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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见君子

2018-05-15杨勇

安徽文学 2018年4期
关键词:罗先生

杨勇

张魁明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

——《黄帝阴符经》

张魁明吹洞箫,以民间盲艺人之身跃为中国第一流的演奏家,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并不稀奇。在此之前,新中国已发现了创作《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1950年岁末,政府要请阿炳去北京表演,但那时他已天天吐血,濒于死亡,他惋惜地对来接他的人说:“谢谢共产党,我恐怕去不了了。”张魁明的际遇则要好得多,不但到北京表演了,还进入中南海,得到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三公的接见。两年后,又应邀为毛主席做了表演。

张魁明出生于1908年,十八岁时因病致盲,为遣无聊,方才拿起了洞箫,三十岁时技艺大成,足迹踏遍皖北、豫西、鲁南,又名张瞎乎。出门卖艺,要人牵杆,先是他爸爸领,背琴携箫,一去百余日,离家数百里,风餐露宿,一家老小全指望着他的卖艺所得。也因此娶了妻,生了子。父亲死后,儿子也大了,大儿子接着伺候他。跑江湖人有百哀,瞎子又最受人欺辱,三十年代永城县城大街上。恶少逼他吹狗叫,他一吹,狗也叫,一圈人哈哈笑,他也赔着笑。后来名气渐渐大了,也有高兴的时候。最挣钱的一次。是抗战刚胜利时,白庙集驻扎的国民党十八师做庆贺堂会,下帖子专请他去,一曲《小花嗓》吹罢,满堂叫好。大洋像雹子一样落下来,大家哈哈大笑,他也咧开嘴笑。后来新中国成立了,他是无产者。政府按规矩给他家分了田地牲口,这样就不必再辛苦奔波了。国家非常重视民间曲艺,地方上把人才推荐上去,张魁明真正大放异彩了。1955年参加亳县文艺会演,1956年参加阜阳行署会演,1957年年初技惊省城,当年3月晋京。此时一路跟随他的,已换成了二儿子张德田。

当年进京时才十三四岁的张德田,如今已然七十开外了,我在他父亲的原籍五马镇张楼村找到了他,老人还能务农,正在下地栽“花子”(芍药)。等他忙乎完,他引我去家中坐下,一杯水一支烟,我问他说,他讲我听,娓娓而谈。说得最详细的当然是他父亲京城扬名和为主席演奏的事。

说,在1957年3月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民乐舞蹈大会演上,张魁明又拉弦子又吹箫。拉弦子的曲目是《哭干娘》,他使的乐器叫“大坠子”,两根弦,学名叫坠胡。他拉《哭干娘》,展现了世间人情最悲苦的一面,又饱含了自己对命运的感叹,那旋律是一咏三叹,一波三折,荡气回肠,摧人肝肠。张魁明乃江湖人也,他平常表演这个曲目时善耍一个绝活,人多时就会显露要好。怎么说呢?哭干娘。哭干娘,拉到中段开始哭时。一句紧似一句,一声痛似一声,涕泪滂沱,弦急如江河下高岗,弦切如暴雨过松林,那琴弓、琴弦高速磨擦,就容易将一根弦子拉断。何时断,何处断,张魁明全然不管.观众只听“铮”的一声人心紧,急看去,依然声未断,弓在弦,一根弦,仍然五音俱全。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残曲残弦,倒叫它更加缠绵悱恻,触景伤情,定能让一场的人都掉下眼泪来。到了北京会演上,张魁明又拉《哭干娘》,也拉到中段了,他振奋精神啊,手上使劲啊,拼命地拉弦啊。拉啊,可那根弦就是沒断——也许是因为重大比赛特意换了好弦。谁料到呢?怎么办呢?评委正被弦音吸引,对面台上的盲乐师却突然停了下来,腾出右手放在弦上一摘,“铮”的一声响,硬是摘断了一根弦。好嘛,现在是一根弦了。一弦奏才是张瞎乎的绝活嘛。一曲终了,张魁明洋洋自得,评委们却面面相觑,全无掌声。是绝活啊不假,但也得看在哪儿,皖北第一,放全国就不稀奇了。此时北京,此处这个剧场,全国的好弦子都在这儿了,你张魁明的弦再好,是最好的吗?怎敢逞这个能,耍这个宝?这叫卖弄啊。于是,这一项打分非常低。张魁明长叹一声,便又吹箫。吹的是一首《百鸟朝凤》。而他的箫吹得可真是好啊,这一曲箫,当真是全天下独一份儿的箫音。评委们都是大行家,听着听着,全变了脸色,一曲终了,都站起来鼓掌。

但最终,张魁明只得了第二名。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次全中国民乐高人济济一堂的盛会上,评委们将第一名的殊荣授予了一个12岁的男孩。那男孩,瘦瘦小小的,拉的是一件四根弦的大瓮子,是少见的瓮胡,器高有一米二,男孩坐下来,瓮放腿上,琴头高出男孩一尺来。但男孩拉弦拉得确实好,比张魁明的弦好。但能否比得上张魁明的箫呢?张魁明是不服气的。但一个评委私下向他解释,说,国家朝气蓬勃,民乐百废待兴,我们都得展望未来。这孩子他有潜力啊,到你这个年纪一定会超过你的。张魁明听了一撇嘴,走了。回招待所对张德田说,比将来,将来的事谁又能说得准呢?

他固执地认为,还是因为摘弦子把评委冒犯了,因此自责,后来又受人指点,因此谨慎地收敛起多年积成的江湖习气。

张魁明原本在1958年就有机会为毛主席演出。从北京回来,他就成了省文工团的台柱。张德田也成了文工团的职工,工作就是专职伺候他爹。文工团四处演出,父子俩日子过得很充实。第二年毛主席来合肥,住在稻香楼宾馆,在给省长曾希圣的便条上写: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省里曾计划安排张魁明为主席演奏,但由于主席很快离开了,没有来得及。

四处演出的日子是紧张忙碌的,但盲艺术家为人民表演,被人民所喜爱并尊重,这种生活是过去无法想象的。充满激情,深有意义。转眼又过了一年,这一天,剧团正在南京演出,晚上,大家已睡下了。团长刘凤鸣忽然接到电话,上级指示,说毛主席在武汉了。张魁明、尹明山(吹笛子的,与张并称为双绝)立即前往武汉为主席演出。团长、张魁明、尹明山,以及张德田四人连夜搭飞机飞赴武汉。这是张德田老人一辈子唯一乘飞机的经历。

张魁明知道他为毛主席演奏的那一天是秋分,阳历是在1959年的9月初,但不会知道此时的毛主席刚从庐山上下来。上级安排,要为主席演奏一些欢快的曲子。当张德田扶着父亲走进东湖宾馆。走过红毯,走进一间宽大的会客厅,他的头脑都是乱的,低着头根本不敢看人。后来知道,从会客厅当中站起来的两位。就是毛主席和年初刚当选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张德田把父亲安置好,就跟随工作人员去了旁边的小房间等候。工作人员看他是个小孩子,给他倒水喝,还给他拿点心吃。点心拿在手上还没尝,张德田忽然看见工作人员都站着不动了。都在侧耳倾听。原来,父亲悠扬的箫音已传了过来。

还是那首《百鸟朝凤》啊。张德田听人说过,《百鸟朝凤》是唢呐曲,唢呐音色亮,音域广,欢闹喜庆,最善于模仿,因此最能吹出百鸟音,但洞箫是不行的。洞箫的音色是低沉的、舒缓的,是内敛的、恬静的。几乎所有懂一点音乐的人都会质疑,洞箫怎么可能吹出《百鸟朝风》呢?但是,只有张魁明可以,这才是他真正的绝活,独有的技艺。他的秘诀在哪儿呢?所有人吹箫,一个时间只能吹出一个音来,他却能同时吹出复合的双音来;洞箫不善拟音,他却能吹出所有从他耳朵里经过的声音来,那是世间独有。隔壁房间的《百鸟朝凤》正在吹奏,开始是一个鸟儿一个鸟儿轮展歌喉,接着是两个鸟儿逞技对鸣,再下来几个鸟儿一起叫,再后来,凤凰出来了,驾临了,是光明啊,就像太阳降临大地,所有的鸟儿无比温暖。无比幸福。无比欢乐。于是百鸟一起争鸣,然后变为一起颂赞。热情,再热情;大声,再大声,华彩绚丽,无边无际,最终汇成了一个声音,声音愈大,声音愈稀,声音愈高,声音愈低,所有的,各色的,异类的,峥嵘的,骄傲的,羞惭的,都低垂下头来膜拜这无上的鸟王。

张德田感觉,父亲吹过无数次的《百鸟朝凤》,但这次是不同的。张德田深受感染,只觉得在这一刻,他也把全部的心,满腔的爱都献给毛主席了。

在赴北京会演之后,为毛主席演奏之前,张魁明曾回老家有过一個多月的小住。北京音乐学院一个叫冯家骏的年轻教师追踪而至,向他求学吹箫的技艺。张魁明说,你先吹给我听听。

冯家骏取出箫来,一曲悠扬。

张魁明凝神听罢,说,你这后生,你的箫气又长,音又准,比我好啊。还跑来跟我学什么?

冯家骏说,实不相瞒,我这只箫是家传,后来又投过多位师父,也下过近二十年的功夫了。但我天分有限,这几年来再没有寸进,我原以为,技艺这辈子就止步于此了。但在北京听了张老师您的演奏。就像我在黑屋子里,忽然开了天窗一样。我是诚心求教,请老师不要拒绝我。

张魁明谦虚地说。我一个乡下人。没见过世面,会一点东西,净是瞎琢磨。我从来没跟过师父学,又哪里能给人当老师教呢,特别是你,万一教的不对。还不叫你笑话死我?

冯家骏叹了一口气,说。张老师你又何必过谦?北京的师父们现在都在传。“远听一台戏,近看一支箫”“一箫飞出百鸟音”。您的技艺成就又岂同凡响?我幼年时读书,读到《儒林外史》,开篇第一回上说元末大画家王冕小孩时给人放牛。在雨后看见村边荷花娇艳可喜,立志便要学画,就这么对着荷花独自摸索,仅仅三个月,画出那荷花的精神、神态、颜色,没有一处不像真的,人人都赞,好一幅没骨荷花图。这个故事我原来是不相信的。但自从见到了张老师您,我才知道这个世上真的就有绝顶聪明的人,能以自然为师,以世情为师,以人心为师,这才是取法其上,直得本源啊。我向您求教的,不是别的,就是箫的双音吹奏法,这是古乐书有记载的,现如今失传了技艺,可您把这个找回来了。我要学,只有向您学。

张魁明依然沉吟。

冯家骏再叹一口气,说。全中国能吹双音的,除了张老师您,据说还有一个,是高陵县的胡道满老人。他也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技艺,但没能参加全国的会演,很可惜,1956年他就中风了,现在,已经不能再吹箫了。他的身边,没有能传他箫法的人。

张魁明听到这里,也叹了一口气,说,真是可惜呀,恨不能见他一面。心就活了,就把冯家骏留下了,用心地教他。双音吹奏法说来神妙,亦不过“吹、打、吐”,但这扑打唇舌之处,其中又有种种细微的变化,张魁明毫无保留。张魁明不光教,也和冯家骏互换箫法,一老一少在张楼村住了一个多月,很快乐。据说,这次交流张魁明也获益很大,但直到离开,冯家骏也没能完全掌握双音的技法。没学会,不是不用心教,而是太难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冯家骏将张魁明独创的箫曲记了谱,然后二人一起离开了张楼村,一个返合肥,一个回北京。那年张魁明不过四十九岁,冯家骏二十多岁,既然结了缘,天下太平,就留缘于他日吧。没想到,这一别,却再也没有相见。

张魁明的这支箫。教也没处教,学也没法学。都说他从来没有师父,这一点我是相信的。但我在张楼村走走聊聊,却听说了一个有趣的说法:张魁明学箫还是有师父的。他的师父就是村北口一棵大柳树。这棵树就长在河堤下,树干粗壮,两人不能合抱,有人估算,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是有灵的。

说,张魁明十八岁时刚瞎了眼,内心苦闷,一到夜里,就好一个人走出村去坐在大柳树下吹箫。偶有人经过,他会把箫停下来,枯坐着,枯坐着,不言不语,就像个庙里的泥塑,泥塑般地睁着眼,好像在瞪着你,你会下意识地避开他。人远了,那箫音又会响起来。神灵授艺,是忌讳凡人偷听的。

在我想来,盲人的白天和黑夜是一样的。喧嚣了,就是白天,安静了,就是深夜。安静了。竹竿打到村中的土路上的“突突”声才会分明。这一天有月亮,那一天没有月亮,但都会有风。无论四季,风总是清凉的,村间夜风,也总是清香的。当盲乐师摸索到柳树下,拍一拍树干,会在最合适的树根下坐下来,一时间,一切也都沉静下来了。然后,不知多久,会有一个音符从沉静中跳出来,又一个音符跳出来。一天里听到的所有的声音都化为了音符跳出来,杂乱的,模糊的,胆怯的,先先后后地跳出来,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但是,它们跳出来后是乱的,是不成队伍的。这没有关系,张魁明从背后将箫取出来。这就是他的指挥棒,魔棒,在这溪月一湾的柳荫下,枯坐的少年正在冥想中指挥他的士兵,他的士兵里,牲口的叫、哭打孩子的声音、唢呐的一个高调、鸟鸣、风吹动屋角的铃铛、老生在念白、刻萝卜倒水声、澡堂里谈成买卖的生意人在笑、街上的吵嚷、县长来了行人急忙的回避声、柳条儿打在人脸上的声音、虫儿在叫、一得意踩疼了的小草,在脚下沙沙的呻吟着……但这些,仍然是乱的,是不听指挥的。当一切越来越乱的时候。唯有天才盲乐师的心能越来越静,越来越静,在极静中,仿佛听到了老柳树在叹息,这叹息声是对他的嘉许么?盲乐师的唇在一支洞箫上反复地吹、打、吐,唇舌扑打间,他的士兵终于就列,声符终于成行。大柳树下周而复始的春夏秋冬,寒尽不知年。它所庇护的盲乐师终于完成了他的世界。

张魁明后来走江湖。外出的多,在家的少,但每次一回来,都要到大柳树下坐一坐,吹一吹,就像让老师检查作业。但张魁明最后一次回老家,却没能再摸一摸他的这位树师父。

那次回乡是在1961年。那三年,甚荒唐。托福啊托福,张楼村在那三年里唯一出生并存活下来的孩子就是张魁明的孙子。但就算是他家,挨到1960年底,在乡下也实在过不下去了。大儿媳妇带着小孙孙来合肥投奔他。小孙孙有一周岁了,张魁明给他取小名,叫“饿”。

剧团里发两个人的口粮。养活四个人。老人家少吃点,还是可以的。但他不放心一人落在老家的大儿啊。忍了几个月,实在忍不住,向领导报告,要回家看看。领导说,老张.不要吧。

当时,张魁明身上已经有病了,忧从中来,病便不见好。又拖了几个月,病严重了,声音也塌了,没法演出了,便又向领导打报告,说一定要回家看一看。

张魁明回到亳县,在县文化馆里住了两周,还是要回老家去。大儿子说,爸,咱别回吧。县文化馆里的工作人员都无精打采,谁也拦不住老头儿。

说这次是张魁明最后一次回乡。那他平常回乡是个什么样呢?他名声大。是个大人物,小吉普车一到村口,就是前呼后拥,到家屋里一坐。来不及洗脸。就一拨一拨地来人见他,问长问短,听他说新闻,说合肥,说北京,说毛主席;他脾气好,对谁都好,平常村里走一走,成堆的孩子们往他身上扑,瞎乎叔,讲个故事吧;瞎乎叔,吹个小曲吧。张魁明那一张好嘴啊,可不光是在乐器上磨的。也是走江湖磨的,说书算命,哄人逗乐,那也是一绝,他在老家最自在,百无禁忌。大人敬他,小孩爱他。总而言之,这就是张魁明的张楼村,张楼村的张魁明。

可这次回来,一切都不一样了。吉普车进村,狗都不叫了。一直开到家门口,连个打招呼的人都没有了。张魁明堂屋里坐好,大门敞着,但从上午坐到下午,从下午坐到晚上,没有人来扣门。他不言不语,不饮不食,大儿说,爹,歇吧。张魁明不答理。二儿说,爸,歇吧,张魁明不言语。又过了不知道多久,终于屋外一个软软的声音在说,张先生在家吗?

来人是个长辈呢,还是个平辈呢?从那变异的声音上,张魁明敏锐的耳朵已听不出来是谁了。来的意思呢?怎么说呢?他想要张魁明给毛主席传个话。

张先生啊,你是见过毛主席的人。咱们公社出了这个状况,天高皇帝远,主席他老人家肯定是不知道的。你就不能给毛主席报告报告?

张魁明能怎么答呢?他的声音已经塌了。

据张德田说:回家的当天夜里。爹把我叫起来,叫我扶他到大柳树下去坐一坐。我迷迷糊糊地告诉他。大柳树没有了。去年公社把树出掉了。

张德田说:那一刻,我爹手突然抖得特别厉害,一伸手没摸着竹竿,那支不离手的竹箫狠狠杵在青砖地面上,几乎要压断了。我赶紧扶住他,叫他,问他,可他咬着牙一句话也不说了。他就是从那天夜里卧床不起的,水米难进,躺了二十来天,就病逝了。

张德田说:去世前几个月。我爹已经不能再吹箫,但那支箫在他去世的那一刻也是拿在手上的。他去世后,因家里再没人会,就把那支箫给他陪葬在棺材里了。棺材,是省文工团来人给买下的。

补:在我完成这篇文章时。搁笔百无聊赖,恰巧在网上看到小友瞳儿的留言:

宿小村.昨晚下雪了.我听到不知谁吹了一夜的竹箫。

张魁明逝世的这一年。当这一年的小麦收割后,三年困难时期就结束了。

韩汉卿

韩汉卿一生弈棋,遇见最重要的人是毕铁珊。二人初见面时,韩汉卿二十五岁,是磁器街韩家杂货铺的少东家。在县城弈林称名“小棋王”已有十年了;毕铁珊是开封人,四十五岁了,仍落魄于江湖。为谋生计不得不来到亳县财神阁子日伪政府开的硝磺局当服务员。这天,韩汉卿坐柜台,一个朋友跑来嚷嚷,了不得,硝磺局来了位姓毕的高人,下象棋竟连赢我三盘,汉卿你得出马呀!韩汉卿看他一眼,没答理,心想,就你一臭棋簍子,谁不能连赢你三盘呢?他没动。可这以后,弈棋的朋友接二连三来找,说,姓毕的棋是真高!炮打八面,卒逼中宫,谁也不能和他一盘棋。韩汉卿终于按捺不住,这天下午,孤身一人去了硝磺局。

韩汉卿少年得意,难免自矜,来寻老毕,只说慕名来下棋,并未报名。老少二人分宾主坐,摆好棋子就下。老毕先是见对手公子模样,有点大意,第一盘输了,警觉了以后,后两盘都赢了。小韩心里称赞,棋艺真高!通名报姓,我是韩汉卿,佩服佩服。老毕说,久仰久仰。要留饭,小韩推辞,握手而别。

可谁知,小韩回去以后,和棋友一说情况,有人就撺掇他,说,本地高手尽没,就你汉卿兄还赢了一盘啊。你可不能这么认低头,不然药都棋界的面子可就丢尽了。小韩晕晕乎乎的,一想。是了,怪我后两盘没有下好,原不该输,于是二次去找老毕,要求再战一次,赌请客。这原是失礼之举。老毕沉吟一下,说,那也好,我们既要二次赌胜,不妨赌十盘棋。这老毕果然也是棱角之人,又说,实不相瞒,韩先生你的棋在毫县算好棋了。但比起我来还差得远呐,你倒不需要战胜我,十盘里你能赢两盘我就请客。这话传开,满县城下棋的人都跑来看。二人连下两天,可才下到八盘棋。就七负一和了,小韩实在一盘不能赢。剩下两盘没法下了,也不好意思再下了,于是心服口服,认赌服输。小韩愿与老毕订交,当天在水门关小楼菜馆摆酒请客,请县城的下棋高手都来作陪。饭店里,大家众星拱月,推老毕在上首坐下,老毕打圈一看,嗯,都是手下败将,便坐稳了。陪客们也都欢欢喜喜的,老毕是真正高手,输给他算什么呢?有小韩在,大家伙儿输得都不算惨。小韩输给老毕,这成了弈林逸事,被人在茶馆、棋舍、澡堂说了十多年。

毕铁珊成名也晚,只因半生困于浅池。1942年他离开亳县去西安谋生。闲时在西京仁义棋舍摆棋擂台,一连仨月,竟未逢对手。有一个名叫王羽屏的年轻人慕名为他挂棋讲棋。一次棋终人散时,王羽屏说,毕老师你虽然能赢,但光靠在棋舍里下名气是起不来的。老毕问,那怎么办呢?说,西安象棋圈里久有“四大金刚”之称,你能胜一个,名声就响了。但秘洞和尚和尹六爷都老了,如今风头最劲的属王新民。老毕于是备了大红全帖,请王羽屏代为呈送王新民。王新民收了帖。决定以西安棋界的名义正式应战,约好了公开比赛,共有三位棋手上阵,以三场定胜负。毕铁珊感激王羽屏挂棋之德,送帖之义,请他作为西安的先锋迎战。这三场棋有名堂,后来称为“神炮镇西京”,既是毕铁珊大器晚成之战。又成为此后豫陕两省棋界密集交流的开始。第一场,毕铁珊小试牛刀,以一胜一和败王羽屏。二场又胜。第三场一鼓作气,力搏战胜了王新民。三场全胜,震惊了西安棋界。此役,西安各大报先发广告后刊新闻,毕铁珊获封雅号“神炮铁卒”。

转眼呢,就到了1954年。这十二年间,天翻地覆,亳县的韩家杂货铺子关了张,韩汉卿的生活陷于困难,计划出外做些小生意。下棋归下棋,下象棋是市井人的乐趣,但无关生计,妥了营生,棋才能下得淡定。韩汉卿要去哪儿呢?一拍大腿,就去西安。他早听说老毕在西安呢。只要有口饭吃,下棋的人就不会丢掉棋。行前,棋友们为他小饯,韩汉卿酒酣后慨然说:我在西安落了脚即去找毕老师,找到他一定再和他下棋,对弈结束无论胜负,我一定将经过写信告诉你们,决不食言。

韩汉卿到了西安找老毕,找一圈没找到,在棋舍找到了他的一群徒弟,徒弟们说,毕老师两年前就回郑州了。韩汉卿傻了眼,兴头上被浇了一盆凉水。一个叫陈友利的徒弟见他着急,忙说,老师的女儿在西安住着呢,他时不时会来探亲,他一回来我就通知你。韩汉卿就在西安落了脚,边等人,边做些修钢笔、电筒,补胶鞋之类的小生意,糊口而已。也和人下棋,虽然能赢,但并没有高手答理。这么等了有小半年,快过年了,陈友利跑过来说,毕老师来西安了,听说你在,想见你。

毕铁珊见到韩汉卿非常高兴,很热情地招待他。见他穿得单薄,即脱下身上皮袄相赠。于是叙旧痛饮,酒喝多了,当日不便下棋,约到第二天中午到真记棋舍公开一战。第二天韩汉卿早早去了。到了一看,好嘛,西安市有名有姓的棋手都来了,很振奋。

十二年来一局棋啊!

不可回首,回首心热。当年毕韩二人第一次摆棋是什么情况呢。想小韩白面少年郎,身着宝蓝绸衫。手摇折扇。老毕身着服务员的粗布制服,客客气气的。如今的韩汉卿未老鬓也斑.穿着老毕相赠的皮袄.但布鞋还是破的,唯有一把折扇仍收于手中。穷居陋巷无人识啊,里三圈外三圈的西安棋界高人,都是来捧毕老,谁认得这个小地方来的乡巴佬呢?摆好棋子儿,毕铁珊一拱手,说,韩先生。听友利说,你的棋艺水平很好了,比在亳县我们下棋时好多了。恐怕我十盘不能再胜你八盘了,你还记得你我赌棋请客的事情吗?韩汉卿叹道。日夜不忘,如在昨日。我能有一点进步,实在离不开那十盘棋的教诲啊。但我现在虽较前略有进步,但老先生您的棋更高了,您还能十局胜我八局。谈笑间,对局开始了,第一局是和局,第二局又和,第三局韩汉卿全神贯注,全力以赴胜了一局:第四局毕铁珊先手,但韩汉卿又胜了:第五局方走到中盘,韩汉卿已经多了一马、过河一兵了,从局面看,毕铁珊负定了。韩汉卿立志想胜,故精神集中,忽略了礼仪。旁观有人急了,陈友利在旁边拉他的袖子,悄悄地说,韩先生,你先吃茶,看来毕老师这一棋一定胜你吧。这句话惊醒了韩汉卿,是了,毕老师年纪大了,在西安有脸面。徒弟一大帮,的确不能再胜他了。于是故意走错了几步,就负了。五盘赛后,毕铁珊笑着说:“韩先生,这盘棋你是让我的啊。”

韩汉卿终于如愿战胜了毕铁珊,一封告捷信连夜写回了亳县。第二天一早有人来访,原来是王羽屏。以前韩汉卿找了王羽屏好几次,王都不肯和他下棋。胜毕,王便来了。韩汉卿欣然应战,这次一共下了七盘棋,和了六局,终负了一局。韩汉卿感叹,不愧是“长安王”。“平分海上秋色”的王羽屏。真是一山更有一山高啊!

和韩汉卿下棋的王羽屏,已然不是当年在仁义棋舍挂棋的王羽屏了。韩汉卿所见,此人已年过四十。光头白褂,手不离一根旱烟管,貌不惊人。“平分海上秋色”一役已经过去三年了。

若说下象棋也是一种求道。便要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什么是见自己呢?人贵自知,得先过了自己这一关,水之积不厚,其负鹏翼也无力。什么是见天地呢?睹山奔海立之态。江山人物参证于心。而后才于万象中成就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號称“棋坛总司令”的谢侠逊老人在上海,上海便是当时中国棋坛最大的舞台,正如百川汇流奔大海,象棋手要见天地,可去上海。

1952年底、1953年初上海棋坛接连发生两个大事件。先有“长安王”王羽屏单刀赴会,旋接“华南虎”杨官璘黑云压城,这两位来“见天地”的人。为中国象棋史上添上了不可或缺的一笔。

那时,王羽屏已制霸西北棋坛,再无对手,于是英雄寂寞,立下“杀出潼关去”的志愿。下棋不能使人富有,他是清贫之人,为筹足川资忍痛变卖了“陕豫棋赛”的金牌。在这一年的岁末。王羽屏的布鞋终于踩在上海滩上。王羽屏的到来,上海棋界严阵以待,排开了多位冠军的阵容。王羽屏岂不快哉。逐一挑战高手,连战连捷,最后,五局战平了谢侠逊老人,仅负于何顺安一场。一时间,“长安王”名扬上海滩。龙虎聚,风云起。次年初,东莞人杨官璘后一脚来到,势头更猛,攻无不克,横扫群雄。好嘛,一个是“长安王”,一个是“华南虎”,上海人最好事。风头最劲的两个人一定要一决雌雄的。这盘棋,就是弈林称之为“平分海上秋色”的一盘棋。据王羽屏回忆,他对这盘棋是有憾的。当弈至第44手时王尚有取胜机会,但软了一手,杨官璘于此残局果断兑兵,结果弈和了。高手之争是讲气运的,王羽屏没能打破杨官璘的金身,此公自此如巨星般升起,二十年间打败天下高手,开创了中国棋坛无人能敌的杨官璘时代,人称“混世魔王”,后辈尊称为“魔叔”。而王羽屏或因锋锐未展,棋运止步,但后来在全国棋赛中也获得了第九名的成绩。

老韩,韩汉卿,后来也把一个女儿嫁到了西安。在韩汉卿与王羽屏交手后又过了十二个年头,老韩去西安看女儿,和王羽屏又有了第二次交手。这一次交手,他们痛痛快快地下足了十盘棋。老韩和老王,年岁相当,脾性相投,惺惺相惜。这一次,韩汉卿终于战胜了王羽屏。

在1956年首届全国象棋个人赛之前,并没有官方的大师或特级大师的称号,人们口口相传,是棋坛的英雄时代。所谓英雄,包括声望与技艺;所谓较量,因缘分而情谊。但凡棋手称雄一方,谁没有一段精彩的人生故事呢?他们之间的对决如宿命。谁不寄意成为传奇呢?然而象棋之道,相生相克,纵然天才的棋手,也没有长胜不败的道理。起浮胜败间,正是人生在世的大欢乐。后来棋手进入体制,每年通过各种赛事进行考核,定等级。排名次,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于是乎强者登场,英雄隐退。

话说韩汉卿与毕铁珊在西安下完棋,心愿已了,不久就回到了亳县,困居于老砖街杂货店后院,无事可做,穷愁度日,因思古书里婆媳对弈的故事,于是开始锻炼下盲棋。一开始,下完一盘棋后,总有几步错的地方,慢慢地,就没有错着了。先是能同一个人下。后来竟可以同时和几个人下。盲棋成功后,他开始在文化馆里表演,观者无不称奇。当时城关区委书记刘政文也爱下棋,但从未和韩汉卿下过,听说了他有这手绝活,每逢星期六就叫人喊他去家里下盲棋,有输也有赢。领导很快乐。不久以后,韩汉卿即被吸收为县政协委员,后安排他在县委工作。又被推荐加入地区象棋队。1959年,他以不败记录夺得全省象棋冠军.选拔为全国个人赛的裁判。在北京喝过体委主任陈毅老总相敬的美酒。因身体原因,退役后去了县体委做专职教练。虽然不再比赛,但每年仍要应组织的安排进行盲棋的表演。

韩汉卿先生一生有三大得意,棋有知己,艺有传人,第三桩才是下盲棋。韩汉卿成分不好,被组织看重成为教练。却得益于能下盲棋。

韩汉卿的后半生在教徒弟中度过。求道的第三个层面是见众生,众生心中各有一盏灯,为众生点亮此心灯,就是传承。无论是毕铁珊或是王羽屏,这些好朋友、好敌手,在这条道上谁都没有他走得远。俗话说,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老师。韩先生只得到全省的冠军,算是个解元,王羽屏全国第九,享大师称号,进士点翰林也:毕铁珊老当益壮,杀进全国十六,但未能获封大师。是三甲进士不入翰林院也。韩汉卿担任小小县城象棋队的教练数十年,弟子中一共走出了五位大师。桑榆之盛,可钦可羡!弟子高华曾获全国女子个人赛冠军,货真价实一个女状元;弟子汪自力先学象棋,后改弈国际象棋。二十岁获全国冠军,被授予全国第一个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的称号。好嘛,不但点翰林,还成了首辅大学士:弟子许波则更犀利,先在1986年的全国个人赛上,战胜了胡荣华,复又于1987年的全国个人赛上战胜了杨官璘,接连把棋坛的两个“皇上”都给干掉了。

许波返乡,与先生复演与杨官磷、胡荣华的对局时,想来先生的内心是极畅快的。一生弈棋,至此当无憾矣。

这些风光都且不提,这些内心甜蜜旁人不知。几十年后再向药都的老人们问起韩先生,人们却只记得有一位老人家能下盲棋。

我曾问韩老的弟子——市象棋协会会长刘国庆先生,在韩先生众多出色的师兄弟里,有没有人把他这手盲棋绝活传下来?刘会长直言他不会下盲棋,又说.韩先生挑尖儿的徒弟都不会。曾见一位师兄曾向老师提出过想学盲棋,惹得老师很不高兴,说,你们要想有点出息,都不要去学它。

另有一位弟子曾听见韩老在晚年时的感叹:盲棋于我,实为无心插柳。别人以盲棋知我,是我的幸事,但如果不是我在盲棋上用心太深。若只精研布局与杀法。未必不能更上层楼。

这正是:人都说好。未必就好:想要的好,自己知道。

罗舒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真是写字先生们的黄金时代。那时,县文化馆后面有个独立的小院,小院有花有草,两间瓦房。瓦房里,夏天有西瓜,冬天有火炉,更难得的是那张大案子,上面堆着四季不断的笔、墨、宣纸、毛边纸。那个时代,并不多谈经济,文化馆是县里顶重要的部门。小院大门常锁,不相干前院忙忙碌碌的人和事。却有个后门,一到周末。写字的老先生们便自个开锁进去。有的早,拎着早点就来了,有的矜持的,要午后小睡罢才踱过来。但总是热热闹闹的。老先生们爱这块地呀!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人心里都透着快活,说说笑笑也是可以的。有人就问罗舒庭先生,请教您罗先生,写《始平公碑》该用什么笔呀?先生认真地说,多用方笔。错了!那人说,最好用“排笔”。一圈老先生们都笑,还刷标语呢?你当罗先生还在打右派蹲监狱干苦力呀!罗先生。罗先生,您可别生气!

毫縣懂字的人里头,多数意见,认为罗先生的字最好。罗先生是见过世面的人,得了法,字不俗气,大家都爱看。古人说:执笔无定势。罗先生善抓笔,抓笔时,通身使力,然后倾于腕上,凝在笔头,不漏分毫。尤其是作榜书大字时,那么瘦小的一个人,拿起斗笔来,立有猛虎之势,身随腕动,步随身动,目光炯炯,动人心魄,闲人勿近。有一次写字,看字的人也忘形,在罗先生三尺方圆里落下一个凳子,看先生的步法,小腿已挨到凳子边了。有人慌忙要去扶凳子,忽见先生一皱眉,这一霎,万物皆静,唯先生活,只见他身不移,笔不动,眼光还在纸上,突一抬脚,石破天惊,嘭,凳子被踢飞了几米远。一圈子看字的张皇失措,回神过来,“宁静致远”四字已舒坦坦踞于纸上,先生正用印呢。有人因此议论,说先生身上是带着武功的。

现今的人再论罗先生,只知道他的书法,却少有人知道他的本职是名医生。他是庐州世家子,十岁时随家族药行的生意来到亳州,此后一辈子就定居在此,说他是亳州人并没有错。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抗战胜利后,又在北京得施今墨先生亲炙医术两年。今时忆流水,墨色照青衫。施今墨,乃是民国四大名医之首,如今徒子徒孙辈也多是了不得的人物了。但罗先生并不以行医见闻于后,他自七十年代末从毫县中医院退休后即专意写字,偶尔机缘巧合才会给人开方。年深事久,我也孤陋寡闻,并未听说过罗先生治病活人的事迹,但很多人都知道他“自活”的传奇。说,打右派多年,罗先生在监狱挣扎求活。多次吐血,后来八十年代有一次大吐血,九十年代又有两次大吐血,为他动手术的西医们常说,这是过不去的坎儿啊,好的,罗先生又挺过去了。罗先生说,我要看看新世纪。他逝世于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凌晨二时,享年八十岁。

我生也晚,缘分浅,初次拜见罗先生时,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罗先生的身体已经快不行了,长住市医院老干部病房。此时的罗先生是颇清静的,当年好跟他开玩笑的王谦民先生已然故去了,在小院一起玩的老先生们已经故去了一多半,剩下的或因身体原因,或因有了隔阂,已不大来往。早听说罗先生爱骂人,我进他那间屋子,心是拎着的。时值夏天,只见屋子当心一张藤椅,上面斜塌着一个细胳膊细腿的干巴老头,两条细腿搭在椅背上,晃晃悠悠,光头黑眼镜,白汗衫,大裤衩,慢慢地摇着蒲扇。他的学生介绍我,他点点头。我拿出临写的《张猛龙碑》给他看,他饶有兴趣接过来,一看就摇头,然后一处处讲我的败笔,胜笔当然是没有的,连讲了十分钟,讲到后来,讲的人累得喘了,听的人坐立不安,满头大汗。屋子里没电扇,先生手中的蒲扇只够自己扇。我告辞时,他在藤椅上挥了挥手,告诉我,把门带上。

从始至终,我没能让罗先生把挂在藤椅上的腿拿下来,真是难过。现在想来,我去时拿错了东西,我该拿着我的诗词去的。现在说,书法只是我比较次要的爱好而已。

看来,人一辈子只要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足够了。

罗先生写字路上的三个老师,一个是他舅舅,一个是江南陈慧生,一个就是施今墨。施先生是国医圣手,也是位大书家。徒弟得传先生的,或是这一样,或是那一样,罗先生取法其上,误中副车,并不稀奇。他晚年专意写字,偶尔写写诗词,不太看病,就是想着做一件事要臻于至善吧。也许如此吧。但也有人说,罗先生在医学上乃高傲京师派,与县城里土生土长的名医们有理论上的分歧,一来二去。不知怎的,就生了气,他说,不阻人路。罗先生是个清介之人,一辈子不染一尘。

好在罗先生还有写字,不然,没谁跑过来听他“骂人”或被他“训”,这老头的后半生该多寂寞呀。对他来说,“小院时代”是再也回不去了。敞开使宣纸的小院时代,踢凳子的小院时代,有很多热心的年轻人围在身边的小院时代。

小院时代的老先生们都热心教弟子。因为站在那个年代坎坎上朝下看二十年,很少有谁会写字了,书法这门老祖宗的技艺眼看着就要失传了,老先生们都心疼呀。老先生们在一起玩,从来不比写字,却爱铆着劲儿比徒弟。罗先生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正经收徒弟,他有骂跑的徒弟,也有钟爱的徒弟。有一个女徒叫张鹤影,据说很有悟性,更好的是她的性情,能忍受得了罗先生的怪脾气,孝敬他,虽师似父,为他烧菜,给他洗衣服。

罗先生蛮中意这个徒弟,对她期许甚高,寄意甚深。有一次,爷俩在一起说话。

罗先生说,鹤影啊,你要记得,学书法第一点切记不能沾染铜臭,贪求名利才去练字,或给人写字索求好处。这些人都是我的对头。从古至今凡是卖字的人都写不出好字来,为什么呢?求艺要有初心,心思乱了、杂了,书法就不能够再有寸进。一时间不为名利所动易,一辈子不为名利所动难,鹤影,你能守得住吗?

张鹤影说,老师,我能。

罗先生又说,第二件,学书法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古人有成就的,都是笔山墨海,是年深日久的寂寞功夫。你身为姑娘家心细、有耐劲儿,这是好处;也有个不好处,就是姑娘家只要一结了婚。心思就会改变啦。为家庭、为儿女、为丈夫,简直操不完的心,忙不完的事,就再没有时间练字啦。鹤影啊,你学书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张鹤影说,老师,我三十岁之前绝不结婚。

罗先生老怀大慰。

可是,管大姑娘不嫁人合适吗?人家亲爹娘也不同意呀。张鹤影最后还是在三十岁之前的好几年就结了婚啦,原因是遇见了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老天爷也没法捺得一个姑娘家不动心啊。但罗先生想不开。

张鹤影结婚那天,罗先生没去参加婚礼,他把好些个想去凑热闹的师兄弟都揪回了教室。这一天,讲的是《云麾将军碑》,这是罗先生一生浸淫最久用心最深的一个碑。他说,世人都知道这个碑的雄健,不知道这个碑的清雅。纵然皮毛骨骼都学会了,不能明白精神,还是一团糟。讲了碑,又说了一段颜真卿年轻时弃官不做苦练书法的墨林逸事。讲完了,毕竟忍不住,忽然说:别的人带徒弟,都快成家了;我带徒弟,倒先成家了。

现如今在庙会广场开大家画廊的贾玉麟先生当时正坐在下面,他回忆说,先生在说这话时,豆大的泪珠正亮晶晶地挂在瘦削又苍白的脸颊上。

颜承恒

当学生再次见着李可染先生时,已经是1980年北京清洌的冬天了。可染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欢迎客人,眼光落在他的身上。“颜承恒,原来你也老了啊。”他听见先生在大声地说。

三十五年啊,红了多少樱桃,绿了多少芭蕉,秃了多少画笔,江山或无恙,人又如何能不老呢?劫波之余,总念恩师,又怕见恩师,此谓行怯,可颜承恒这个旧日名字的呼出,终究让人心堤决裂,泪眼婆娑,时光一下子又被拉回了那个朝不保夕,怯寒忍饥的时代。

抗战爆发后,国内艺术类的两座知名学府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迁至重庆,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先有陈之佛,后有潘天寿任校长。学校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四个系,傅抱石、丰子恺、林风眠、常任侠、李可染等海内大家先后在此校任教。校址先在壁山,后迁至沙坪坝盘溪村的一座清代翰林的故宅。

李可染先生就成名于在艺专任教期间,他于1943年受聘来到壁山。次年即在重庆举办《李可染水墨写意画展》,画展由徐悲鸿作序,老舍先生参观之后,撰写了《看画》一文,备加推崇。可染先生自此名传中国。

画展之前,大多数人还不认得李可染是谁,受聘到国立艺专任教时,他只是任讲师。有一天,学生们听见教学楼上有人在拉二胡,下来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憨厚地笑。一打听,叫李可染,是画抗战宣传画来的,以为是工匠一流,便先有三分看不起。那时,国画院一个班才十二个学生。来自天南海北,清高者有之,眼高于顶者也有之。但这位先生一开课,学生们才知道他的笔墨功夫着实了得,一些技法比大教授们还有创新。

颜承恒能和可染先生师生相契,在于都有一种痴气。艺专晚上要自修,临习法帖,或研读国文。颜承恒总是最后离开教室。夜已深沉,当他上了山坡回头看,教学区的院子已经浑然融入夜色,可当他翻过这个山包。教员宿舍区的方向犹然亮着一盏灯火,走近一看,原来是可染老师还在作画。

颜承恒心生好奇,扒上窗户去看,看见小小的房间中间是一张画案,一张宣纸铺在桌上,可染老师旁边凝神站立,忽然挥笔,仿佛只是随意涂抹几笔,一头活灵活现的大水牛就跃然纸上了。真是绝了!颜承恒想起可染老师曾说,牛力大无穷,却最朴实、最坚韧,就像中国人优秀的品格。亲眼看见先生在画牛,颜承恒一下子迷上了,虽不敢打搅,但他每天晚上回去时总要扒在窗子上看上一会儿。秋寒夜冷,一声咳嗽,先生发觉了,笑着向窗外招招手。颜承恒从此走进了这間私人的画室,铺纸研墨,观摹领悟,先生偶有点拨,他即如获至宝:有时大胆发言,也多能得到先生的认可,说私淑亲炙,也不过如此吧。冬去春来,一大一小两只夜猫相处得很快乐。时局如沸,谁知盘溪尚有如此山冈灯火,静夜月色呢?

颜承恒曾保有一幅《洗桐图》。元代倪瓒有洁癖,一次不得已留朋友在家住宿,晚间只听见一声咳嗽,惊得他半夜无眠。晨起即追问朋友是否吐痰。朋友满面羞惭,如何肯认。倪瓒于是命童子遍搜满院,终于在桐树根下发现了那口痰,即命童子扛水洗树不已,客人大惭而去。《洗桐图》画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幅画可以说算是可染老师给学生的酬谢。

在盘溪,可染老师结婚了,新娘是艺专的一位师姐,也就是后来不惜与子女对簿公堂,仍然坚持将亡夫主要遗作捐给国家的邹佩珠女士。婚后二人搬离了教工宿舍,搬到镇上去住。每逢假日,可染先生或要携夫人去重庆小住,就去教室喊:“颜承恒,去给我看房子!”放了学。颜承恒携了钥匙撒腿就向镇上跑。若从盘溪山下看,山坡上移动着的一个瘦瘦弱弱的身形,仿佛随时能被风吹起,可不就像一纸风筝。看家有福利,能随便使用老师的纸和墨。还能临摹老师收藏的画作,他最快活。多次看家有功,颜承恒大了胆子。一次曾笑指着书案上的画作,说:“此画境界如此之高,先生为何不将其画完呢。”可染师洒然一笑,题款、盖章,赠于弟子之手。这就是《洗桐图》《烹茶图》。可染师授画时说,古人多笑倪云林因好洁而洗桐,其行近病,但人心上又怎能没有一块净土呢?人心上的净土又怎能容他人毁坏呢?因感念老师之德,颜承恒刻石印一方献给老师,印文为“情有所钟”,老师也很喜欢。三十五年后,老弟子登门拜访,怀旧相谈时,可染老师手中把玩的便是这枚印石。

颜承恒在国立艺专学了三年,毕业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国立艺专回迁,一部分教授带学员回到北平,复为北平艺专,是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另一部分教授和学员回去杭州,复为杭州艺专,是为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颜承恒原想随师友同去杭州,按可染师给他指的路子,进一步进修。不料突发伤寒,病倒在盘溪,病好时,学校也空了,只好独自赶往杭州,归程经过家乡毫县省亲,被父亲留了下来。因为父亲年纪大了,要他留在身边,已经替他谋了涡北中学的教职。颜承恒给可染师写信,说暂时无法回校,怅望不已。可染师回信说无妨,并回忆了自己在中学教书的几年岁月,嘱之当练习无辍,来日再伺机遇深造,必有突破,大可放心。可谁知,转眼国共恶战,本地党史称之为“六克毫城”,无非是一家要拿,一家不舍,于此一地反复攻防拉锯。时局如此,他就再也走不开了。

与可染师相别的这三十五年,学生坚持得很苦。1952年接受组织审查时,他就坐在自己为公安机关书写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美术大字的对面。

“颜承恒,你为什么改名字?是不是有黑历史?一个地主分子,跑到重庆去,究竟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

一个钟情于绘画的人,心胸里哪有政治?改名字这件事则是有缘故的。据说在艺专学习时,学生立下了终生大愿,此生要做一个为山水立言的人,因此,在征求可染老师同意后正式改名为颜语。颜语——墨分五彩,自有颜色,色彩是有话要说的。

可这些道理他又如何向专政人员分剖?可不是对牛弹琴?对,牛弹琴,他今后要做的就是一只牛。但是,即使做牛,也要弹琴。

每天晚上。他便把屋门一关,桌上放一碗水,然后悄悄从屋角撬一块平整的青砖,就以砖为纸,以水为墨,以指为笔,想画什么,就画什么。青砖啊青砖,你可真好,水涂你面,笔笔清晰,纵然干了也能留有痕迹足可赏玩不已。颜语知道,毫县这块宝地,地面三尺以下尽多是汉代的砖石,汉时人质朴天真,不以苦为苦,工匠在休息时,总爱在砖石上刻划,或写“无须自有”,或写“沽酒各半壶”。或写“为将奈何吾真愁与”,有字,也有画。手持青砖,这一刻,颜语仿佛化身汉朝的工匠。窗外潇潇雨歇,窗内思接千载,神游八极。过不多久,一屋子地面的青砖都让他画完了。

颜语曾教过一个姓李的学生,是他的知心之人,偷偷跑过来看他。原以为老师过得苦,不想老师已经自得其乐了。看着老师拿青砖献宝似的,学生的眼泪就流出来了。他说,老师,我能找到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我能找到很多的报纸,你画在报纸上,也总比画青砖要强啊。

十年,十年生死;十年,十年离别。人生又能有几个十年呢?岁月让多少人离开。多少人凋落,多少人消磨,在颜语被调进毫县历史博物馆之后,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画画了。朋友们、学生们纷纷来向老师祝贺。画画的报纸全拿出来了,大家一起数,兴高采烈,数啊数,足足有二千多张呢。

颜语安坐而笑,学生的欢乐似与他无关,而他此时,已是近乎一位老人了。

“文革”后,颜语又埋头画了三年,才敢带着他的画作到北京见老师。

六年之后,在颜语北京画展上,可染先生亲自题写展名,当年艺专的同学,雕塑家傅天仇先生致词说:“颜语是李可染大师的入门弟子,一连几十年杳无音信,沉于社会的最底层,居然能在群星荟萃的北京办起个人画展,实在可喜、可贺、可叹、可佩!”北京画展之后,颜语名声大振,画展开到了中国的澳门和台湾、开到了美国、开到了日本……

但这些是后话。在六年之前师徒重逢的这个时节,饭毕茶叙,契合离阔江山人事,叹息已毕,可染老师打开弟子时隔三十多年交来的作业,却认为这些画的火候依然不足。

可染老师连点一幅画上的四棵树,说:“这幅画里虽然有四棵树,但在我眼里只有一棵。雷同,没有变化。”

他的眼睛离开画面,面对着他的学生继续说:“为祖国山河立传,为草木传情,我记得这是你改名字时的志愿。但要立言,怎能只是对自然的描摹,你要有自己的语言啊,你已有了苦难历程的磨炼。已有了传统笔墨功夫的铺垫,但还缺少雄奇自然的冶染啊!”

颜语赧颜,说:“我对不起您老人家。”

严师也苛,这让老学生心里五味杂陈。人老了,画还未老,当年要为山水立言的青年啊,三十五年了啊!还在半路上。

离开北京后,颜语重新上路了。他要博览山川,以增丘壑。拎着提包,背着画具和相机,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独行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华的山山水水里。他于春日重攀匡庐,在幽泉之下窃听百鸟私鸣:于雨后泛舟漓江,窥见云水变幻的玄奇;于秋爽时高越黄山,感受松涛、石阵与云海的揖让:于寒尽时漫步太行,领悟着雪尽春生,一阳来复的至理。道法自然,万象皆活。九寨的水,三峡的月,太白山的冰湖,长白山的积雪,在颜語脑海里无不闪烁着动人的灵犀。跋涉即是耕耘啊,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山水的精神、骨骼、气韵一点一点地犁人了他的心神。终于一日行脚已尽,意满神足,返乡而闭关一年,当颜语拿着重新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再次访可染师时,恩师展颜而笑。

这正是,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

颜先生深根于亳州,八九十年代一番热闹后,他便甚少离开这座古城,除了在两届人大代表任上去北京开了几次会。年复一年,恩师、同学、朋友一一故去后,他的年纪真的很大了。九十五岁以后,颜老俗事渐少,但每日犹笔耕不辍。因精力所限,不可以再画大画,却常以朱砂画竹子。有人问颜老怎么会有红色的竹子呢?他便以苏东坡的原话答之:世间原本也没有黑色的竹子,既然可以用墨来画,自然也可以用朱砂来画。说来有趣。但细细想来。朱砂画竹,未免有怀念逝去恩师的意思了。

现如今,颜语老已是皖北这座古城的骄傲了,这城里画画的,早已没有可以和他相比的人物了。颜先生撰文章,追述两千年来本乡画坛先贤事迹,有皇帝画家曹髦,仙人画家陈抟。东晋风流戴安道,唐代画马的曹霸,明代画《牡丹谱》的薛凤翔……药都上空星辰满布,要说这座古城,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还真是一块善于生长画家的土地。

1944年,国立艺专的继任校长潘天寿受聘入蜀,行程中曾得诗一句:峰峦万朵齐点首,轻车无恙过潘郎。七十年以后,颜先生念起这句诗来,依然深深折服于潘师的气度,以为自己万难企及。

颜语先生忆旧,最难忘的还是当年求学路上的记忆。忘不了两千里步行路,忘不了那个车夫,忘不了那位资助他的哈老人,忘不了当他刚刚离开皖北平原。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大山时的兴奋喜悦。天边苍碧起伏,难以捉摸的是什么?是乌云?是暗影?还是大风?车夫说,那就是大山啊!

颜承恒比潘师入蜀早上一年。那年夏天,颜承恒高中毕业,因身处皖北日占区,无法参加高考,故决意踏上漫漫的求学长路。他从皖北一路走去,穿越日军、伪军、国民党、共产党所占、犬牙交错的中国,颠沛流离,风餐露宿,朝不保夕,早已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甫一离皖北,就是匪区,走在荒郊野地上,车夫问他:

你一个人去洛阳不害怕吗?

我只是个穷学生,不怕。

过了一会儿,车夫又问:

你身上可带钱了吗?

颜承恒一下子紧张起来,不敢说话。看着身形粗壮的车夫,心想,这是要图财吗?

车夫说:你把钱都交给我。

颜承恒不敢不给。却见车夫接过大洋,都塞进了车腿的缝隙里。颜承恒惊疑不定,又不敢问,当天晚上落脚,车夫又悄悄地把大洋取出来交还给他。原来这位大哥是位大好人啊。拿钱藏钱,是怕遇上土匪啊。

要不是一个又一个的好心人,颜承恒是走不完这条求学路的。当他赶到洛阳时,洛阳各院校的考试都已经结束了,又赶到宝鸡,赶到西安,都考完了。颜承恒不甘心,便要入川,心想,也许陪都还能有可以招生的学校。可刚入川北,盘缠就已经用尽了。

颜承恒是回族,他比别人多一条路,可以求助于清真寺。在清真寺里,吃住都可以不花钱,但他要继续向前走,此时,广元县清真寺里一位姓哈的老人听了他的事情,愿意资助他。

离广元,入梓潼,梓潼北面七曲山,九曲水,有处“文昌胜境”,文昌帝君是管天下学子又管人间功名的神仙。颜承恒前去瞻仰,焚香祷告:我一不求官,二不求名,只愿帝君赐给我一个能上学的机会!

殿外江影松涛,殿内颜承恒思及前途渺茫,已然泣不成声。而香烟袅袅里,帝君安坐,他不动声色。

时隔多年,颜先生仍能回忆出在艺专学习时的每一个细节。却无论如何也回忆不出当时是怎样吃饭,天冷时如何添置了棉衣。那时音书隔绝,家庭无法为他汇来哪怕一块钱的资助。三年的生活是如何挨过的?

艺术有道统,传承有次递。那时共同的看法是,虽然国事维艰,但都是暂时性的困难,中国要有长久的自信,文化的传承不可以断绝。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后方的平安,这一角静静的课桌弥足珍贵。学生若不努力,真是坏了心肝;教授寄意甚深,呕心沥血培育这些來自于天南地北的种子。对于颜承恒来说,那段朝不保夕的乱世生涯,又何尝不是他人生中、艺业上的黄金时代呢?

责任编辑 赵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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