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

上海与香港这两座城市，一在长江之尾，一在南海之滨，虽山海远隔，时空暌违，又实在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以改革开放为平台的沪港经济合作，是开启这两座城市共同发展新征程的重要起点和重大成果。万事开头难，改革开放初期的沪港经济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既有理念的转变，又有路径的开拓，更有实践者的奋进。本文将这一过程起始阶段中的几个节点，略做阐述。

第一次访问

1979年上海市组织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大陆工商、经济代表团首访香港，拉开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沪港经济合作这出大戏的序幕。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于1978年11月成立联络处，重点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特别是加强对港澳台和海外工商界的联络工作。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上海的具体情况，时任统战部部长的张承宗提出海外统战工作的重点先放在港澳，逐步扩大到台湾和海外；在港澳又重点放在江浙帮（上海帮），放在工商界和知识界，逐步扩大到广东、福建帮，以及教育、科技等领域去。这一思路，笔者概括为

“以港澳为基地，以经济作牵引，以重点带全面”。在他的多方努力下，经市委批准，上海工商界经济访问团于1979年3月访问香港，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一件大事。

访问团由10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3人，非党爱国知名人士7人。团长张承宗，副团长刘靖基，团员有唐君远、刘念智、郭秀珍、陈元钦、杨延修、吴志超、丁忱和马韫芳。唐君远之子、时任香港棉纺同业公会主席的唐翔千回忆道，“这个名单传到香港，大家十分惊讶，甚至不相信”，

因为在访问团成员中，陈元钦是上海毛纺业巨头，因在“文化大革命”中议论过江青而被关押五年；杨延修被错划为右派，落实政策刚刚改正；刘念智是火柴大王刘鸿声的儿子，刘靖基是纺织业巨头，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或迫害……许多香港人半信半疑：对于这些人，共产党真的能放他们出境吗？此外，由于长期的分离与隔膜，香港方面对大陆的了解非常有限，“有些人一听‘统

战二字，马上联想到国民党的

‘中统‘军统，统战部是否特工机构啊”？甚至有的香港人在上海路过南京西路722号门口，都要加快脚步走开，唯恐被统战部拉进去。访问团即将来港的消息一传开，唐翔千家里的电话就应接不暇了，问得最多的是：

“他们来有啥目的？”也有人关照：

“到时候不要叫我去参加活动噢！”

上海访问团一行用事实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3月11日，访问团一行十人飞抵香港机场。许多成员的亲友早已在机场等候，包括唐翔千夫妇、董春芳父子、刘浩清夫妇、郭正达夫妇、陈元钜夫妇、包玉刚夫人等。长久的分离，使众人相见之下分外亲热，陈元钦的胞弟陈元钜紧握其兄的手，郭秀珍的弟媳紧紧抱着大姐，还有叫“叔公” “爹爹”的，场面热烈，激动人心。 本来，香港方面预备了欢迎宴，但大家只顾着说话，没有人舍得花时间坐下来吃饭。据张承宗回忆，香港工商界有“三个想不到”，一想不到陈元钦真能放出来，二想不到刘靖基、唐君远等高层次的人能来，三想不到恢复中共党员身份后的杨延修能出来。大家反映，对统战部可以交朋友，对共产党可以信任。

代表团成员中，不少人在香港有亲属，如唐君远的儿子唐翔千、陈元钦的弟弟陈元钜等，他们向张承宗提出了一个请求：能不能晚上住到自己的亲戚家里去？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来不及请示，张承宗经过考虑和商议，果断地做出决定：凡是非中共人士在香港有亲戚的，都可以晚上去亲戚家团聚，或者探亲访友，但早晨一律要准时赶回宾馆参加访问团的集体参观访问活动；党员则统一住在宾馆。香港工商界，尤其是代表团成员在香港的亲属喜出望外，纷纷表示，没有想到共产党落实政策工作做得这么好，而且对他们这些亲戚又是如此信任。

访问活动自3月11日至24日，虽只有短短的十多天，但日程安排很紧。他们频繁地访问香港工商界机构和朋友，参观香港知名企业和工厂，广交朋友，开阔眼界，沟通感情，联系项目，忙得不亦乐乎。主要活动有：访问《大公报》，会见被称为“香港的周公（周总理）”的费彝民先生；访问新华社香港分社；访问中华总商会，拜访会长王宽诚、副会长汤秉达以及董事董朝晖，董朝晖是潘汉年夫人董慧的弟弟，张承宗把自己了解到的潘汉年夫妇的情况告诉了他；参观香港贸易发展局、生产力发展协会等民间贸易、科技机构；参观查济民、刘璧如夫妇的中国染织厂，邵炎忠的益电电子工厂，丁午寿的开达玩具厂，叶谋遵的太古新村及其建筑工地，等等。

張承宗的老乡、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盛情招待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大家乘坐包玉刚的私人游艇游览了香港海景，包玉刚还兴致勃勃地从拖船上下水畅游一番，并与代表团一行在游艇上叙谈、合影、就餐，气氛甚为融洽。离港时，包氏送给张承宗一只银船作为纪念，上面刻有

“张团长承宗率领上海工商联代表团访港纪念 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敬赠1979.3.21”字样。

另一位航运巨子董浩云对代表团一行亦颇示热忱。因为他在台湾有产业并有航运往来，不便亲自出面，由其子董建华安排大家到其“海上学府”轮上参观。董建华后来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可惜张承宗在香港回归之前的1996年12月不幸病逝，未能躬逢九七回归盛典，殊为憾事。

3月23日晚，访问团举行答谢宴会，到会者约140余人。张承宗首先致辞，刘靖基、费彝民及香港议员、著名文字学家和企业家安子介等分别讲话。香港立法局、行政局议员多人，汇丰、渣打银行等外资银行总经理及华润公司、中资银行、中资公司的负责人等，均应邀出席答谢宴会。

访问期间，张承宗作为团长自然备受关注。唐翔千发现，“那些天，总有人在悄悄打量张部长，结果他们发觉这共产党干部非但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反倒是相当的面善，便打消了顾虑” 。这反映了当时香港对大陆了解的匮乏和双方交往中的隔膜。

值得一提的是访问中的一个小插曲。由于港方人士对访问团成员中的杨延修不太熟悉，所以对他有点恐惧心理，以为是共产党派来监视访问团的，结果没有人敢接近他，只要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不敢说话了。

其实，杨延修是一位老革命，是当年在上海开展工作的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的领导人之一 。后因直言沽祸，被打成右派长达二十多年，1979年1月始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被任命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市委统战部党委成员。在港期间，张承宗曾诚恳地对他说：

“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上海市委领导很重视这次访港，要求通过出访，开展和扩大对港澳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迅速恢复沪港两地经济合作，打开上海的改革开放新局面，要起个带头作用，所以我们的任务很重，要求很高。”因为新中国成立前杨延修长期在广大华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上海市工商局、商业局的领导工作，同上海、香港两地工商界知名人士有着较为广泛的接触和了解，与包玉刚、刘浩清等人合作共事过，又与香港华润公司副总经理张先成、俞敦华是广大华行老同事和至交，张承宗语重心长地叮嘱他，要同这些人加强联系、洽谈业务，并大胆主动多交新朋友。在张承宗的叮嘱和鼓励下，杨延修打消了顾虑，积极投入到对外联络的各项工作中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首访香港，体现了张承宗的胆识和魄力，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在香港，他对唐翔千说：“我是冒了大风险的，党内有好多不同意见哦！”作为此行的港方邀请者之一，唐翔千则赞叹：

“访问团来一趟，影响的确蛮大的！”“香港朋友反映，不要说代表团的工作收获如何，就说上海工商界代表团来港这件事的本身，就足以证明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可信的。”

初次香港之行 ，迈开了沪港经济合作与交流坚实而坚定的第一步。

第一个组织

1979年3月张承宗带队首访香港，在两地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同年10月20日至31日，以唐翔千为团长的香港工商界访问团一行26人访沪，受到上海方面的热烈欢迎。访问团与上海工商界人士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广泛座谈，到各大工厂企业参观访问、洽谈业务，并游览了上海及周边地区名胜古迹，相处融洽，收获颇丰。25日市工商联在静安宾馆宴请访问团全体成员，张承宗应邀出席。故人相见，自然分外高兴。此后，沪港间的全面合作与交流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随着交往的深入和合作的加强，张承宗深感有必要通过一个组织的形式加以巩固和推进。1984年7月，他约唐翔千、刘靖基商量此事，并提议该组织的名称为“沪港经济协会”，唐、刘二人均表示同意，并得到沪港两地经济界人士的响应。于是3人联名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提出建议，汪市长十分赞成，并在协会名称中加了“发展”二字。经过沪港两地多次研究协商，推举张承宗、刘靖基、唐翔千、王宽诚、费彝民、吴中一、刘浩清、何世柱、郭志威、包玉星、郭秀珍、杨延修、张先成等组成筹备委员会，以张承宗、刘靖基、唐翔千为筹备委员会主任。11月16日，上海的沪港经济发展协会成立，张承宗做关于筹备工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沪港经济发展协会的性质，是团结上海和香港两地经济界人士，为上海的振兴和香港的繁荣，积极进行合作的民间协作组织；协会的任务，主要是“促进友谊，经济合作，科技交流”12个字，最重要的是广泛团结上海和香港经济界人士，广交朋友，深交朋友，并且通过各种形式，建立广泛联系，沟通合作渠道，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行科技和人才交流，互通信息，共同为上海和香港的繁荣，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协会协商推选了首届领导机构成员，包括名誉会长张承宗、唐君远、费彝民、王宽诚、安子介、霍英东，会长刘靖基、唐翔千，副会长郭秀珍、徐鹏飞、李国宝、郭志权、马万祺、刘念智、胡法光、胡应湘、刘浩清，总干事郭秀珍（兼）、郭志威，副总干事马韫芳，主持日常工作。其中张承宗担任名誉会长一职直至去世。

根据协会章程草案，协会在沪港两地分别登记建立沪港经济发展协会办事机构。1985年2月 ，香港沪港经济发展协会有限公司成立，张承宗、刘靖基率代表团一行14人赴港参加庆典。1988年5月，张承宗、刘靖基还曾赴港参加香港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和第三届会员大会。

协会成立后，张承宗作为名誉会长，充分发挥作用，深入开展活动，为进一步促进沪港交流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世纪八十年代由协会牵线搭桥促成的主要合作项目包括：为香港东懋公司代理银河宾馆引进美国Stratus容错计算机系统，上海焦化厂与卡博特公司合资建立上海卡博特化工有限公司，上海纺织局与泰国利安公司合资经营上海联华合纤有限公司，上海第十一百货商店与台湾中兴集团合作的上海中兴百货商厦有限公司等。在工作中张承宗发现，港商在沪投资企业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他就帮助协会组织一月一次的咨询座谈会，抓住大家关心的问题如税收、贷款、运输乃至用电用水等，请政府有关部门来听取合资企业港方代表的反映和进行解答，并对一些可以解决的事情落实处理，很受大家欢迎。1989年的政治风波影响到上海后，一些合资企业仅留少数人维持局面，生产异常困难。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张承宗时刻关心着合资企业，嘱咐协会干部频频询问各厂情况。这场风波平息后，他亲自出面邀集留厂港方代表吃饭，对他们坚守岗位表示慰问和嘉奖。1989年7月，由唐翔千为团长、陆达权为副团长的沪港经济发展协会代表团来沪访问，由上海沪港经济发展协会出面接待，并受到新老市长朱镕基、汪道涵的亲切会见，此后沪港经济合作又得到恢复发展。

第一份刊物

协会还于1985年5月创办了季刊《沪港经济》（后改为双月刊、月刊），由蔡北华任总编，马韫芳任副总编。杂志设有“本刊专稿” “热门话题” “东方之子” “香港人看上海” “财经脉搏” “编译参考” “沪港经济论坛”等栏目，是一份以介绍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和港、澳、台经济信息为重点的综合性经济期刊。其读者群体定位于政府官员、企业家和白领阶层，订户遍布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地區及东南亚各国，1995年发行数最高为10万份。《沪港经济》在促进对外贸易、外商投资和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桥梁纽带作用。

作者层次高是《沪港经济》的一大特色。为刊物撰稿或接受专访的，许多都是重要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商业巨子，如江泽民、朱镕基、汪道涵、张承宗、陈至立、徐匡迪、赵启正以及董建华、曾荫权、唐英年、安子介、唐翔千、李国宝等。唐翔千曾说过：“《沪港经济》每期都有一位正副市长的文章，承宗先生每期撰写‘零点随笔社论，这两篇文稿，我们是必读的，因为从中可以使我们领会到内地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方针政策。”

以“零点随笔”为主，张承宗为《沪港经济》带头撰稿，写下了许多有思想、有分量的文字，包括《沪港经济合作前景美好》 《沪港纺织业的合作与交流》 《沪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零点起步 开拓前进》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借鉴香港 振兴上海》 等数十篇文章。这些文章，或者为沪港经济发展鼓劲助威，或者为两地合作交流建言献策，或者为新事物新发展叫好，或者为新情况新问题答疑，或者分析发展形势，或者追忆昔人往事，或以思想而见长，或以史料而珍贵……字字读来皆心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以说，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字就是张承宗心系沪港、情系沪港的最好见证。

值得一提的是，张承宗还策划主编了两部重要的工具书《沪港经济

手册1988》和《沪港经济手册1997》，

这一具有指南性质的图书因资料全、实用性强而深受欢迎。香港特区筹委会主任钱其琛副总理为之挥毫题词：“迎接香港回归，加强沪港交流。”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在得到这本书后非常高兴，连说：“这本书太好了，我太需要了！香港资料能收得这么全，不容易！”

总之，第一次访问香港，第一个沪港经济合作组织和第一份沪港经济研究刊物的应运而生，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沪港经济合作的开拓之旅，也展示了沪港经济合作的光明前景。

（作者系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周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