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

尽管减税幅度较大，但淹没在利润下行和股市暴跌的损失中，减税无法产生其应有效应和作用。

最近，年内总规模预计达到1.3万亿的减税降费备受市场关注。上海财经大学院长胡怡建在接受《红周刊》专访时表示，减税是应时而发，不过，因为经济下行和A股持续下跌导致企业和居民财产损失惨重，已然淹没了减税成效。

市场看不清 政策底和市场底何时融合 《红周刊》：被认为是政策底的2638点未能挡住市场的大幅下跌，尽管有管理层集体喊话，市场仍然疲弱，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胡怡建：A股10月22日的反弹主要是受政策的影响，特别是管理层集体喊话指出，中国经济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股市也不应该那么坏，由此推动市场反弹。10月23日的大幅回调，一部分原因是获利盘回吐，另一部分原因是受周边市场、国际外围市场较大幅度调整的影响。

从市场的反应来看，虽然政策信号比较明确，但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下行至6.5%，低于预期中的6.7%-6.8%左右，这是压制市场上升的主要原因。另外，财政矛盾比较突出，1-5月财政收入增速高达12.2%，9月份仅为2%，增速回落明显，这既有减税降费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经济下行的压制。

综上，经济还没有表现出触底回升的态势，处于寻底的过程中，可能市场对此做了充分反应。这也说明，市场对政策底和市场底什么时候融合看不清楚。

减税的四大支点

《红周刊》：国家财政部预计2018年全年减税降费规模将超过1.3万亿元。那么减税降费政策中增值税降低到多少才更契合中国的国情？

胡怡建：目前，税收总收入中占比最大的是增值税，大致占总税收的40%，一税独大。增值税是3档税率，分别为16%和10%和6%。未来增值税进一步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是将“三档并两档”，有可能取消10%这一档税率，保持6%和16%两档税率，并进一步降低16%这一档高边际税率，从而实现进一步降低增值税、降低税负。

《红周刊》：您认为除了增值税“三档并两档”以及降低16%标准税率外，其它的税收是否有降低的可能？

胡怡建：目前我们有四大降税改革措施：一是增值税，前文已经解释过了。二是个人所得税，目前个税起征点从3500元调到了5000元，并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纳入专项扣除，减税力度较大，尤其是中低工薪收入阶层减税最为明显。三是进口关税，我认为中国进口关税平均税率尽管在今年已由9.8%降至7.5%，但仍有较大降税空间，通过主动的进一步降低关税，来实现我国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转向进出口贸易平衡型转型。同时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征多少退多少，实施出口零税率。四是社保基金，在实行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提高征管能力的前提下，降低社保费来实施清费减税。这四点就直接构成了政府的财政税收减税的支点。

《红周刊》：近日，您怎么看有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提出的取消印花税的事儿？

胡怡建：黄奇帆讲的是单向征收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这方面的税负和其它国家相比并不高。当然，在证券交易大都亏损的前提下，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有其不合理性。

我认为，中国当下出现的资本市场严峻问题，并不是由印花税导致，在一个有获得感的资本市场缴纳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一个普遍亏损的资本市场即使不高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显得很沉重。如果我们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无限的资金需求和市场本身有限的资金供给局面，把融资市场转为投资市场，让A股市场平稳发展，那么市场就会具备融资功能和财富效应，投资者就会有获得感，这要远远优于取消印花税。

目前，资本市场之所以持续下行，既有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有政策上疯狂加杠杆后野蛮去杠杆因素，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外部影响，尤其是去杠杆以后，没有相应的资金跟进以稳定资本市场，从而导致失衡。从国内外市场对比来看，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2009年初的8000多点稳步涨到近27000点，现在回调到25000多点，我国上证指数却从1800多点起步，期间剧烈波动导演系列股灾，至目前仅仅维持在2600点附近。

如果留意会发现，救市资金在3500点附近全部退出后，今年股市才出现持续下跌，救市资金没有起到稳市作用，在去杠杆背景下反而助推了資本市场下行。

减税成效被淹没

《红周刊》：哪些因素制约了宏观税负向下的空间？

胡怡建：我认为应该正确地看待税负，大家都认为税负很高是比较片面的。中国2017年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不到18%，如果按照世界上通用算法把社会保障加入，税收占比就到了24%左右，与美国相近，与OECD（经合组织）其它国家对比几乎是最低的。

由于我们国家的税收收入主要是企业的流转税为主，增值税大约占比39%，进口增值税大致占9%，企业所得税占22%，个人所得税占8%，出口退税占8%-9%，所以是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缴纳的流转税为主体税制结构。流转税是按销售额征税，而不是按利润额征税，税负高低主要受利润率影响。比如按销售额平均征税5%，100万的销售额征收5%销售税。如果经济景气时利润率20%，税收占利润比大致为25%；如果经济下行，20%的利润降低为15%，税收不变，税收占利润比例就从25%提高到33%；如果经济继续下行，企业的利润由20%变成5%，税收占利润比例变成了100%。由于当前经济下行，企业利润下行幅度较大，按销售额征收流转税占利润比例大幅提高，即使减税也难以抵销利润下行，从而使企业在降税时仍感到税负在上升。

另外，中国这两年实施的大幅度减税是在经济下行背景下提出，一方面经济下行企业利润率下降，同时又遇到了资本市场股价大幅暴跌，无论是企业或居民财产损失惨重，尽管减税幅度较大，但淹没在利润下行和股市暴跌的损失中，减税无法产生其应有效应和作用。

《红周刊》：相较于我国，您怎么评价美国的减税力度？

胡怡建：美国的减税力度并不高。按照2017年10月底公布的数据，每年减税大约是1500亿美元，2017年的税收不到5万亿美元，减税幅度在3%左右。中国2017年如果按1.1万亿人民币清费减税计算，占当年财政收入17.26万亿的6.3%，减税幅度远大于美国。只是由于我们在经济下行和股市下跌中减税，减税效应自然就缩小了。

《红周刊》：您觉得中国的减税政策有什么长期的影响呢？

胡怡建：我认为中国的减税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对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都是非常正面而又积极的，更大规模减税也意味着我们正面临政策调整，由降杠杆、去库存宏观政策转向为企业清费减税微观政策，在经济稳定，资本市场向好基础上，通过对企业更大规模减税，并把清费减税落实，才能让企业有实实在在获得感，才能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