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定建

摘 要：有些人生了病却没有钱治疗，救命药救不了他的命；也有些人很有钱却生了治不好的病，救命药也救不了他的命。影片折射的社会问题会一直困扰着我们，如何才能让中国普通病患合法地用上价格便宜的抗癌新药？其最终方案，必然是政府、药企、公益、患者等多方合力才能解决，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承担。

关键词：抗癌药；重大疾病；药企；经济学

影片《我不是药神》一经上映，便好评如潮。相信很多人看了电影，眼泪都会忍不住地滑落。电影让观众认识了一种瑞士研发的抗癌药物“格列宁”，该药物是唯一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救命良药。然而，近四万元一瓶的药价却让想要活命的患者倾家荡产。电影的每一句台词，都在敲击观众的内心，不仅让我们关注法理与人性的话题，而且也引起我们对医药问题经济学方面理性的思考。

一、天价药费，凭什么

影片中，假药贩子张长林有一句话让人心酸，他说：“我卖了这么多年药，到头来发现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电影中还有一位面容苍白的老奶奶对曹斌哀求道：“四万一瓶的正版药，我吃了三年，吃没了房子，吃垮了家人。好不容易现在有了便宜的药，只要五百元一瓶，你把他抓走了，我们就没法活了。谁家还没个病人，你就保证自己能一辈子不得病吗？”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面对重大疾病，都无力反抗，再厚的家底，都可能被掏空。五百元元一瓶的药，瑞士医药公司却卖近四万元，救命药成了天价药，凭什么？

1.价值规律的作用

价值规律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商品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中国的进口药，大多数都是原创研发的品种。药企在研发药物的时候投入了巨额资金，研发时间往往在十年以上。当药物通过政府审批后，还需要大量资金研究剂量强度、配方和新的适应症等，再加上后续的营销环节，总成本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药物的专利保护期一般是二十年左右，如果不想血本无归，药企就要尽快把巨额的研发投入赚回来。一款新药的目标病患可能全世界只有几百万人，若是罕见的疾病，病患将会更少，这些研发成本分摊下来，昂贵的价格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2.市场炒作的结果

市场经济存在自发性的弊端，且市场调节也不是万能的，这些救命药的供求，市场是很难调节的。不同的市场主体，往往不择手段，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层层加价的天价药就这样诞生了。影片中，贩卖“印度神油”的程勇走私印度的仿制药，从海上“偷渡”回来，违法卖药的可能后果增加了药品的风险成本；假药贩子张长林威逼程勇让出“格列宁”的代理权后，慢慢抬高价格，许多病人因吃不起药而离世。病急乱投医，对“没药吃就等死”的重疾患者而言，他们就好比任人宰割的羔羊，吸血的中间人可以漫天要价。黑心药贩虚假宣传、无良药企垄断销售，若进口药市场秩序混乱、坑蒙拐骗盛行，救命药就成了天价药。

3.国家政策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只有一字之差，“格列宁”叫作格列卫。跨国网络调研发现，格列卫在我国的零售价不仅高于原产国瑞士，也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几乎是欧美的两倍。在中国，进口药物的注册审批流程困难重重，有实力拿到进口许可证的，基本上是全球知名的医药巨头，很容易产生行业垄断。我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进口药物要想进入我国，必须重新开始临床试验，而且试验需要收集大量的临床数据，耗时长、成本高。以前，我国对绝大多数进口药物还要收取5%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这些多出来的科研投入、行政支出、税收负担，势必最终要让病床上的中国患者买单。

二、得了重疾，怎么办

影片中，吕受益看着熟睡的儿子说：“我刚病的时候，老婆怀孕才六个月，每天特别想死。孩子出生后，我只想好好活着。现在有药有钱了，如果我儿子早点生孩子，我都可以当爷爷了。”言语间满是对孩子的爱和对生存的渴望。当“黄毛”彭浩遇难的时候，程勇指责曹斌说：“他才二十岁，就想活命而已，他有什么罪。”在高药价面前，为了活命，癌症患者只好选择低价的盗版药，只有这样他们才好继续生存下去。人命关天，活着真好，面对买不起的天价药，重疾患者，该怎么办？

1.寻求政府的救助

国家财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和基础，在推动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医疗问题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解决人民“看病难”，更是我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财政可以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与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目前，我国各地民政部門都实行了城乡困难居民大病医疗救助政策，对因重大疾病造成医疗和家庭生活困难的患者给予限额资金救助，享受优惠的医疗政策；对特别困难的群体给予医前救助，并资助他们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城镇居民医疗保险。2015年11月，我国政府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救助范围，对重病患者兜底保障，对慢性病患者签约服务管理，对大病患者集中救治，从而防止困难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2.发挥保险的功能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果发生重大疾病，很多人会面临无钱治疗的窘境。此时，如果购买了保险，则是规避风险的有效措施。保险分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社会医疗保险是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强制实施，由单位和个人按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保障居民基本的医疗服务。以前，我国很多进口药品没有纳入社会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商业重大疾病保险就填补了这个缺口。商业重大疾病保险是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有效补充，只要患者的疾病符合保险条款中的保障项目，就可以获得保险公司一次性的赔付，为被保险人支付因疾病治疗而花费的高额医疗费用，不需要患者在病后垫付医疗费用，是重大疾病来临时的重要保护伞。

3.借助慈善的力量

对待金钱，不仅要取之有道，而且要用之有益。要把金钱用到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的地方，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中国人历来就有团结一致、共克患难的传统美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2016年底，朋友圈曾被一篇父亲为患病的女儿筹集善款的文章刷屏，这篇文章名叫《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短时间内，他通过独特的方式筹到近一百万元善款。其实，我们的社会蕴藏着巨大的爱心能量，一些爱心人士、慈善企业、医院的救助平台，他们愿意为弱势群体奉献爱心。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许多社会创新型的公益组织应运而生，他们旨在用科技创新的方式解决最急迫的社会问题。新浪微公益、淘宝公益、腾讯公益等平台，都是经过民政部门认证的公益基金会。此外，水滴筹、众托帮、轻松筹等公益众筹网站，可以借助网络渠道传播，为紧缺医疗资金的家庭筹集医疗费用。

三、救命药神，在哪里

电影里，警察曹斌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对局长说：“我真办不了这案子，一切后果我来承担。”程勇被抓后，在法庭上讲了一句话：“正版药他们根本吃不起，就等着我带回去的药救他们的命。我相信他们会越来越好，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程勇出狱后，接他的曹斌说：“不要再卖假药了，抗癌药纳入医保了，你的药卖不出去了。”“药神”程勇虽然触犯了法律，但是一年多来近千名“慢粒”白血病人通过他代购的药保住了生命。面对警察的无奈、良心药企的担当，能让所有重疾患者都吃得起的救命药，究竟在哪里？

1.国家政策的扶持

科学的宏观调控是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的内在要求。要让普通重疾患者吃得起救命药，需要国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规范医药市场的秩序，减少药品的行政成本。2017年2月，格列卫已成功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乙类目录，报销比例达到80%左右，大大减轻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治疗负担。从2018年5月起，我国政府实行多措并举降低抗癌药价：进口药品实行零关税，对未纳入医保的抗癌药实行医保准入谈判，对已纳入医保的抗癌药实施政府集中谈价和采购。此外，我国将临床试验的申请方式由批准制改为到期默认制，对进口化学药不再逐批强制检验，改为凭企业检验结果通关。国务院还在进一步研究利用跨境电商渠道，多措并举消除流通环节各种不合理的加价。电影引发舆论热议后，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相关措施，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急需抗癌药的价格有较大程度的降低。

2.药企的锐意创新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也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无数个医药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为广大病患提供所需的药品和服务。政府和社会的介入，能减轻患者的负担，但重疾患者更想要的是国内的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能研发出新药品和新的治疗手段，减轻他们的痛苦，治愈他们的疾病。受国情以及创新药研制成本大、风险高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很多医药企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仿制药物，而且很多仿制药缺乏创新因素，只是简单模仿，大大影响了我国制药产业的竞争力。我国的药企要做大做强，必须研发创制新药，特别是大力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未来要想实现创新药研制的新突破，需要国家加大财税的支持力度，加强知识产权的专利保护，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需要医药企业加强与临床一线以及科研院所的融合，让医药产业形成上下游联动、强强联合之势。

3.投资居民的健康

常言道：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如果把人的身体比作一种投资项目，健康则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对健康投入得越多，人的身体产出的幸福感就越多。生活中，为了增强个人的抗风险能力，除了掙钱和买点靠谱的保险外，最应该做的是要投资健康。疾病从来不挑人，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明星，病来的时候如山倒，病去的时候如抽丝。《“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坚持预防为主，发展健康产业，推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到2030年，我国主要健康指标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人说：有健康叫资产，没健康叫遗产。健康产业是一种长远投资，对个人来讲，应该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如果你真的把健康当作一项投资项目来做，把金钱、时间和观念都投进去，疾病将会远离于你，你离高质量生活也就不远了。

《我不是药神》是一部有温度的电影。小人物的悲喜，却最能触动人心。黑格尔说过，真正的悲剧不是产生在善恶之间，而是产生在两难之间。有些人生了病却没有钱治疗，救命药救不了他的命；也有些人很有钱却生了治不好的病，救命药也救不了他的命。药价贵，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商业的问题，不仅中国患者买不起，很多美国患者也同样买不起。但是，商业又是最高的道德，只有药企有动力，才能开发出救命的特效药。电影热映，但背后折射的社会问题会一直困扰着人们。如何才能让中国普通病患合法地用上价格便宜的抗癌新药？其最终方案，必然是政府、药企、公益、患者等多方合力才能解决，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