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的计量分析与可视化识别

2018-05-14邢菲刘晓

教育与职业(上) 2018年8期

邢菲刘晓

[摘要]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目前，关于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职教集团的内涵、办学的模式或类型、组织机构与运行机制以及实践与反思。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成果数量和作者间的合作情况逐渐增多。通过对作者研究机构的分析发现，其分布多集中在东部，这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及集团分布状况基本吻合。鉴于集团化办学的覆盖范围、功能范畴以及研究者的背景和合作范围逐步扩大，服务能力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学界研究应坚持问题导向研究，加大问题研究力度，以示范集团为抓手，完善制度保障研究；以多元研究为手段，形成跨学科动态研究；以内涵建设为目标，深化元问题研究。

[关键词]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职教集团计量分析可视化

[作者简介]邢菲（1989- ），女，河南鹤壁人，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硕士。（浙江杭州 311112）刘晓（1982- ），男，山东淄博人，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浙江杭州 310023）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16—2017年度重点课题“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01601Z02，课题主持人：刘宝民、刘来泉）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8）15-0028-06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积极探索和本土实践，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已成为国家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研究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本文以最近二十多年的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梳理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研究成果，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了文献分析法和統计法，其中统计法主要涉及词频分析、相关性分析、聚类分析等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分析的方法和手段，抽取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利用它们在某一研究领域论文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数据的聚类可视化结果，找出聚类焦点，展望研究前沿，同时借助citesapce等可视化数据分析软件将平面数据立体化。

（二）数据收集

1.数据采集。本研究将数据分析对象确定为中国期刊网（CNKI）中文核心期刊论文。由于中国期刊网（CNKI）上第一篇关于集团化办学的期刊论文是1993年3月22日林琅藩在《教育与职业》上发表的《改革的新尝试——北京市西城区组建职业教育集团》，所以我们规定论文采集时间为199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以关键词“集团化办学”“职教集团”“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职业教育集团”为论文内容筛选标准，共搜索得出1466篇论文。为确保数据分析的效度和信度，我们以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2014版）为期刊选定标准，并人工筛选，去除会议通知、会议纪要、期刊编辑部评论、广告、访谈等与数据分析无关的干扰部分，排除数据不完整及与研究无关的文章，最终选定了在《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教育发展研究》等期刊上发表的共1141篇论文作为论文数据分析对象。

2.数据预处理。为了后续数据处理能够顺利开展，在数据处理正式开始前，我们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了预处理准备。将选定论文下载，并分类整理出题目、发文日期、关键词、主题、作者、机构、地区、发文期刊、基金来源等相关数据，将数据分类导入可视化分析软件并得出相应的数据图表，为接下来的文献分析做好充足的准备。

（三）数据分析

1.研究论文增长情况。根据上述文献选取要求进行筛选，在选定时间范围内第一篇符合要求的论文是1995年7月刊登在《职教论坛》上的由赵志强和林琅藩合作完成的《发挥各校优势依托企业经济——北京市西城区组建职教集团初探》，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集团化办学的论文发文总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见右上图。由图中数据可知，2008年是论文发文总量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发文量总体情况是每年不超过100篇，2008年首次超过200篇，并且一直到2017年，论文年发表量相对于以前呈现出跨越式增长。可以看出，2008—2017年是集团化办学研究的“繁荣期”。通过回顾国家教育政策发展轨迹，我们注意到，2008年不仅是集团化办学的转折点，更是职业教育发展的转折点。2002—2008年，我国职业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此期间，国家重新审视职业教育，确立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重点不动摇，湖南、陕西、江西、河南、黑龙江、辽宁、福建、广东等省（市）也相继出台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政策。浙江嘉兴、江苏无锡等地市级政府也纷纷出台专项政策，对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给予政策倾斜与经费支持，鼓励当地职教集团建设与集团化办学发展。省、市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工作指导与政策引导，较好地调动了职业院校、行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集团化办学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使各地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探索与实践得以逐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具有推广价值的集团化办学发展模式，有力地促进了集团化办学的发展。

2.作者合作情况。从筛选出的1141篇期刊论文来看，作者独立完成的情况占多数，作者间合作完成分多次合作和单次合作的情况，但总体来看不及作者独立完成的数量。在分析的论文样本中，作者独立完成的论文数占样本总数的58%，2人合作完成的占28%，3人合作完成的占9%，4人和7人合作完成的均占2%，5人合作完成的占1%。从每篇论文的机构信息可以得知，作者间的合作存在同一机构合作和跨机构合作的情况。例如，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第17期刊登的《探索建立有效推进校企深度合作的新模式》，该文章是由来自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和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的王振洪、邵建东和成军合作完成的，文章从实际出发，指出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近些年来，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同时作者在研究时的合作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3.作者机构分布情况。论文的发表机构和作者合作关系紧密相连，发表机构的性质也影响着论文的话语体系。在此次论文分析样本中，部分机构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研究领域较为活跃，出现频率排在前十名的发文机构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中南大学、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西南大学、天津职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嘉兴职业技术学院、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和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见下表）。这些机构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发文量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一方面，发文量高的机构在职业教育研究领域有较明显的专业支撑，如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均设有职业教育的专业学位点，有可以支撑职业教育研究的专任教师和学生。除此之外，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和嘉兴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成立的长三角区域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中心也体现出这些院校在集团化办学研究领域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分析样本中有超过60%的发文机构来自于我国东部省份，这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紧密相关的。不仅如此，全国现有的1400多个职教集团中有将近50%位于东部地区（数据来源于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统计与公共服务平台），这与职业教育集团发展水平相契合。

4.关键词热度分布情况。关键词分析是此次数据分析的重点之一，关键词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研究热点的变化。我们通过可视化软件分析得出，分析样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十个关键词依次为集团化办学、职教集团、职业教育集团、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模式、运行机制、教育集团、集团化、高职教育。诸多高频词间的关系并非孤立的，它们之间也存在共生共长或此消彼长的联系。“集团化办学”“职教集团”“职业教育集团”不仅出现频率高，并且与其他词汇联系紧密。出现频率略低的一些关键词随着研究时间的推移，关注度逐渐降低。这表明集团化办学研究是一个不断传承的过程，同时也体现出该领域越来越聚焦于职教集团的研究，这与《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教职成〔2015〕4号）中提出的支持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二、研究内容分析

在对样本的解读中我们发现，样本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梳理样本的研究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职业教育集团内涵的研究

大多数样本都是从研究对象的概念入手，将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厘清作为研究的第一步。关于职业教育集团的内涵的界定，不同的学者观点不一。高鸿、高红梅和崔永华等从职教集团的行为主体、价值取向、主要活动、行为宗旨等方面入手，得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内涵；匡瑛则从人才培养、集团实力、品牌效应和对口效应的视角阐述职教集团的内涵建设；余秀琴侧重于职教集团的批准部门及运行规范的文本角度，对职教集团的办学行为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刘晓、刘晓宁和徐珍珍等站在职教集团的角度，立足于实践，引入经济学、社学等多领域视角对集团化办学的内涵与特征展开论述。内涵的确定建立在概念明晰的基础之上，不同学者对于集团化办学的内涵理解不尽相同，这与当下我们找不到一个关于集团化办学相对权威的概念不无关系。在发散性讨论集团化办学内涵时，显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但如果内涵讨论的范畴不统一，又容易陷入对象模糊的尴尬局面。所以，将集团化办学的讨论圈定在某一共识范围是研究开始的关键。

（二）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模式与类型

从现有的文献样本来看，对职业教育集团的类型或模式的研究频率仅次于对职教集团概念和特征的研究，这方面存在的争议也较多。匡瑛、石伟平以国际化的视野，从主导单位性质不同的角度入手，对职教集团办学模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划分；沈建根、刘晓、沈铭钟、黄雪峰等将职教集团的服务面向、服务范围、联结方式和牵头主体作为划分标准，对职教集团的类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划分；方华从地理位置、隶属关系、集团结合关系等切入，提出不同职教集团的办学模式；高耀明、魏志春从经济学的角度将教育集团概括为积累拓展型模式、连锁投资型模式、名牌复制型模式三种类型；刘凤云、高建宁结合学校的原有特色、行业背景和组建原则分析职教集团办学模式的划分角度；高卫东根据各成员单位之间联结纽带的不同，职教集团可以分为资产联结型、契约联结型、资产—契约混合联结型。不同的分类角度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每一个角度都能够得出一个新的划分标准，但过于多样的划分标准使得类型混杂不清且易造成重复，单从一个领域分析又略显单薄，这要求我们运用多维度的视角分析，做到变繁为简。

（三）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组织机构与运行机制

关于集团化办学中的组织机构与运行机制的研究相对其他方面的研究来说较少。曹晔从项目引领机制、公平竞争机制和决策信息收集机制分析职教集团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刘晓、刘晓宁从机构设置、制度建设、日常活动和信息传递状况等方面对职教集团的运行状态进行梳理，得出较为有效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谢瑗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指出集团各成员之间的组织结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和各成员自己内部的结构（校长代表的决策层，主任和教研组长代表的执行层，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构成的监督层）。由此可见，已有的研究与现行的企业集团组织结构相同点较多，容易造成教育集团组织结构（或架构）与组织类型间的混淆。目前对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组织结构研究虽有较高的关注，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研究者对现实中职教集团的组织管理问题还存在困惑。

（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实践与反思研究

随着职教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实践与反思研究迅速展开，一些学者对办学实践进行了理论总结。王明伦等以常州大学城为例，特别指出集团化办学需要咨询服务机构的参与，职教集团内部应设立高等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董事会，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以紧密性与松散性相结合的模式构建高等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运行机制；沈建根则从集团化办学的实际出发，站在的职教集团的角度，通过分析集团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实际问题中来到现实方法中去；刘晓则从建立职教集团的认定与评价体系出发，同时以建立示范集团为抓手，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切实推进集团化办学的健康发展；沈铭钟、徐珍珍将集团化办学与现实政策相结合，提出紧跟國家发展方向的发展应对策略；石伟平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提出要分别从政府、行业、市场不同角度入手以实现“大职教”发展。

三、研究展望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过程中，随着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覆盖范围及功能范畴逐渐扩大，服务能力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当从原有的“抱团取暖”向特色、示范性集团发展，摆脱因外部利益诱惑而建立的集团化办学形式；从盲目的规模扩张向内涵建设深入，重构职业教育的价值和功能定位；从“独门独户”发展向互利共赢发展，积极服务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的重大发展战略。因此，我们对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一）以示范集团为抓手，完善制度保障研究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从探索初期开始到现在，研究者对其抱以较高的关注度和研究热情，并研究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多个方面，很多研究涉及集团的制度、机制，这对于职教集团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但现在看来，保持现状已不能满足当前集团化办学良好发展的需求。接下来，学界研究可以倾向于对现有制度的扩展与深入挖掘。一方面，扩展制度可从职教集团建立后的监督、评价机制方面展开，既可以是集团内部成员机构组成的监督、评价机制，也可以是第三方机构参与的评价机制。另一方面，关乎各方利益的问题往往是最敏感的，同时也是必不可缺的，对集团制度的深入挖掘可以从内部各成员单位的责、权、利入手。现有研究对于这方面的关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决定了问题的解决程度，不同时期、背景对于同一问题的视角和实践环境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研究的与时俱进显得尤为重要。随着职教集团的不断扩大，其自身功能需逐步完善，在教育等领域所应承担的责任愈发重大，完善的制度保障成为当前职教集团正常且有效运行的重中之重。

（二）以多元研究为手段，形成跨学科动态研究

随着职教集团数量在我国乃至全球范围的不断增多，功能范围继续扩大，服务能力、国际化水平逐步提升，我们对于集团化办学的建设目标需要从原来的服务职业教育转向服务各种类型的教育，甚或是其他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方面，从上文提到的论文作者合作网络可以看出，独立完成论文的情况占多数，且论文合作时间出现较晚，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作者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在学术研究中，我们需要多元主体和多元视角的观察与总结。为此，在研究过程中，跨学科、跨行业将成为不可小觑的关键点。未来的研究触角需要伸向更多的领域，听取更多不同角色的发声，考虑的因素也将更加全面。另一方面，在未来的职教集团发展中，我们可以将注意力分散到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关系上来，将职教集团的优势辐射到其他教育类型，以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局面。多学科视角与多领域研究者合作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教育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关系、职教集团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的关系、企业管理与教育管理的关系、自主管理与接受监督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等。

（三）以内涵建设为目标，深化元问题的研究

内涵建设是研究的起点，厘清集团化办学的内涵对以后的学术研究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于集团化办学的内涵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这会导致接下来的研究无法聚集到同一个点上。随着集团化办学发展的逐渐成熟，我们不能再单一地追求其数量和规模，关注重心应当从一维转向二维甚或N维。一方面，对于研究者来说，不同的内涵范畴极可能导致因对于问题实质把握不一致而造成无意义的争论。关于一个问题的争论，我们更应该对其不同维度的特点进行挖掘，而不是讨论其内涵范围。站在同一个话语体系或在达成共识状态下探讨，才会有益于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明确集团化办学的内涵有助于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只有当问题的内涵明确后，我们才能够站在同一层面通过多学科、多视角的方法研究同一个问题，否则，研究者可能会对变换学科或视角后的同一个问题造成不同的误解。内涵建设完成后，我们便可根据集团化办学的内涵和教育发展的规律对集团运行进行统筹规划，其各方面需求便会迎刃而解。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要发挥职教跨界、跨部门的利益协调功能，从多学科、多角度审视其内涵，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避免故步自封。不仅如此，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要发挥其自身人才系统化培养功能，逐渐完善职业启蒙、职前培训技能提升的一体化培养系统，不断反哺其他教育类型。另外，经验是通过实践得来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在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要敢于、勇于对不合时宜的各方面因素进行改革创新，逐渐突破集团化办学的“瓶颈”，以更好地解决我国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深水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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