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素 孙黎

[摘要]职业教育是推动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实施职业教育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举措。加强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的对接，能够帮助贫困人口树立积极的脱贫致富观，打破贫困代际传递常态化的窘状。然而，当前职业教育依然面临着社会性歧视、基础条件薄弱、办学与招生体制滞后、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难以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长效保障。鉴于此，应加强优化外部环境，构建有利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社会氛围；加大资源投入，提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能力；改革职业教育办学与招生体制，实现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聚焦；重塑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夯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基础；创新扶贫模式，推进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深度耦合。

[关键词]职业教育 精准扶贫 贫困文化 农村职业教育

[作者简介]李素素（1985- ），女，湖北枣阳人，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讲师，硕士。（广东 广州 510507）孙黎（1986- ），男，湖南衡阳人，衡阳师范学院祁东附属中学，助教，硕士。（湖南 衡阳 421600）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8）15-0020-08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经过全国范围内的多次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全国贫困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8亿多减少到2017年年末的3046万人。然而，在取得举世瞩目减贫成就的同时，我国扶贫工作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一方面是传统的“输血式”扶贫资源利用效率低、返贫率高等问题制约了扶贫工作成效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是贫困地区创富能力不足、贫困人口素质偏低的“短板”制约了扶贫工作成效的持续性。

针对我国扶贫工作中的问题，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湘西州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要求治贫方式要针对不同贫困地区的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的家庭情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此后，“精准扶贫”迅速成为新时期我国扶贫工作的指导思想，并上升为国家级扶贫战略。在精准扶贫战略布局中，教育扶贫始终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全面实施教育扶贫工程”；2014年5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农办、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完善雨露计划实施政策和规划，对参加中高职教育或两年及以上职业技能培训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家庭发放生活补助”；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对教育扶贫工作做出总体部署和方向性指导；2018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又提出要“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把救急纾困和内生脱贫结合起来，提升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

由此可见，发展教育事业与精准扶贫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职业教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在对接精准扶贫战略实施、改善贫困地区人口素质上，具有覆盖范围广、见效快、针对性强等优势，职业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不容忽视。对此，本文将对职业教育对接精准扶贫的耦合联系、现实羁绊和政策路径进行全面性、深度性研究，以期为当前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有效指导。

二、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的内在耦合联系

与传统的扶贫方式相比，精准扶贫的新意在于扶贫方向的转变，即从过去的“输血式”资源输入型扶贫转向更加注重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潜力挖掘、动能培育的“输血式”内生性扶贫。因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核心要素的“人”，就成为精准扶贫各项政策措施所围绕的关键点。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其在解放人、发展人方面具有十分积极且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之间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逻辑耦合联系，决定了两者必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兼容性和相适性。

（一）从精准扶贫的施策目标看，二者具有一致性

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自1986年中央调整扶贫政策以来，社区型经济开发式扶贫就成为我国扶贫工作开展的主要方向。国家对贫困地区大量输入扶贫资源，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通过开发性生产建设的方式，从整体上提升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达到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目的。尽管经济开发式扶贫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瓶颈也十分明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脱贫人群返贫率较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输血式”扶贫手段难以治愈贫困人口总体知识水平偏低、谋生致富手段不足等“造血”功能障碍。为此，党中央、国务院适时调整了扶贫工作方向，提出精准扶贫战略。精准扶贫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与经济开发式扶贫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就是放弃了过去以外源式资源输入为主要扶贫手段的做法，强调扶贫过程要标本兼治，要求针对贫困地区不同类型贫困人口的具体致贫原因，制订差异化、个性化的扶贫方案，倡导通过培育贫困对象的内生性发展动能，赋予贫困对象自身脱贫致富的能力，进而从根源上彻底治愈贫困“顽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精准扶贫”思想前后，又多次强调“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治愚就是要抵御“贫困文化”对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斗志和勇气的侵蚀，帮助贫困人群摒除思想意识中保守、僵化、愚昧、落后的因素；扶智就是扶知識、扶技术、扶思路，帮助和指导贫困人口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职业教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社会功能。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能够将先进的工业文明传播到闭塞落后的贫困地区，有利于当地开启民智；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是以传授实用型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类型，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能够帮助贫困地区的劳动者、青少年掌握职业行为所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拥有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的能力。由此可见，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在目标上都注重于“人的提升与发展”，两者在目标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二）从精准扶贫的施策对象看，二者具有兼容性

“谁贫困就扶谁”是精准扶贫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按照我国目前确定的国家贫困线标准，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农村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总数还有3046万，主要分布在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以下统称“贫困县”）和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多数西部省份和民族省区的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从广义上讲，分布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贫困人口都是精准扶贫的帮扶对象，但从狭义上讲，只有贫困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才是精准扶贫政策的主要实施对象。其原因在于，精准扶贫的根本目标是要让贫困人口终身彻底摆脱贫困，要做到这一点，扶贫的对象就必须是具有基本劳动能力的劳动适龄人口。只有对这部分群体施以“造血式”帮扶手段，使其逐步拥有良好的自我发展能力，才能奠定其彻底脱贫的内在基础。然而，在现实中，贫困人口除了劳动适龄人口以外，还有一大部分是老、幼、病、残等不具备完全劳动能力的人口，对于这部分人群，则宜采取传统的救济式扶贫方式，定期发放生活补助，并使其享有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的保障。就贫困地区劳动适龄人口的素质特征而言，由于农村科教文卫事业的相对落后，绝大部分贫困人口表现出学历层次低、文化基础弱、接受能力差的特征。这些特征既是劳动适龄贫困人口致贫的重要原因，也是劳动适龄贫困人口顺利实现脱贫的主要障碍。因此，不仅精准扶贫的对象要重点瞄准劳动适龄贫困人群，精准扶贫的策略方法也要瞄准劳动适龄贫困人口的素质特征。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以实用型技术技能为主的教育，重实践轻理论是其基本特点，一般而言，接受职业教育所需要的文化功底和知识水平要低于普通高级中学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的受众可以在文化程度和接受能力方面适度降低，这就契合了贫困地区劳动适龄人口的素质特征，有助于职业教育对接精准扶贫的政策措施。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非学历型技能培训通常没有硬性的学历限制和年龄限制，贫困人口中16岁以上、59岁以下的群体都能够按照自身的职业发展需求，自主选择接受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如此来看，这进一步增强了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两者在对象上的兼容性。

（三）从精准扶贫的施策内容看，二者具有相适性

自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多项政策性文件，对推进全国精准扶贫工作做出了战略安排和总体部署。从国家制定的精准扶贫施策内容来看，其与职业教育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二者具有高度的相适性。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扎实推进农村地区的特色产业增收工作和教育扶贫工作。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进一步细化了全国精准扶贫工作的实现路径，其中提出了产业发展扶贫、转移就业扶贫和教育扶贫等多项办法措施。2018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全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做出了总体部署，文件再次提出了“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的工作要求。这些政策文件中的内容表述都与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高度的相适性。

首先，中央强调的促进农村产业发展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相适性。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需要一大批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队伍的支撑。发展职业教育，一方面能夠为当地的产业经济发展培育适用的人才；另一方面可以发挥院校自身的智力资源优势和技术资源优势，为农村产业经济发展提供信息中介、研发创新、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职业教育发展具有相适性。自21世纪初我国加入WTO以来，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规模一直在扩大，但由于大部分农村适龄劳动人口的文化程度较低，没有一技之长，往往只能从事低收入的重复性、机械性体力劳动。这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家庭经济拮据的状况，但很难让整个家庭长久、彻底地摆脱贫困。因此，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背景下，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就必须着力提高农村适龄劳动人口的知识文化水平，同时赋予其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技能，而这正是职业教育的“用武之地”。最后，在精准扶贫战略的内容构成中，教育扶贫始终是一项根本之策，是长远之计，要真正实现贫困人口的终身脱贫，教育扶贫就绝不能“缺位”。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实施教育扶贫，必然要求实施职业教育扶贫。由此可见，精准扶贫的施策内容与发展职业教育具有高度的相适性。

三、职业教育对接精准扶贫的现实羁绊

（一）贫困地区对职业教育的社会性歧视，制约着教育精准扶贫效能的发挥

首先，受传统封建思想观念的影响，贫困地区的民众对职业教育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就是我国学子士人的人生信念，是学习文化知识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正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中国城镇中这种传统观念已经日渐式微，但在相对闭塞、落后的农村，封建传统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贫困地区的人们往往片面地崇拜普通高等教育，认为上大学才是深造的“正路”，接受职业教育是没出息的表现。很多贫困家庭宁愿砸锅卖铁送子女读大学，也不愿意子女就近、就便选择职业院校，整个农村社会舆论也往往鼓励这种行为。其次，国家和各地方的某些教育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困地区对职业教育的社会性歧视。从教育本身的属性来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都是教育的基本类型，两者只有教育性质的差异，并无尊卑高下之分。但在我国现行高等院校招生录取批次中，高等职业院校、专科院校以及本科院校专科专业的录取批次都排在本科录取批次之后，这就给全社会造成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不如普通高等教育的错觉。中等职业教育也面临同样的境遇，在不少地方，中等职业院校录取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中考分数低于高中录取分数线的学生。在这样的教育政策局面下，职业教育面临一定的社会性歧视也就不难理解了。最后，在职业教育的社会性歧视与职业院校生源质量不高的双重因素作用下，相较于普通全日制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院校的学风相对较差，很多学生缺乏对未来的信心，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混日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劣化了民众对职业教育的印象。当职业教育的发展面临大范围的社会性歧视的时候，其自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渠道传播到贫困地区，进而加剧贫困地区对职业教育的社会性歧视，制约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软硬基础条件薄弱导致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能力不足

第一，从硬件基础建设层面来看。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到忽视，在教育资金、资源投入等方面积累了较多的历史“欠账”，导致当前县域职业教育中心以及农村职业学校的教学硬件基础设施普遍不足，教学条件普遍较差。2016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的生均校舍面积、生均图书册数、生均计算机配备量、生均固定资产规模同比都低于普通高中水平。该统计数据包括了城镇中等职业学校，按照农村中等职业学校的硬件基础建设普遍落后于城镇中等职业学校的基本事实可以做出合理推断，全国农村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距更大。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实用型技术技能教育，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因此需要硬件设施完善的实践教学基地。然而，由于国家和社会投入到农村职业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源不足，大部分农村职业学校的实践教学基地场地狭小，设备老旧，配套设施匮乏，根本不能满足日常实践教学需求。第二，从软件基础建设层面来看。首先，在师资力量方面，由于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工作环境、薪资待遇等普遍比城镇职业学校差，因此其在教师引进工作上困难重重。教学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师资大多不愿意到農村职业学校任教，其现有的、相对优秀的师资还存在“另谋高就”的想法，“双师型”教师就更稀缺了。教师是影响教学质量的核心因素，师资力量的薄弱，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成效。其次，在专业建设方面，面向农村、农民、农业发展的职业教育，理应在专业设置上立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和贫困人口的职业教育需求，但当前农村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普遍存在与市场需求、区域需求脱节的情况。很多农村职业学校为了增强吸引力，在专业设置上一味“追热门”“赶时髦”，把有限的教学资源投入到计算机、电子商务、艺术设计等“离农”专业上，而作为农村地区支柱产业的农业相关专业，却在农村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中“难觅身影”。农村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不合理，也影响着教育精准扶贫的顺利实施。

（三）办学与招生体制滞后，难以实现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聚焦

第一，职业教育办学体系有待完善。《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当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相比上一年减少309所，全国职业技术培训机构相比上一年减少0.56万所，而这些职业教育机构减少的情况大部分发生在县域级以下的农村职业教育领域。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程度本来就不充分，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机构的数量不增反减，导致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于精准扶贫的总体教育机会供给不足，难以实现“广度聚焦”，同时也说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地域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亟待从办学体制层面进一步深化改革。第二，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不足，在当前的招生制度制约下，生源情况不甚理想，难以实现贫困个体的“深度聚焦”。《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当年全国初中毕业生1454.24万人，但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为593.34万人，全国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为802.92万人。全国初中毕业生减去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的招生总人数，尚有57.98万名初中毕业生没有接受任何教育，而这一部分学生群体中大部分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却没有纳入精准扶贫的教育对象中，说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与“扶贫对象精准”的总体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第三，在现阶段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扶贫助学政策不精准的现象。国家针对农村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需求，制定了职业院校“三免一补”、困难寄宿生补助、学生营养餐等扶贫助学政策。这些政策措施本应当重点惠及来自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学生，但因为学校对贫困学生的识别不精准，导致扶贫助学政策落实过程中出现泛化、均等化倾向，学生群体受助面偏大而人均受助资金偏少，弱化了国家扶贫助学政策的预期效果。

（四）管理机制与协调机制不健全，难以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长效保障

第一，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中的“多头领导”与“条块分割”的问题阻碍了精准扶贫的协同治理。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是职业教育的管理主体，其中各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肩负着普通中专学校、职业高中、成人中专学校这三类职业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劳动部门则负责技工类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地方扶贫办公室又掌握着职业教育扶贫资金的分配权。职业教育管理系统中权力分散、各部门协同性不足的现状增加了精准扶贫工作的“制度性成本”，降低了各项扶贫政策措施落实推进的效率。第二，政府、职业院校、社会性职业培训机构、行业企业之间协同性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各级地方政府在扶贫实践的全过程中起着龙头作用，但政府部门在管理扶贫事务中存在“政府悖论”难题——若政府部门对扶贫具体事务干预过多，则容易导致权力“越位”的问题；若政府部门对各项扶贫工作干预不足，又容易形成政府“缺位”的印象。与此同时，农村职业院校与社会性职业培训机构尽管在功能上有互补之处，但在利益上存在竞争关系，这就使得双方主体难以亲密无间地配合推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另外，行业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经济效益是其追求的第一目标，由于职业教育发展程度不高，产业经济不发达，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往往付出较多而收益较少，在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逻辑下，往往不愿意深度介入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程。第三，城乡职业教育、区域职业教育之间缺少精准扶贫的协同与合作。在职业教育发展程度不高的现实条件下，要让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取得成效，就需要“借势”“借力”，即依托职业教育的跨区域合作，借助经济发达地区的优势职业教育资源，帮助农村职业学校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但是，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职业教育发展总体上还处于“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难以对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扶贫形成有效支撑。

四、职业教育对接精准扶贫的政策驱动

（一）优化外部环境，营造有利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社会氛围

第一，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环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切实承担起主导社会文化建设的职能。一方面，要对现行的职业教育管理政策制度、办法措施进行系统梳理，及时制止部分地区“重普教、轻职教”的做法，向全社会传递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信号；另一方面，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在全社会形成劳动光荣、崇尚专业技术技能和工匠精神的文化氛围，逐步形成让职业教育工作者安心教学、乐于教学的文化环境，切实增强职业教育工作者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二，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的舆论环境。首先，各级地方政府要改进宣传教育工作，更加积极地利用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深化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形势任务、战略意义、政策措施的再宣传、再教育，让社会各界更清晰、准确、深入地了解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各项政策。其次，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对社会舆论的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大力宣扬通过接受职业教育而发家致富、成才成功的先进人物事迹，让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接受职业教育是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通道，是青少年成长为社会有用之才的良好途径。第三，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就业准入制度，扩大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的执行和检查力度。劳动保障、工商等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督管理，用人单位录用员工必须严格遵守“先培训，后上岗”的制度，取得职业院校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要优先录用，提高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社会地位。

（二）加大资源投入，提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能力和扶贫成效

第一，政府要适当调整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的结构，提高职业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中的占比，给予职业教育更加充足的经费支持。与此同时，国家应当进一步完善支持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合理计算职业教育生均财政拨款标准，严格监督地方职业教育经费的拨付、使用情况，纠正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过程中的不当行为，确保职业教育发展专项经费中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第二，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统筹，由政府牵头，形成职业教育多元化主体办学格局，拓宽职业教育经费的筹集渠道。财政拨款一直是我国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但仅仅依靠财政拨款，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因此，有必要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民间资本投入到职业教育事业中来。首先，各级地方政府应当积极落实主体责任，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和路径，鼓励、引导产业资本、民营资本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其次，各级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要主动作为，深入推进办学机制和办学模式改革，推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组织建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教育集团，探索发展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总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充分发挥政策制定和资源调配的功能，综合施策，多措并举，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提升职业教育的軟硬件基础建设，持续增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能力。

（三）改革职业教育办学与招生体制，实现对贫困对象的精准聚焦

第一，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的普及化，更加注重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在教育公平的维度上促进职业教育的开放式发展，为全社会更多的潜在对象提供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逐步构建起大众化、终身化、特色化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真正把职业教育办成“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的普及型教育，提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聚焦广度，为贫困人口接受职业教育创造更加充裕的机会和条件。第二，进一步调整我国职业教育格局，优化职业教育结构。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发展要响应国家的号召，主动对接国家政策，围绕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布局构建定向农村职业教育扶贫的分类发展体系。各级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要在充分调研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对办学实力较弱、生源较差的农村职业学校实施功能性改革，推动其转型为面向农村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为农村提供农业实用技术推广和培训服务，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转移就业职业技术技能培训。与此同时，要在区域自然资源丰富、产业经济发展潜力大的贫困地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为产业扶贫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支持。第三，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招生体制改革，贫困地区的县域职业教育中心以及农村职业学校要提高非学历教育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比重，着力提升非学历职业教育的扶贫效果。特别要关注弱势群体，探索面向农民工、残疾人等缺乏选择机会与培训机会的群体，在为其提供职业培训机会的同时创造个人收益。第四，各地方的高等职业院校要根据自身办学条件，适度提高面向贫困县域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定向招生比例。通过招生政策的倾斜为贫困地区的学生开辟一条学习深造的“绿色通道”，真正帮助贫困家庭实现“输出一人、脱贫一户”。

（四）重塑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夯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基础

第一，各级地方政府要强化自身责任，建立起以县为单元的职业教育统筹管理机制，改革以往“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职业教育管理体系，成立专门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组织领导机构，统筹配置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扶贫开发办公室、农牧业部门等机构的职业教育相关资金和项目，形成资源和信息充分共享、扶贫措施有效衔接、各部门协同推进的贫困地区技术技能型人才教育培训体系，精准推送技能教育与培训服务。第二，各级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立足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实际，制定推进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强职业教育“城乡联动”，统筹协调城乡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县域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资源的利用效率。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积极协调，完善职业院校跨区域帮扶合作机制，加强职业院校之间的跨区域校际合作，促进职业教育扶贫资源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提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总体效能。第三，各级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职业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试点等政策措施，创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和管理方法，引导区域行业组织、企业、社区等社会主体协调参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通过“订单式培养”“定向式培养”等形式促进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融合发展，提升区域职业教育质量，帮助贫困家庭青少年和贫困劳动者“学好技术、找到工作”，尽早实现脱贫致富。第四，成立专门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学院。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既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实施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出的要求，也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农业、农民发展面貌的根本性举措。各地区通过成立专门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学院，利用专属的场地、设备、师资进行专业化培训。一方面，能够提高贫困农民的职业培训效率，帮助贫困农民更快地掌握农业相关的专业技术技能；另一方面，能够形成示范效应，夯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社会基础。

（五）创新扶贫模式，推进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深度耦合

第一，各级地方政府要在推进区域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在资源投入上向贫困地区做出一定程度的倾斜，加快农村光缆线路、无线网络和有线电视网络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通信网络覆盖范围和服务质量，满足贫困地区群众的基本通信需求。省级、市级政府要对贫困县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加快建设覆盖贫困县全域的电信服务网点，以竞争性招标的形式，鼓励、引导通信运营服务商和社会资本参与贫困地区的宽带建设和运行维护，为贫困地区农民群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网络服务。第二，县级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统筹规划，制定旨在提升贫困地区民众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办法措施，从整体上提升贫困人群的信息技术素养。首先，县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当联合县域职业教育中心和农村职业学校，积极宣传现代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和理念，帮助贫困地区民众树立基本的信息意识。其次，要充分发挥县域职业教育中心和农村职业学校的作用，鼓励职业教育工作者更多采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学，为接受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贫困人口创造学习、应用信息技术的教育环境。最后，县域职业教育中心和农村职业学校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工作，一方面要强化校内的信息化教学硬件建设和维护工作，为信息化教学和培训奠定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要着力提高教学管理者和一线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确保高质量信息化教学活动的开展。与此同时，农村职业学校应当加大信息技术教学在全部教学内容中的比重，将社会生产生活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信息技术知识作为基础必修课，让所有职业教育的受众都能拥有学习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的机会。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Z].2013-12-18.

[2]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开办发〔2014〕30号）[Z].2014-05-12.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Z].2018-02-04.

[4]许锋华，徐洁，刘军豪.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制及实现保障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7（6）.

[5]沈芳.职业教育服务于精准扶贫的路径探索[J].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17（5）.

[6]李鹏，朱成晨，朱德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作用机理与实践反思[J].教育与经济，2017（6）.

[7]王刚.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方式与政策驱动机制研究[J].继续教育，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