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龙

【摘 要】在日本历史上，以江户时代为主的近世是一个和平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日本的妖怪文化也在这个时代得到了空前发展，河童文化便是其中之一。伴随着町人文学的发展，河童的妖怪形象在江户时代得到了广泛扩展。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河童的妖怪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文章以河童的形象变化为切入点，通过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探寻变化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近世；妖怪文化；河童；深层原因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08-0202-03

自日本学者井上圆了首先使用“妖怪学”术语以来，日本的妖怪学研究至今已取得了重大发展。其中，河童作为日本著名妖怪之一，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以柳田国男的著作《山岛民谭集》为发端，日本河童文化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随着水木茂、京极夏彦、梦枕貘等人的妖怪作品问世，现代社会又再度掀起了“妖怪热”。河童作为著名的妖怪，近年来常常在《滑头鬼之孙》《河童小咕的夏天》《妖怪手表》等动漫影视作品中以可爱的形象出现。谁曾想到，在大约四百年前的江户时代前期，河童却是一个令人闻之胆寒的妖怪。然而，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河童的形象无论是外表还是行为，都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从十恶不赦的坏妖变成了帮助人们的好妖，甚至还得到人们的祭祀。本文从文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多个角度对其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旨在揭示河童形象变化的深层含义。

一、河童形象的历史变迁

最早记载“河童”一词的是室町时代的辞典《节用集》（室町时代中期）和《下学集》（1444年）“獭老而成河童。”相对于室町时代关于河童的少量记载，江户时代关于河童的文献渐渐多了起来。其中最早记述河童信息的是庆长八年（1603年）于长崎刊印的《日葡辞書》一书，河童被视为一种确实存在的生物，“居于川中，形似猿猴。”

宝永六年（1709年），本草学家贝原益轩在其著作《大和本草》中，对河童的形态、行为进行了详细记载：“似五六岁小儿，遇之精神错乱，好与人角力，时而拽人入水溺毙之。”（笔者译）另外大阪医者寺岛良安在《和汉三才图会》（1712年）中指出，妖怪河童是年老的獭所化。同样出身大阪的平濑徹斋在《日本山海名物图绘》（1754年）中对丰后国（今日本大分县）的“河太郎”进行了描述：“形似五六岁小儿，遍身披毛，外观似猿，常出没河滨与人相扑，时而引人入水溺毙之。相传与其相扑后，无论胜负皆患大病。河太郎，丰后国居多，九州各处均有，关东亦多，于关东被称河童。”（笔者译）21年后，方言辞典《物类称呼》（越谷吾山）也出现关于河童的记载：“形似四五岁左右孩童，头顶赤毛、有凹处，水满时力大无穷，好与人相扑，引人入水溺毙之，或强奸妇女，饲养猿猴可避之。”（笔者译）总之，根据近世时期的文献记载，截至18世纪中期，在九州为中心的西日本地区，河童多以水獭，猿猴为原型出现。多栖息于河川中，将人拖入河中溺毙，喜爱与人相扑，相传无论胜败都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对当地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可怕的妖怪。但是这种可怕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慢慢發生着变化。

第一个将河童形象描绘成龟的作品恐怕就是江户时代著名画家鸟山石燕的《画图百鬼夜行》（1778年）了。而江户时代后期的本草学者小野兰山则明确指出了河童的形象与龟相似。他在《本草纲目启蒙》（1803年）中提到“其形状如人，两目圆而黄，鼻子突出如猴。嘴大如犬，齿如龟，上下共四颗尖牙。头顶短发，赤色。额上有一孔，深约一寸。上有盖，如蛤。面青黑色，背色如龟，坚硬亦如龟甲。腹如龟板，黄色。左右胳肢下各有一道竖条，白色柔软。手足形似人，青黑色带微黄。四指短而爪长，指间有蹼，手足皆可缩入龟板中，与龟无异。”（笔者译）另外本草学者栗本丹洲在《千虫谱》（1811年）中也指出河童背上有龟甲，头和手足皆可缩入其中，与龟相似。儒学者古贺侗庵所著《水虎考略》（1820年）也提到“关东所谓水虎者皆老巨鳖、非西海所称水虎也。今观主簿所图、诚有全然鳖形者。”⑦除了文字记载的文献以外，还有在《江户化物草纸》《倭文麻环》《白藤源太谈》等图像资料中，河童的形象也和龟相似。

总而言之，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河童的形象从猿、獭变为了龟。

二、河童行为的历史变迁

伴随河童形象的变化，河童的行为也发生过戏剧性变化。林罗山的《梅村载笔》（17世纪中期）就记载了河童拖拽人、牛、马入河，被人类所擒。山冈元邻的《百物语评判》（1686年）中也记载了“河太郎”会将小孩拉入河中。残寿的《死灵解脱物语文书》（1690年）中提到被丢入水中淹死的孩童会化成河童附身于人。此外还有神田玄泉的《本朝补苜》（1719年）和贝原常春的《朝野杂载》（1734年）都明确记载了河童会侵犯女性。

总而言之，至18世纪中期，文献中记载的都是河童的负面形象，对人类来说，这个时期的河童是一种可怕的妖怪。

但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关于河童谢罪和报恩的故事逐渐传播开来。1950年左右出版的《寓意草》（冈村良通）就记载了武藏国（今日本关东地区）川越附近，一位和尚从当地人手中救出河童，第二天收到了河童送来的鱼。还有春名忠成的《西播怪谈实记》（1954年）中，也记载了河童将接骨妙药传授给人们，作为返还被切断的手臂的谢礼。另外，津村正恭的《谭海》（1795年）也记载了类似的因返还手臂而传授妙药的故事。

根据中村祯里的研究，关于河童的故事大致有三个变迁，分别是河童对人类的攻击、人类的反击和河童的失败，以及河童向人类归顺。与19世纪中期以前的河童相比，这个时期的河童不再夺人性命，妖怪立场弱化，正在失去“妖性”。换言之，以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为中心，河童的行为描述进入转换期。随着时间的流逝，河童故事里关于其行为的负面描述慢慢减少，开始出现积极正面的因素。有趣的是，河童行为的变化时间与河童形象的变化时间大体一致。那么，河童正面积极行为的出现与龟形河童形象出现的时间一致，龟型河童又以龟为原型，其中与龟崇拜是否存在关系呢？

三、龟崇拜的发展历史与意象

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记载龟崇拜的文献，最初龟的神圣性通过龟卜展现出来。《周易·系辞》中记载“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叠叠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古人将龟视为天降神物。另外《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禹贡第三下》中也提到“……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注：史迁：纳锡为入赐的意思。马融曰‘纳，入也。疏：史公纳作入者，……锡者，释诂云：赐也。大龟者，元龟。白虎通著龟篇引礼三正记曰：天子龟长一尺二寸，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总之，在中国历史早期，龟作为可以预测未来的圣物受到古人的推崇。

汉魏时期，人们对龟的崇拜渐渐强烈。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指出“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呈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从顺故殷兴，百毅之笙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显，断以笙龟，不易之道也。”不仅如此，神话中也出现了龟的身影。《淮南鸿烈解·览冥训》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注曰鳌，大龟。天废顿，以鳌足柱之。”女娲炼石补天时用龟足立四极。

隋唐时期的龟崇拜则更加明显，《隋志·礼仪》中记载“臣蒙上天恩造，群灵降幅，……蒙受龟图，迁都定鼎，……石鱼彰合符之征，玉龟显永昌之庆，……经典诸纬，爰及玉龟，文字义理，递相符合。”石鱼、玉龟都被视为吉祥之物，皇帝通过玉龟证明其权力的正统性。《封氏见闻记》中“隋氏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不得过四尺。”记载了当时朝廷对官员使用龟趺的限制。而《通典·君臣服章制度》中“大唐贞观五年七月，敕七品以上服龟甲双巨十花绫，其色绿。”可以看出，唐朝官员有穿龟服的习惯。

总而言之，中国龟崇拜在隋唐时期几乎达到全盛。与此同时，龟崇拜的表现形式和意象也是多种多样。

说到龟，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其长寿。汉代王充在《论衡》中指出，龟可以活三千年，曹植在《神龟赋》中说“龟寿千年”，葛洪在《抱朴子》中也说“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

另外，龟还具有驱邪、除病息灾的功能。《史记》云：“有神龟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兽无虎狼，鸟无鸱枭，草无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为嘉林。龟在其中，常巢于芳莲之上。”龟长寿和驱邪的形象结合，便派生出龟可通神的意象。《列子》记载，天帝曾让15只巨龟背负神仙所住蓬莱岛，使之不流于西极。郭璞在《玄中记》中也提到“东南之大者，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回行千里。巨鳌，巨龟也”。除此之外，龟被视为水神，有预言洪水的能力。这可能来自于《管子·水地》中“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的描述。

在中国的“四灵信仰”中，玄武与龟形态相似，民间亦有玄武即龟的说法。现在，我们仍然用“金龟婿”来比喻富裕的姑爷。这个词的由来恐怕就与龟富裕的形象有关。《史记·龟策列传》里就记载了一人饲养捡到的龟而最终成为富翁的故事。而且龟也是祥瑞的代表，古人将龟的出现视为天下太平、国家安泰的征兆。《禮记》中也有“崇鼎、贯鼎、大璜、封父龟，天子之器也。”的叙述。

综上所述，龟崇拜的表现很多，几乎全是正面积极的。龟崇拜传入日本，对日本人民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于中国龟崇拜何时传入日本，目前学界意见尚未统一，主要有龟卜说、妙见信仰说、归化人说等学说。不过唯一确定的是，最晚至平安时期，龟崇拜由中国传入。日本最早出现的关于龟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古事记》，神武天皇与五濑命在速吸门遇见了乘龟的当地国神。在《日本书纪》中有海神之女丰玉姬乘着龟带着妹妹玉依姬从发光的海面出现的情节。日本龟崇拜的表现与意象也基本承袭了中国的龟崇拜。日本惯用语“亀は万年”“亀の命”都是用龟来比喻长寿，龟同时也是松尾大社、登渡神社、龟冈八幡神社等的神使，可见龟与神因缘深厚。根据松尾大社史料记载，元明天皇和铜七年（714年），御手洗川出现了背上有七星的灵龟，朝廷认为这是幸运之兆，翌年改元“灵龟元年”，之后的八世纪又相继使用“神龟”“宝龟”等年号，可见龟被视为吉祥之物、祥瑞之兆。由于龟的富裕形象，龟甲在古代被用作货币，此外，东京“龟清楼”“游龟亭”“荣龟堂”等以龟命名的店家，恐怕也是受龟富裕招财形象的影响。

四、龟型河童与龟崇拜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的河童形象变化时期，龟形河童与其正面积极的行为几乎同时出现，而这些新行为所透露出的意象与龟崇拜相似，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二者的关系。如河童传授的妙药可以使人长寿或除病去灾；河童赠送鱼等物品来报恩以及看到河童的人会发财正是龟富裕形象的表现；有的地区将河童当作神来祭祀，体现了龟通神的特性，等等。龟形河童主要流行于江户地区（今日本东京），如果说龟型河童的出现与龟崇拜有关，那么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江户地区的龟崇拜与河童进行考察。

东京都台东区合羽桥商店街又被称为“河童桥”，当地立有一块石碑，讲述了江户时代文化年间（1804-1817）商人合羽屋喜八修建工程得到河童帮助的故事。合羽屋喜八为了治水，用自己的钱财修建工程，但是工程难度大，进展极为缓慢。隅田川的河童见状，被他的精神感动，每晚偷偷帮他修建，最终完成了工程。而且看到河童的人生意兴隆成为了财主。那么，为何河童偏偏从隅田川出来呢？笔者查阅了江户时代隅田川的地图，发现隅田川除了现在流经龟沢、靠近龟户以外，曾经有一段还经过龟有。这三个地方在江户时代就已存在，从地名看受到了龟崇拜的影响。例如龟户天神社的池塘里饲养了大量的乌龟，立有龟趺、龟石，洗手池也是龟的形状，可见受龟崇拜影响之深。

神户市中央区多闻通三丁目的凑川神社有南北朝武将楠木正成之墓，此墓为龟趺样式，为德川光国与朱舜水所立。碑面有德川光国手书“呜呼忠臣楠子之墓”，反面刻有朱舜水所写《楠公赞》，从中可以看出受到朱子学的影响。受佛教和道教影响的朱子学注重理与气，这点被认为与龟相通，“螭首龟趺”便成为了有志于朱子学之人墓的样式。当然，光囯的墓也是儒式龟趺。可以说龟崇拜寓于朱子学之中，作为其一部分对人们产生影响。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主要有三位学者主张河童形象为龟，分别是小野兰山、栗本丹洲及古贺侗庵。特别是古贺侗庵在其作品《水虎考略》中明确指出“关东水虎皆老巨鳖。”古贺侗庵从小便跟随父亲赴江户学习，从1809年开始成为幕府的儒学者，进入昌平坂学问所担任儒官。当时正值宽政异学之禁，幕府中松平定信复兴朱子学为正统儒学，视阳明学、折衷学、古学等学派为异端邪说加以禁止，而昌平坂学问所作为幕府教育机关，自然是复兴朱子学的重要场所。因此，不难想象朱子学通过昌平坂学问所对当时的知识阶层（儒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龟崇拜作为朱子学的一部分，潜移默化影响了古贺侗庵。

五、结语

日本学者香川雅信认为，妖怪是一种“文化解释装置”，当我们的常识不能解释某种现象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是妖怪所为，从而解释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关于河童形象为何从猿猴变成龟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两方面来解答。第一，江户的知识阶层为何会放弃猿猴形象；第二，为何会以龟为原型。

首先在对猿猴的印象方面，东、西日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癀濑镇在《猿》一书中指出，在九州一部分地区猿猴是禁止捕捉的，人们认为，如果捕捉了猿猴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在关东和东北地区，人们则不会崇拜猿猴、祭拜猿猴，大部分猎人对猿猴并没有特别的感觉，会平静射猎猿猴。因此猿猴在西日本被神圣化，而在东日本并没有特别感觉。恐怕正是这种地域差促进了河童形象的变化。

上述提到妖怪是一种“文化解释装置”，河童作为妖怪的一种，也不例外。所以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猿猴河童在江户并不能产生正面积极因素的时候，就产生了更换的必要性，而龟崇拜在江户盛行，江户人对于龟的好感以及龟崇拜，就成为了龟形河童产生的原因。这也就能解释为何龟形河童不仅形态与龟相似，而且连行为、意象也与龟崇拜契合。

综上所述，河童形象变化的原因不仅是受到了龟崇拜的影响，同时也与日本对于猿猴形象的地域差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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