点，找到生长的机制；弘扬现代结构中表现人类美好追求和博大理想的成分，使其真正执领价值系统。唯其如此，这三者才能有机结合，水乳交融，摆脱长期以来存在的相互不适或相互排斥的局面，以将本族和外族、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统一起来……

陈逸飞《黄河颂》 297x143.5cm 1972年

向西而东，无问东西，很多在探索的路我觉得可以联系起来，在历史—社会—文化这样一个生长的生态环境下去考量中国社会的很多情况，这是研究特色中国的方法，这个方法放到美术里也是一样的。

时代精神的创造性人文转化

有位评论家认为绘画作品里要有文学性的表达和思想。不同于纯粹的个体艺术创作、文人化创作，可以是即兴式的心绪表达。“时代风采”作为大型主题创作，要反映大时代大事件当中能够充分体现我们时代精神的激动人心的瞬间。如何选题，这需要梳理十八大以来重大的事件和项目，按照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的要求，“解放日报”作为选题的梳理方、脚本的提供方，只是提供一个文献性的大方向。具体画什么需要通过画家创造性地转化。但是我这里也可以提供一些构思的路径，中国画里也有气韵生动、经营位置的要求，下面说的也与此有关，气韵就是精神性的东西，位置跟构思也有关。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很多重要的历史瞬间，譬如摄影作品《砸锭》。反映的是当时百万纺织工人大下岗大转型，照片里一个工人举起锤子在砸原来的纺织机件。要知道砸锭的人是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工人，你想他要亲手把付出一生心血的锭给砸了，是什么心情？

为了砸锭，车间里的工人一早就来把机器擦得干干净净，最后没办法，还是举起锤子砸下去，这是怎样的一种复杂感情啊！把自己赖以生存付诸心血的东西砸了，我想是如同砸在自己的身上一样疼。如果你能理解照片背后的感情，再去画这个瞬间、这个表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如何表现中国历史上大事件，怎么找到表现点很重要，像发行股票这个点非常有意思，也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邓小平会见纽约证交所的董事长约翰·范尔霖，他送了邓小平一个纽交所的通行证件，邓小平送了他一张飞乐股份股票，想不到董事长拿了这张股票以后不是留做纪念，而是真的赶到上海的证交所要实名过户，股票到时候可以兑现。我们当时证交所是一块小黑板，没有电子大数据什么的，黑板上用粉笔写好编号交割，当时很多人在小黑板前面办理股票……这些场景都是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发展的见证。

上次看时代创作的小稿，有一幅作品叫《上海早晨》，我觉得很有意思。如何表现上海的早晨，画家描绘晨曦中几个工人用绳子吊着半悬在空中擦窗，擦的是陆家嘴地区上海三个最高的楼，俗称厨房三件套。这个构思挺好，上海的早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表现，表现过去的清洁工，肯定是环卫工人扫马路，但表现摩天大楼擦窗只有发展到今天这个时代才会有。工人们为了不影响办公室白领工作，就赶在他们上班之前完成工作，这是多么崇高的劳动境界，上海的早晨因此而美丽。

“工程”题材中有画上海的大飞机项目，这个题材也很难。一般都会去表现大飞机的制造车间，或是试飞。电视台记者曾经去采访过一名技术工人，他的工作是做大飞机第一道工序的零件。这个零件要求手工切割，而且要浸泡在药水里切割，但是为了保持手感，浸药水的时候不能戴手套，所以就是完全裸手浸在药水里切割零部件。长期下来，他手上的皮肤和罗中立那幅《父亲》的面部皮肤效果一样。他的手完全不是正常人的手。这位师傅一干就是三十几年，为了大飞机，最后手皮厚得蚊子也咬不进，每天回家后要涂药水才能恢复常态，手的功能才能发挥。如果能捕捉到这个细节—这双手和大飞机，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大飞机在无数双这样的手上起飞……

本文作者出版著作《愚园路》

“64条永不拓宽的上海马路”，这个题材很多人在画，但如何表现一条路，难度其实很大。没有特征，画个路牌—某某路，这是最简单最没有想象力的做法，没牌子可能被看成其他路。我写过一本书《愚园路》，从路史的角度去研究，总结了“三文一野”的方法。所谓三“文”：第一是文物，上海的建筑就是文物，近现代的建筑就是地面上的文物；第二个是文献，各种书籍和档案资料，你到档案馆、文史馆、图书馆、地方志都可以找，有原始档案最好，要从各种各样的文献当中钩沉出跟它相关的东西；第三个是文化老人，通过采访，听这些真实的人物讲述亲身经历，来获取感觉。一“野”就是田野调查。就是靠一双脚在愚园路上从东走到西，从西走到东来来回回走无数遍。我还总结了五步法，第一步是上海人讲的荡马路，大家都会在马路上走一遍，但这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穿弄堂，走到弄堂里边，你不要以为你生活在这里就都清楚，很多附近的弄堂你都未必去过，更不用说远的了，只有走进弄堂，你才能了解上海弄堂特有的市井生活，小市民的生活。第三步是到屋里，登堂入室，你走进去才会体会到里面的大户人家的条件是怎么样的，建筑里面有些什么花样，好比最近开放的荣宅，荣毅仁伯父荣宗敬的住宅，有些向公众开放的单位或者历史建筑有机会你要进去。第四步是听故事，文人墨客多的是，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茅盾、黎锦辉、汪精卫，乃至于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都在愚园路上有故事，红色记忆一大堆。最后一步就是有感悟。通过前面四步，通过一条马路可以见证上海近现代城市的发展怎样从东到西一路走来，梳理出上海建筑历史的脉络，见证上海乃至于中国的近现代史，寻找到城市精神的脉络。然后上升到自己的人生体悟，你发现很多事情都是过眼烟云，生命的勇气随之而来，如果你这样去了解了一条路后，再去画一条路，感受完全不一样了。

绘画作品里要有文学性的表达和思想。我们的“工程”要反映大时代、大事件当中能够充分体现我们时代精神的激动人心的瞬间，最终也还是要找到这个点。

时代精神的创新性美术转化

“现实题材创作工程”的创作要既能看又能读，“状物形”还要“表吾意”—中国画讲究的是以形写神和弦外之音。

中国画，很多人画得不错，但是都落个穷款，过去大家还要题跋，这个题跋就反映了你书法的水准。再进一步，大家不光是书法好，还能够信手拈来一首诗或者题一首小令题到画上。最厉害的是有些人能当场赋诗一首或写一段题跋在画上。所以有人说：中国画的基础是“士”这个阶层。现在有“士”吗？我写《陆俨少词典》的时候读陆俨少的《自序》，真心叹服！报社有一个眼高于顶的知名作家，平时没有她服气的文章，读了俨老的这本小册子，也不得不服。大家之所以成为大家，不光是画画，而是诗书画印结合，这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光会画画，就只是一个“画人”。当然要求诗书画印齐能有些苛求，照搬传统也不切实际，但起码“士”的读书和思考精神应该有，这也是创新的基础。

“工程”的主题创作，也应该能让人读出背后的意蕴和精神境界来，这也是传承中国文人画的传统。至于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传移模写，在座的都是专业画家，不容我来置喙。

文化是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

深扎生活是必须的。理解深透，创作才会找到灵感和激情。

《梅杜萨之筏》是法国画家席里柯根据真实社会事件创作的，出事以后贵族船长不负责任带了一拨人乘救生船跑了，留下的几百个人里只有10人生还，事件被隐瞒，后被揭露，席里柯获悉后走访生还船员，看望死者家属，把聆听幸存者叙述作为灵感来源，甚至对腐烂的尸体和重危的病人进行现场写生，收集素材，还托一位生还的木匠制作了一只木筏模型，让黄疸病人做模特，在上面摆出各种惨状，为了能够更真实地表现出海浪和天空，还亲自到海边进行研究，最后，创作了这幅饱含激情和想象力的画，再现了当时惊心动魄的场面。这可以说是西方现实主义画家深入生活的一个典范。

陈逸飞的《黄河颂》，这件作品和《解放日报》有关系：1970年，《解放日报》成立“革命样板戏美术创作组”，夏葆元、徐纯中、石奇人、陈逸飞都参加了。以陈逸飞为主创作的《红色娘子军》是水粉组画，后来《解放日报》又专门成立了创作组，集中力量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油画，陈逸飞被指定担任组长。《解放日报》组织创作成员两次专程赴山东、陕西老革命根据地和河南黄河流域体验生活，历时两个多月。在黄河中游西岸的佳县古城，三面是凌空绝壁，站在山崖眺望滚滚东去的黄河，年轻画家们难抑心中平静。据同行回忆：行程快结束时，陈逸飞突然提出想单独一个人再深入黄河边的村落多待几天，等回来后只见他又黑又瘦，当他从挎包里拿出一大摞速写时，大家都大为吃惊。速写的内容包括了悬崖，还有很多人脸写生。最后，陈逸飞创作出了《黄河颂》。天才加上勤奋，那就很可怕了，陈逸飞不得不成功。

鲁迅说：“文化是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时代风采要体现时代精神，包括上海的城市精神。董云虎部长反复强调要体现“精气神”，没有背后的精神，没有真正激动人心的实体力量，仅仅是图解、画个画，是不可能打动、震撼人心的，也不能引导社会向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创造新世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