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夫科夫等一代苏联、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正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一经明确就坚定不移。

1992年初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从1月17日离开北京，途经武昌、长沙于19日抵达深圳、23日到珠海、31日到上海视察，2月21日返回北京。沿途与当地领导人作了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对这次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当时为很多人不理解，认为邓小平已正式退休，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在北京当面与中央领导层直接对话，仅从组织层面看，也是欠妥的。当我们把邓小平这次“南巡”，放到当年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下考察时，就不难看出这完全是客观形势使然。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1989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选举中遭到惨败，由胜选的团结工会进行组阁，波共由此失去政权。接着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0月发生分裂，自动放弃了政权……1991年12月，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竟然在短时间内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了下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它与5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重新兴起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潮流是什么关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确定的路线和发展战略是否应坚持下去？中国的改革方向是否要重新选择？

就在东欧发生剧变的最初时刻，中国国内在1989年春夏也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一时间，宣传舆论中反和平演变的声浪调高。

在这种背景下，本来就存在的一种担心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的思想情绪增长，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对改革开放中许多问题提出疑问和诘难。焦点则集中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一些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直接同坚持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苏东剧变的教训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从50年代到80年代兴起的改革，竟然最终导致共产党失去政权的后果，其原因何在？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的恶果。事实果真如此吗？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肯定了斯大林的领导作用，是把斯大林作为捍卫列宁主义的代表的肯定，更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肯定，也就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肯定。

正因为此，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有如下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

如果说，上述看法只是学者的声音。那么，我们不妨听听从1954年开始就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到1989年下台整整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是怎样反省的。

日夫科夫当时说：“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那么，曾被认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日夫科夫称，这是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从源头“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遗憾的是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因长期积累的矛盾而不断试图进行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到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于是就碰到了如日夫科夫所说的，“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国内东欧问题专家就东欧各国的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过如下分析：一是东欧长期仿效苏联实行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其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二是始终没有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国营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三是财政补贴与高举外债，为安抚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3、1984两年，东德就求救于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从西德借了20亿西德马克。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结果是加快触发了经济危机。正是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这才是苏东共产党最后倒台的深层原因。

邓小平高瞻远瞩拨正航向

与日夫科夫等一代苏联、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提出：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又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从中国本身的曲折发展中悟出，更是纵观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悟出来的。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一经明确就坚定不移。

1991年12月，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2月26日，苏联解体。就在苏联解体后仅20天的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启程南下，开始他一次历史性的南方之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邓是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其忧虑、极其紧迫的心情上路的。

邓小平在沿途与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中心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

由上可见，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是邓小平。如果说，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已经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但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竟然也在一夜之间倒塌下来，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产生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如果再继续对姓“社”还是姓“资”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以至导致改革夭折的危险。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这时何以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方式，大声呼吁。

中共十四大终于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也以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载入史册。

（《北京日报》201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