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沸腾

一

晚上九点多，哥哥给我打电话，照例询问我的身体，然后闲聊，维系兄弟感情，最后他说：“我哪天失踪了，你回家看看我！”

他失踪了，我回家看他，看得到他吗？我正想问他，就听到嘟嘟声；回拨过去，他关机了。话还没说完，他就关机了，这是怎么了？等了一会儿，我又拨过去，手机终于通了。他说在五金库房里面，信号不稳定，通话自动断的。

我说：“你突然说失踪，出了什么大事吗？”

他说：“人老话多，打胡乱说，莫放心上。”

哥哥六十五岁，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正值青春的尾巴，不算特别老吧。他叫郑加高，我叫郑加厚，是同胞兄弟，相差六岁。

哥哥的家在农村，身份是农民，只是最近五年住在成都儿子家。儿子叫郑重，开了一家五金商店；哥哥白天当销售员，晚上兼保管员，月工资两千。他在老家种庄稼，年纯收入才五六千元，但是可以睡到自然醒：农忙季节劳累，多数时候很清闲。他给儿子打工，人身不自由。上班时间长，一直很难适应。他没有离开，做到现在，是想天天看到儿子、媳妇和孙子，享受天伦之乐。他的老伴秦莲花也在儿子家，帮着照看孙子。

哥哥不是随口乱说的人。我本想给侄儿郑重打电话。通报他爸爸的失踪言论，但是最后忍住了，一是情况没有搞清楚，又没有现实后果；二是因为代际隔阂，我和侄儿通话持续不了多久，就在手机上冷场了。

哥哥此前没有说过失踪的话，现在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二

我家住在博瓦市河北区的繁华路段。老家只剩一个地理和文化概念。哥哥的老家才有实体存在。那是一幢全村最漂亮的两层小楼。它的建筑和装修都是按照城市的质量标准完成的，在我们村上鹤立鸡群。十几年前，楼房落成的时候，引起全村人的羡慕和观赏。它的外观就像一幢别墅，打工回村的年轻人戏称它为“郑家别墅”。

哥哥的一辈子都在为修建全村最好的房子而奋斗。哥哥年轻时，为了满足老婆家的结婚条件。把原来的茅房子改造成为瓦房子。哥哥中年时，又把青瓦平房拆除，在原址修建两层楼房，就是现在的郑家别墅。

哥哥为什么打电话给我？这些天，哥哥的话不时就会跳出来，一直都驱散不开。我终于还是不放心，给郑重打了电话。我把他父亲莫头莫脑的电话内容告诉了他，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意思。郑重说他爸爸没有给他们说过失踪的话。我说他为什么要给我说失踪呢？郑重犹豫了一下告诉我。他爸爸得了肺癌，住过一段医院，坚决不做手术，出院保守治疗。

我马上警觉起来，哥哥要赶时髦玩失踪吗？

三

七十年代中期，哥哥复员，家里是一座茅房子，穿木结构，稻草盖顶，泥巴糊壁。媒人给他介绍对象，女方都嫌是茅房子。就不再来了。哥哥于是想修瓦房子，解决婚姻问题。

生产队人均耕地少。粮食分配少，家里的口粮不够吃，生产队每年只给我们军属家庭补助几百工分。我在读中学，只能在星期天、寒暑假和农忙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母亲长期体弱多病，经常花钱吃药。全家主要依靠父亲一个劳动力挣工分，我们家就比一般家庭困难。母亲说我们原来是瓦房子，后来生活困难，把椽子和一些檩子拆卖了，盖上稻草遮雨。我懂事以后，就只看到茅房子。现在要恢复瓦房子，柱头框架可以用，但是必须新买檩子、椽子和青瓦。

全家三年节衣缩食，哥哥甚至把从部队带回家的军大衣和大头皮鞋都卖了。用凑集起来的钱买了十根檩子和五千匹青瓦：椽子没有买够，就砍老竹子代替。请社员帮工，不支付工钱，必须管吃饭。青瓦房改造完成后，春节省下来的腊肉被吃完了，一年大部分时间没有肉吃：粮食也被吃得差不多了，本来每年都不够吃，今年的缺口就更大了。

不说大米和小麦，近处连红苕都借不到了。人托人找关系，可去偏远山区借红苕；饥荒月借红苕，秋收时还稻谷。为了救命，什么都答应。二三十里山路，哥哥身高一米六，担一挑红苕回家难以完成，我就到半路上去接他。一个邻居和我同路去接他老婆，我们在万家黄角树等。这棵大黄角树挺立在丘陵小山上。夏天可以蔽日，冬天可以遮雨。社员们赶场过路，累了都在树下歇气。我望了很多次，终于看到哥哥担着一挑箩篼出现了，他的颈项都被扁担压得有点弯曲了，一步三晃地向着黄角树走来。我的眼泪涌满了眼眶，赶紧跑过去接他。他和女邻居在树边放下担子，把扁担架在两只箩篼之间，坐在扁担上喘息。四只箩篼装满了沾满泥巴的红苕，暗红的苕皮诱发了我的饥饿感，但是我不能在半下午吃零食。两副担子在四个人的肩膀上换过来又换过去，天黑时才艰难到家。

我和哥哥都饿得没劲儿了，但却对母亲说不要煮得太多，我们都不怎么饿。母亲点点头，没有说话。我在灶门前烧火，母亲往铸铁锅里拣红苕，最后两根放进去又拿出来，拿出来又放进去。重复了三次。最后才没有拿出来。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哥哥碗里的红苕要比平时多几坨，父亲和母亲的红苕还是平时那么多。名为红苕稀饭，几乎全是红苕，大米不到一百颗，米汤浓度很低，就是清汤寡水。

我正在家里复习，迎战1978年全国高考。我白天整天看书，晚上看到深夜。煤油灯是用57毫升的红岩墨水瓶改装的，每晚要点半瓶煤油。有时候挤一点钱买一圈土蚊香点上，但是对蚊子没有多少杀伤力。母亲看我那么辛苦，很心疼我的身体。我也担心熬不到高考来临，身体就垮掉了。在极少数时候，父亲和哥哥不在家，母亲就给我加一点餐。煮一小碗面条，用筷子尖儿挑一点儿猪油浸入汤里，香味沁人心脾。我担心自己多吃了，父亲、母亲和哥哥就少吃了，太自私自利了。母亲就说，我年龄最小，还在长身体，多吃一点是应该的。

哥哥改建了瓦房子，为讨老婆创造了条件，但是影响我的身体和复习。我最不满意哥哥不相信我，说我上了大学，在城市工作，记不到他的。我许诺什么，他都将信将疑，我又不能马上证明给他看，心里有苦难言。他如果放缓找对象的进程。万一我以后真的忘本了，他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我努力去理解他的心理状态。他也可能不相信我能够考上大学，很想我停止复习，到生产队劳动，多挣工分，多分粮食和现金。但是他知道阻止不了我。所以没有说出來。就没有进一步增加表面的冲突和心里的隔阂。

四

哥哥看上了相邻生产队的秦莲花。秦莲花个子矮，身子长，但是脸皮白，水色好。秦莲花有八姊妹，她是老三。她父亲在很远的大山里当工人，每年探亲才能回家。母亲、哥哥、姐姐和她本人都可以参加劳动，但是全年的工分不够分配九个人的口粮：她父亲把结余的工资邮寄回家，补足生产队的口粮款。工人家庭在农村受人羡慕，她父亲的工资抵得上几个壮劳力的工分。

哥哥刚复员的时候，我母亲找媒人去说合，但是秦莲花的母亲不同意，嫌我家没有瓦房子。现在虽然不是全新的瓦房子，但是房顶毕竟盖了瓦。媒人再次去说，她母亲同意接触一下。农村小学普及了，没有上学的孩子极少。秦莲花恰恰没有上学，认不了几个字；不是家庭经济困难，是她父母重男轻女。她没有文化，哥哥不计较。哥哥的文化也不高，高小都没有毕业，就不愿意上学了。我母亲说，你自己不读书的，二天不要怪我们。哥哥说，我不会怪你们，我读不走，读起难受。哥哥复员后，抱怨过父母穷，责怪过父亲没有本事修瓦房，但是没有怪罪他们不供他读书。

我读书成绩一直好。在大队和公社都有名气，虽然比哥哥小六岁，但是秦莲花知道我。我复习中途休息的时候，就鼓动秦莲花嫁给我哥哥。我说我肯定能够考上大学，今年考不上，明年也考得上。我读大学以后，少一个人吃饭，家里经济就会改善。我毕业要分工作，单位要分住房，不会再分家里的瓦房子。我希望她看到光明前景，同意嫁给我哥哥。她脸红红的，只是笑，不表态。

晚上吃了饭，喂了猪，父亲和母亲就在地坝里歇凉。我还是点着煤油灯在小屋里复习，一边看书记忆，一边用手打蚊子。哥哥和秦莲花不出去歇凉，躲到隔壁的歇房里热恋。我听不清楚他们说的悄悄话，但是听得到嬉戏打闹和身体纠缠的声音。听得到简易木板床摇动的声音。秦莲花发出哧哧的压抑的笑声，肯定被哥哥胳肢腋窝了。就是在这样的嬉闹和纠缠中，他们把生米煮成了熟饭。

老丈人和丈母娘又要求我哥哥。把房子墙壁接地一人高的部分，由竹泥巴墙改为木板墙。秦莲花说把郑加高逼出病来怎么办，她过门就要服侍一个长病人吗？她父母原来笼统要求瓦房子。没有具体要求木板墙。临时加码理亏，决定履行诺言，同意他们完婚。哥哥終于讨到了温柔、勤快和懂事的老婆。

五

侄儿郑重说他爸爸得了肺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从我曾祖父一辈起，我们家族没有人得过癌症，更不用说癌细胞高速蔓延的肺癌了。我除了偶尔感冒，连城市多发的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等富贵病都没有。

哥哥不抽烟。不经常喝酒。肺癌怎么找到他了呢？他在儿子的五金店上班和守夜，没有严重的粉尘污染。怎么会得肺癌呢？他是不适应城市的紧张生活，还是儿女成人、经济改善。因精神松弛而身，体衰败呢？

我给郑重打电话。问他爸爸最近一年心情怎么样。郑重说他爸爸既想和儿孙们在一起，又想回农村老家去。我说老家除了空气新鲜一点，生活还是没有城市方便。郑重说爸爸主要是舍不得老家的楼房。我知道哥哥放不下郑家别墅，这是他大半生的心血。哥哥虽然享受了天伦之乐。但是不能享受他的郑家别墅，心里始终是不平衡的。

我也和嫂嫂进行过电话交谈。我问哥哥经常思念他的楼房，心情是不是很不好。她说平时看不出来哥哥的心情不好，只是经常说梦话，好多次都说“我要回郑家别墅”。

人得肺癌的原因很复杂，哥哥是不是因思念郑家别墅造成，谁也说不清楚：我有几个医生朋友，同样也说不清楚。

六

1978年的大学录取率是百分之七，我的分数高于录取线三十分。被西南一所师范学院录取了。父母脸上为我的费用发愁，但内心是喜悦和自豪的。

十月中旬，我启程报到，哥哥送我到博瓦市长途汽车站。从我们家到巴沱镇，有一条石油钻井大队修建的碎石公路，但是没有班车，走路要四十多分钟。哥哥帮我背棉被和席子，我自己背脸盆和蚊帐。这些都是我读高中的东西，现在带到大学继续使用。我们从镇汽车站乘坐班车到博瓦市，虽然是国道，也是泥结碎石路面，双向两车道。多处坑坑洼洼，本来就开不快，错车还要减速，二十公里开了一个小时。在博瓦市长途汽车站，哥哥从班车尾部的梯子爬上车顶，把我的大件行李拴在行李架内。我上车时已经半上午了。我从车窗往外看，哥哥站在送行的人群中。他虽然在北方当了三年兵，还是不习惯像城里人那样挥手告别，只是不转眼地望着车子。长途班车出站后，转弯进入大街，我就看不到他了。

我父亲五十刚过。在农村算壮劳力。送我到博瓦市也不吃力。他们都不送，我把几样行李背到镇上，再乘车到博瓦市，也不是特别吃力。哥哥从巴沱镇到博瓦市，要六角钱车费，返回又要六角钱车费，不算在馆子吃午饭的钱，这一元二角钱车费。就是一笔很大的花费了。哥哥要送我，除了兄弟亲情外。是主动和我修好关系，弥补因建造瓦房子导致经济恶化而出现的裂痕。

七

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回家。侄女郑菊就已经出生了。国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父母国家养老。哥哥复员只有几年，思想仍然先进，决定只生这个女儿。我是大学生，天之骄子，意气风发，不假思索地支持他。最初的优惠政策是，生产队每年多分半个人的口粮，直到郑菊十四周岁为止。

但是，全家人刚刚喘过气来，哥哥的新目标又萌生了：现在只是穿木结构的平房。以后要修砖混结构的楼房。所以，除了必要开支，剩余都要积蓄，一切为了修楼房。

在生产队的地盘上，有一口天然气井。用铁管把气接出来，在井场坝子垒一排石头灶，每家一个，煮午饭、晚饭和猪潲。石油大队部住在巴沱镇上。只向生产队派驻一个工人，由生产队提供住房。每天半上午，工人扛着大管钳，把大阀门打开，天黑时又关上。气阀有卡车方向盘那么大，没有大管钳，几个男人也转不动。我们只有烧天然气比城镇优越。全镇只有石油大队家属区和我们生产队烧天然气。巴沱镇的居民没有，博瓦市的居民也没有，他们几十年后才享受到天然气。

后来，气量越来越小，每家煮饭供气都不足。那时，煤炭放开供应了，农民柴草不够烧，可以买散煤烧了。于是生产队就决定把天然气集中起来烧窑，烧砖和瓦。在生产队时期，砖瓦卖了钱，归集体所有，年底分红。分田到户以后。这口窑就排轮子，由各家自烧自得。我们村也因气井而得名。大队改村以后，村名不能用数字，就改为气井村。

在划定的几块耕田内。哥哥和父亲趁农闲去踩泥巴。做砖坯和瓦坯，码在井场坝子里风干，轮到自家的轮子后。就装窑把砖和瓦烧出来。堆到家里屋檐下，准备修建楼房使用；实在没钱用了，才卖一点零钱用。

八

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多做一点事情就累得心慌，根本无法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只能在家里慢慢地煮饭、洗衣和喂猪。大队合作医疗站，只有一个卫生员，多数时候都看不好母亲的病。中药比西药便宜，母亲一般都是看中医。病轻时她走到公社卫生院去，病重了走不得路，父亲或我就把杜医生请到家里来。在哥哥当兵的三年里，我就给母亲请过多次医生。杜医生来家看病，家里状况好一点的时候，母亲就给他煮一碗面条吃。母亲给我加餐时，只挑小指头那么一小坨猪油。但是给杜医生要挑大拇指那么一大坨猪油。杜医生吃完面条走了很远了，那猪油和葱花的香味，还留存在我的鼻子里。我们十天半月都吃不到一次油荤，这一大坨猪油是非常稀罕的。杜医生不是主动要吃饭，都是病人自愿感谢才吃。

我不但是全大队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全公社第一个大学生。这对父母来说是荣耀的事。我希望母亲的精神力量能够让她的身体好一点，支撑到我大学毕业。我发现母亲吃了油荤以后，身体就会好得多，就不容易生病。青黄不接时，家里吃饭都困难，更无钱买肉吃，母亲就特别容易生病。我工作挣钱以后。让母亲多吃肉。她的身体肯定可以好起来。但是，母亲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过于虚弱，在我大三的暑假前，病重住院。哥哥从邮局发电报给我：母病速归。

我坐长途班车赶回博瓦市，又坐短途班车到巴沱镇。我越着急，车越糟糕，半路上开不动了。我害怕车到天黑都修不好，耽误我见母亲最后一面。决定走路回镇上。这一走要走三个小时。我顶着下午的烈日，走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心里越急腿上越无力。走了大约两公里，我看见一辆卡车停在路外修理。我向来面浅，害怕被拒，犹豫再三，问师傅过不过巴沱镇。司机三十多岁，听了我的说明，同意我搭车。我坐进副驾驶座，半个小时就到了镇上。我向师傅道了谢，快步向镇医院走去，但是母亲已经出院了，我又快步赶回家里。镇医院叫转到市医院，母亲坚决不同意，说她的病治不好了，不要再浪费钱了。

母亲临终前两天，听力基本丧失，我流着眼泪，喊着说话，她也不能完全听清。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母亲吃力地翻开席子一角，从底下摸出五元钱，叫我带到大学去用。我在大学的零用，每月十元就绰绰有余了，但是母亲毕生的结余，只够我用半个月。

母亲最后说：“你们二天都好……你和哥哥要团结……”

母亲去世了，不到五十七岁。我心里责怪哥哥，为了修楼房，搞积蓄，把生活水平弄得太低，母亲终于被拖垮了。安葬母亲以后，我和哥哥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母亲的遗嘱，让我隐忍和克制，尽力维持兄弟关系。

九

侄儿郑重打电话，请我回老家去一趟，看他的爸爸在不在家。我说你不能自己打电话回去问他吗？他说和爸爸吵了嘴，爸爸就怄气走了，他打电话爸爸也不接。我说你妈和你姐打电话，他也不接吗？爸爸说一个人去旅游，长途费、漫游费都很贵，一般不开手机。侄儿说他不信爸爸舍得去旅游，真要去旅游，也要带上妈妈。

我问郑重为什么吵嘴。郑重说爸爸在城里打工做不惯，叫他成天耍，也不惯，一直想回老家去。郑重说城里条件好，有大街、有公园、有商场，想去哪儿耍都可以。爸爸说农村是大公园，花草和树木数不清。郑重说城里住房好，水电气和网络都齐全。爸爸说水电气和网络老家也有。他爸爸甚至说老家的房子是一座独立别墅，郑重的房子只是电梯公寓的一个抽屉。两爷子的话说多了，声音大了，就吵起来了。他爸爸一气之下，说要一个人去旅游，就背着一个挎包走了。全家人都劝不住他。

十

我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在博瓦市野楼县中学教书。在县城逛街时，我看到了高中的女同学。她原来属于校花一类的女生，走路的时候，屁股自然摆动，呈现模特步态。我早就认识她，不知道她认不认识我：在高中两年里，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进行过一次眼神的交流。四年以后相遇，我们相向走过时，都点了一下头。这个轻微的点头，导致我们成为了夫妻。她在野楼县城关镇政府部门工作。

哥哥去野楼县中学看我，我们请他在县城进馆子吃饭，开始点的菜没有吃饱，我把服务员叫來，加一个青椒回锅肉。哥哥把服务员挡住，说桌上的菜都没有吃完，再点就浪费了。他举例说，一盘回锅肉可以买二十块砖了。经哥哥这一说，我就有点惭愧，好像我工作以后，就忘本了似的。我老婆说，尊重哥哥的意见吧，下次点菜争取少而精。

哥哥出口就用砖瓦作比，肯定想到了砖混结构的楼房。

我说：“你的瓦房子已经够用了，还修楼房干什么呢？”

他说：“修一座全村最好的楼房是我的梦想，就像读大学是你的梦想一样。”

我吃了一惊，他的比方有水平。我说：“为了修楼房，你就被拖累了。”

他说：“我是劳碌命，拖累就拖累了。”

十一

我在博瓦市，离老家最近。哥哥联系不上，侄儿请我去看，属于情理之中。我临出发前，又给哥哥打手机，语音提示还是关机。我向单位请了一天假，就开着二手宝马车回老家去。

从博瓦市到巴沱镇，国道二十公里。过去是泥结碎石路面，班车要开一个小时，现在改成一级沥青路面，小车只开十几分钟。从巴沱镇到气井村，当初是泥石路面的专用公路，是石油钻井大队修的，走路要四十多分钟；现在改成了水泥路面的乡道公路，开车只要五分钟。井场外侧那口窑已经废弃，一是天然气更小，砖瓦烧不熟了；二是保护耕地，不准烧粘土砖了。我停下车，登上窑顶，半圈窑壁都垮塌了，只有拱门支撑着。现在.边疆大气田的天然气普及到了村民家中，也用不着在井场坝子煮饭了。

我把小车开到老家的地坝里，下车走向大门，门环上锁着一把弹子锁。我又去推了推侧门和后门，都推不开。我喊了几声哥哥，问屋里有没有人，没有听到回答。我仔细查看挂着的弹子锁，上面落满了灰尘，很久没有动过了。看来家里无人，哥哥没有回家。

眼前这幢两层小楼，就是小青年夸赞的郑家别墅，特征非常显著。第一，外墙全部贴鹅黄色小瓷砖，给人一种豪华的感觉，确有一种别墅的气派。第二，从二楼阳台到楼顶，在侧面外墙上架设了一副钢架楼梯。红色油漆光彩夺目。第三，屋顶是水磨石晒坝，既可以晒粮食和衣服，又可以休闲和歇凉。在十多年前落成时，它在村里鹤立鸡群。楼后矮山上，一片茂密的竹林，把楼房衬托得特别优美和宜居。现在，村里楼层有比它高的，但在气派上没有超过它的。

这是我的出生地和成长地，是我的文化概念上的老家。但是，我不能回来住了，哥哥一家不愿意回来住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掏出苹果手机，在房子的前后左右拍了一些照片，又多角度地摄了几十分钟的视频。我转动手机，把自己也拍进了影像中。我将这些影像资料移存到电脑硬盘和移动硬盘中。

在短暂的逗留期间，我没有碰到熟悉的乡亲。在远处的田野里，有人在做活路，好像是薅麦子。我的眼睛有点近视，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只能看到在用锄头松土。从动作力度来看，他们是比我的年纪大得多的人。

哥哥罹患肺癌，又和家人失联，我也非常担心。我给郑重打手机，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他，并叫他转告他的妈妈。

我发动汽车，驶离老家。

十二

在我读大学期间，公社改为乡镇.生产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我好久都叫不习惯，甚至三十多年后，还是喜欢把村叫成大队，把小组叫成生产队。

队改组的第一年，轮到哥哥家烧窑时。遇到了阻拦。有一个三弟兄的家庭，说是要早点烧一窑，提前修房子讨老婆，让我哥哥后推一个轮子。实际上，他们看到夏天雨季到来，害怕砖坯和瓦坯被淋坏，就想提前烧好，避免损失，所以哥哥就不同意他们先烧。这三弟兄仗着人多力量大，强行装窑。我父亲和哥哥去阻止，反而遭到他们的推搡。

哥哥去请村民小组长来主持公道。组长听了双方的说辞，就说那三弟兄没有娶亲的事情，应该按照顺序烧窑。土地承包到户后，三弟兄不要组长分配活路，不要组长分配口粮，不要组长奖励工分，所以对组长的裁决置之不理。

组长批评这三弟兄，三弟兄马上翻脸。叫组长加入我哥家，三对三打一架，打赢了就先烧。组长和我家不是亲戚，又没有特殊关系，当然不肯两肋插刀。组长没有办法，反过来劝我哥哥和父亲，反正推迟不了多长时间，就让这三弟兄先烧一窑算了。我哥哥虽然当过兵，但是个子瘦小，手中没有武器，徒手能力不强。又是两人对三人，力量比较悬殊。连长说解放军是反对侵略、保卫国防的，绝不允许欺负老百姓。哥哥说这一次可以让三弟兄先烧，之后还是要按照原来的轮子烧。三弟兄还不干，组长就生气了，说你们真要我加入郑家和你们打一架，是不是？三弟兄看到组长发气了，就答应只卡这一次轮子，以后还是排在我家后面烧窑。

我哥哥离开井场的时候，三弟兄骂他有女无儿，是五保户。我哥哥差点气晕过去，很想回家拿匕首去刺杀他们。还是连长的话让他冷静下来了。

因为这次风波，哥哥决定生二胎。父亲和嫂嫂害怕罚款，哥哥说罚款也要生，不管生男生女，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为了生二胎，嫂嫂东躲西藏，经历艰难险阻，充满喜剧效果。两年以后，侄儿郑重出生了。哥哥和嫂嫂喜不自胜，以后没有人敢骂他们是五保户了。他们一女一儿，令我和妻子羡慕，但又不敢仿效。我们超生二胎，公职要被开除，住房要被收回。难道我要违背当初对嫂嫂的承诺。回去分占哥哥的房子吗？

哥哥每年烧两窑，出窑的砖瓦少部分卖了维持家用，大部分留存起来修建楼房。经过五年的积累，砖够砌墙了，瓦够盖顶了。但是他们超生二胎，被罚款两千元。巴沱镇计划生育小分队进门催收，哥哥说没有钱，只有这些砖瓦。小分队不想拉走沉重的砖瓦，而是要牵猪，要拉粮，这些容易变现。哥哥不让他们牵猪和拉粮，眼看着就要打起来，哥哥势单力薄，又面对政府授权的人，他只能妥协，说自己卖了砖瓦把罚款交上去。小分队的头儿考虑到我在市区工作。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就同意了。

哥哥屋檐下的砖瓦全部变卖，交了超生的罚款。眼看着就要建立起来的楼房，只好无限期地推迟了。

十三

哥哥失联三天后，打電话报了平安。他确实旅游去了。他去了原来当兵的地方，想看看沿途的风景。他入伍和复员，两次都是坐的闷罐车，就是货运火车，没有车窗，看不见外面。这一次，他坐的快速客运火车，专门欣赏车外的风光。问他为什么手机关机，把家里人都急死了。他说，手机的电用完了，车厢莫法充电。又没有买充电宝，坐了三天火车，莫法和家里通话。他想借别人的手机，但是平时没有记住号码。下了火车，到了旅馆住下，他才把手机充上电，从通讯录翻到家人的号码报平安。

我问哥哥找到部队没有，现在还会让他进营房吗。他说部队驻地早就变了，他只能站在原址上，默默地看一阵。没有找到营房，他就去找连长。连长是当地人，哥哥复员时，互留了家庭住址。当我哥哥找到连长老家时，别人都不知道他说的是哪儿。原来的街道和房屋都不在了，消失在一片高楼大厦中。哥哥说只是顺便去看看连长，在一个陌生地找到一个熟人，就会多一份安全感。

哥哥在回家途中，游览了首都北京。他根据地图的旅游指南，参观了长城、故宫和颐和园。又参观了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纪念堂和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毛主席纪念堂不准游客逗留，他跟着参观的人流走了一圈就出来了。毛主席的水晶棺，他无法走近，只能远远地观望。在香山公园，他逗留了一天时间，除了欣赏风景和庙宇以外。重点观看了孙中山的碑亭和衣冠冢，而且可以走到一米远的地方仔细观看。在孙中山碑亭和纪念堂，他走走停停，起起坐坐，前后花了半天时间。

哥哥没有失踪，全家人都放心了。

十四

郑菊一放学，就被叫到自留地劳动。郑重一放学，就被叫到承包地劳动。毫无疑问，这影响了他们的家庭作业和课外阅读。全家人都必须围绕哥哥的楼房梦打转。

田地人均只有半亩，全家人不歇气地劳动，也只能出产那么多粮食和蔬菜，除了吃饭，卖不出多少钱，不可能快速地把修建楼房的钱挣出来。多年积攒的砖瓦变卖后交了超生罚款。要重新开始积攒砖瓦来修建楼房，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年月了。

哥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权衡利弊，计算得失，最后决定外出打工。他先到南方沿海，想找工资高的企业干活。但是他只有小学文化，好多知识都还给老师了，又人到中年，所以，工资高而技术性强的工作，他都做不下来。他只有去做那些耗费体力的工作，去做那些脏乱差的工作。这样不但身心劳累，还挣不了几个钱，但是，同在农村种庄稼相比，又要强很多倍。

哥哥丢下老婆和儿女，在外面留下了打工的足迹。他在南边的广东和福建做过皮鞋，在北边的东北和内蒙古养过野猪，在东边的上海和江浙收过破烂，在西边的新疆摘过棉花。

农民自建房造价低，只有市民住房的二三成。当哥哥把颈椎都累弯的时候，他终于攒够了修建楼房的钱。

楼房怎么修，哥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安全性最重要，设计要符合专业水准，建筑材料要保证质量。哥哥叫我出面，请设计师设计两层的楼房。附近农民修建自住房，不说修二层。就是修三四层，也没有聘请设计师设计的。我在博瓦市建筑设计院请专家设计。三千元设计费和图纸费，我主动为哥哥赞助。哥哥原来准备购买私人小企业的地条钢，我说这样的话，就浪费了这份设计图。他后来一律购买国有钢厂的钢材。二楼的几根大梁、钢筋专门从大钢厂购买，然后进行现浇。只修两层楼，墙不用圈梁也很结实，但是哥哥要求做圈梁。哥哥的二层楼房修成以后.无论是造型，还是质量，在村里都独一无二。打工回村的青年夸奖它为郑家别墅。

楼房落成那天，哥哥按照惯例，邀请全组人家吃饭。每家象征性地送了五十元贺礼，然后就享受坝坝宴。组上凡有红白喜事，都是这样互相支持，维系感情。组外村民没有被邀请，听说我哥哥修了一座城里人的别墅，很多人都赶来看热闹。其他不说，只是塑钢门窗，村民都没有见过，它不但可以挡风雨，而且可以隔声音。除了我哥哥兴高采烈，跑前跑后招呼客人外，我父亲、嫂嫂、侄儿和侄女，脸上都挂着无法掩饰的喜悦。

十五

三年前，也就是哥哥和嫂嫂住到成都儿子家两年后，哥哥第一次跟我说，想把郑家别墅卖了。

哥哥的举动经常让我感到意外。他曾经说过，考上大学是我的梦想，修建全村最好的楼房是他的梦想。

我说：“你要亲手葬送你的梦想吗？”

他说：“你不要讽刺我，我是万般无奈。”

郑加高和秦莲花生了一女一儿。郑菊学习用心，一直保持中上成绩，最后考了一个二本大学。郑菊毕业以后，在外省当了大学生村官，后来考上县级机关的公务员。结了婚，生了子，不会再回老家居住了。郑重不爱学习，不想读书，成绩平庸，初中毕业就到成都打工，后来自己做生意，赚了钱，买了房，落了户，也不会再回老家居住了。

哥哥老两口跟着儿子已经习惯。而且越来越老，不能再回老家当空巢老人，孤独地等待死神上门。就是说，郑家别墅全家人都不会回去居住了，所以哥哥就想把它卖了，不管卖多少钱，都留给他们养老，以减轻儿女的负担。

我听了他的述说，转而支持他卖房子，虽然我知道他为了这座楼房，耗费了大半生的力气和心血。他结婚以后，除了养儿育女，全部的精力都是挣钱修楼房。问题是，这幢村庄别墅再好，他们都不想回去住了，不卖又做什么呢？

十六

哥哥出省旅游了二十天，回到成都儿子家住了一个月，又提出一个人回老家住一段时间。嫂嫂秦莲花给我打电话，说她要接送孙子上幼儿园，实在走不脱，莫法陪哥哥回去。她叫我有空的时候，回家去看看哥哥，看他的身体和心情有没有大的变化。

星期六上午，我开车从博瓦市回老家去，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以前从镇到家，没有运营车辆，往返必须走路，现在改造了乡道公路，修通了村道公路，早就可以把小车直接开进老家地坝了。

我看到房子西侧有一堆新鲜泥巴，地坝里撒落了一路泥块。这一次，门环没有上锁，我轻轻推开大门，看到哥哥在堂屋里，用锄头从坑里往外掏泥巴，就像老鼠打洞一样。

我說：“哥哥。你把堂屋挖一个洞干啥子？”

哥哥抬起头说：“你吓我一跳，回来干啥子？”

我说：“嫂嫂说你回家了，叫我回来看看你。”

他说：“回来又不先打一个电话。”

我说：“我就是想看你在干啥子。”

他说：“我咳嗽有点凶，痰也吐得多。想一个人住一阵，少去影响他们。”

我说：“那你在堂屋挖洞干啥子呢？”

他说：“挖一个苕窖，外面的苕窖五年没有用，被雨浸垮了。”

红苕窖都像扣着的喇叭，口小肚大，便于遮盖和保温，而他挖的是长方形的坑。口和底一样大，就像一口棺材井。

我说：“苕窖哪像这个样子，你骗我不会干农活吗？”

他说：“不是啥子都要改革吗？”

我说：“改革是改好，不是乱改。”

他憨厚地笑了，满脸都是皱纹，说：“好和乱，由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

我避免伤和气，就转移方向，掏出手机给嫂嫂打电话，告诉她郑加高身体还好，正在挖苕窖。

嫂嫂说：“他是一个老乱，红苕都没有栽，挖苕窖做啥子？”

嫂嫂叫我劝哥哥回成都去，我叫她自己劝。我把手机递给哥哥，他把手在衣服下摆擦了一下，就接过手机放到耳朵上。他说才回家不久，再住一段时间，想回城了再回去。大概嫂嫂说家里啥子都没有，他一天到晚吃啥子。他说在镇上买的米、面、肉、蛋，打开天然气煮饭；买一次，吃几天，很方便。

哥哥说他手脏，不方便给我泡茶：烧了开水的，也有茶叶，叫我自己去泡。我举了一下绿茶瓶子说，刚打开的，喝完了再说。

十七

哥哥的村庄别墅两层楼，建筑面积近300平方米。它是在原瓦房子的地基上修建的，落成的时候我回来过。外墙贴的鹅黄色方形小瓷砖。原来很耀眼。现在虽然稍有褪色，还是很气派。堂屋将近40平方米，不仅在农村，就是在城市，也算宏大了，现在被哥哥挖出一个大坑，变得一片狼藉。

我推开堂屋右侧的两间卧室，里面落满了灰尘，陈腐的空气钻进鼻子。我从堂屋后侧的楼梯走上二楼，中间是一个过道，两边都是房间。过道前侧有三间卧室，在居中的位置，也就是堂屋上面，是哥哥和嫂嫂的主卧室，这几天有哥哥居住，看起来就有人气了。主卧室两侧的卧室，推开门以后，一股尘土味扑鼻而来。过道后侧的三间卧室，地面布满了颗粒细小的尘埃，脚一踩下去，就扑上了鞋面。

我下楼去，哥哥已经跳进了坑里，用锄头往撮箕里装泥巴，装满了就提起往上面倾倒。

我说：“哥哥，你没有把房子打扫一下吗？”

他说：“我住不了多久，只把歇房、灶屋和厕所打扫了。”

我笑了起来，说：“你还真是实用主义啊。”

他也笑了，说：“你今晚上不走的话，我再打扫一间给你住。”

我叫他把撮箕递给我，我把泥巴倒到门外去。土坑的下部锄头挖不到了，他叫我将短把洋铲递给他，把四壁切削整齐。我目测了一下，坑有二米五长，一米五宽，一米二深。我又问他挖这个坑做啥子用。他说窖红苕用。我说你们又不住家里，又没有栽红苕，哪有红苕来窖嘛。他说，先把窖做好，以后回来住，栽了红苕就可以窖了。他还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嘛。他说完，憨厚而又狡黠地笑了起来。

我不太相信他的话。但他的理由是成立的。我们分开几十年，都已步入老年，环境又迥然有异，现在还想无话不谈，我自己也做不到了。

哥哥把坑底的散泥巴全部铲上来后，想从坑里上来，叫我递一条板凳给他。我说我拉他上来。他就把手伸给我，我握着他沾满泥灰的手，把他拉了上来。哥哥的脖子变得更弯了，头不能完全抬直，个子显得矮了一节。

十八

我给老婆打电话，晚上不回博瓦市。就住在哥哥家里。

我们在二楼打扫了一间屋子，就是我原来回家住过的房间。哥哥打开抽水机，把井水抽到楼顶的水池中，再用水管输送到房间，就像城市自来水一样。我用水桶从卫生间接水，用湿毛巾抹床和柜子上的灰尘。哥哥就用拖把拖地板。床上用品从衣柜里取出来，有一股霉尘味，也只能将就了。

下午，我和哥哥到村口小河边腰店子去买了蚊香液、火腿肠和高粱酒等生活物资。这个腰店子就是小超市，是郑组长家开的。第一任组长，就是为我哥哥和三弟兄调解烧窑纠纷的组长，年龄大了，主动辞职了。郑组长是第二任组长，是我的同辈人，也是我的小学同学。他的子女都在城市打工，他和老伴在家里带孙子上小学。

晚上，哥哥煮了一小锅莴笋叶稀饭，炒了一盘泡椒鸡蛋、一盘莲白回锅肉，加上从小超市买的火腿肠、花生米等，下酒菜就很丰富了。我上大学前，家里粮食都不够吃，哪里有钱买酒。只有在父亲生日，才能喝上几口高梁酒。大學毕业以后，我和哥哥喝酒的次数也不多。

我给哥哥倒了一杯高粱白酒，问他：“你得了肺癌，还能喝酒吗？”

他说：“我喝一次算一次了。”

我说：“那就买一瓶茅台酒。”

他说：“我喝不惯酱香味儿。”

我说：“那就买一瓶五粮液。”

我开车上村道公路。两分钟就到了小超市。我问郑组长有没有五粮液。他说正好有一瓶，去年进的货，太贵了，不好卖。我叫他拿给我，问能不能刷银行卡。他说不能刷卡，可以用微信和支付宝。原来农村也可以无线支付了，我就掏出手机扫二维码付了钱。

我和哥哥边说话边喝酒，很快就喝掉了半瓶五粮液。哥哥说他知道我在城里生活也不容易。我大学毕业时，分配到博瓦市野楼县中学教语文，后来调到博瓦市河北区政府一个部门写材料，看似工作轻松，其实精神紧张；为升职卧薪尝胆，但无贵人相助，什么也实现不了。而有些人什么都很平庸，却像火箭耀眼升天，让你望尘莫及。

“你考大学跳出了‘农门，就说明很优秀了。”哥哥说，“我们家没有能力帮助你，你找老婆又没有找一个富贵家庭。”

我笑着说：“年轻只懂爱情。”

哥哥说：“你现在也很好的。总比监狱里的贪官自由嘛。”

我站在二楼阳台上远望，在本村，在小河对岸的外村，闪烁着零星而暗黄的电灯光，这些就是留守人家了。在我们生产队里，父母一辈的长辈，活着的没有几个人了。我们的同辈人，有的外出打工，有的跟着子女到城市定居了，剩下大概一半带着孙子辈留守家乡。我们的晚辈，大多数都在城市打工，少数在家照顾父母。在路上，我认得的熟人很少了，对有些年轻人已经分不清是谁家的子女了，对孙子辈的儿童们更不认识了。

我问哥哥外出打工十多年，遇到什么危险没有。他说有点丢人，说不出口，以后再说。他不愿意说，我也不好再问。

我问哥哥还要在家里住几天。他说六七天，最多十多天。他说苕窖底面和四壁还要砌砖，用水泥坐缝，防止浸水。我问上面怎么办呢。他说用两块预制板盖顶。我说你取红苕多不方便，一个人还搬不动一块预制板呢。他说再想办法，说不定要做电动门呢。

十九

给父亲送终以后，哥哥和嫂嫂到成都跟儿子住，至今五年了。半年前，哥哥咳嗽逐渐严重起来。咳嗽是哥哥的老毛病，感冒了要咳嗽，喝了酒要咳嗽，抽了烟要咳嗽，平时一般都不管它，严重了就到药店买一点药吃，过几天就慢慢好了。这次有些不同，咳嗽的次数增多了，咳嗽的力度增强了，有时候把头都咳痛了。我嫂嫂和侄儿劝他到医院去看病。他到附近的小诊所看了几次，没有根本好转，也没有加重，就拖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