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金铭 叶听蕉 姜志峰

【摘要】导师制起源于英国牛津大学，在英国的整体高等教育中，导师制几乎是核心存在。根据调查，二元导师制在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的合理运用更是为英国利兹大学的整体学术与就业水平大幅提升。在利兹大学，每一位学生入学后，将会分配到“personal tutor个人导师”，相较于“supervisor指导老师”来说，“personal tutor个人导师”所涵盖的范围不仅仅是专业意义上的，更是生活与精神上的。区别于国内分配的辅导员管理制度，Personal tutor是学院专业教师，有一些甚至是学术界的泰斗型的人物，他们无条件的随机接受被分配的学生，并帮助学生从入学直到毕业。学生一旦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向personal tutor寻求帮助，而personal tutor也会凭借个人优秀的品质与广泛的资源来帮助学生成长。这很好地贯彻了高等教育教书育人的“育人”方针，导师对学生的管理不是由上而下的控制，而是伴随式的成长。

【关键词】导师制；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一、导师制的研究背景

与Tutor不同的是，Supervisor指导老师与我国各高校所设立的毕业指导老师的职责类似，是对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每产生任意一个课题项目进行针对性的辅导与帮助。supervisor将对学生的学术水平有伴随性的认识，并能够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提出指导意见，更好地将因材施教的理念与教学融合。在这样的二元制教育体制下，每周固定的沟通时间成为导师与学生之间信任关系的催化剂，也是导师能够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与了解学生学情动机并规避学生心理生理可能产生的风险的合理方法。同时，除了固定时间外，学生可根据个人需要在教务系统上预约导师的时间，以便更好地进行沟通。由于导师带领的学生较少，每位学生都能够分配到对应一对一交流的时间，其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学生更容易对导师敞开心扉。也正因如此，英国的学生教育工作在世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优秀的人才也源源不断地输出于世界各地。

据报道，正是由于导师制度在英国的先进与高成功率，它也成为了全球留学生对英国教育满意度最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英国，由于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对于导师制度的合理运用，其满意度甚至名列前茅。许多学生纷纷指出personal tutor与supervisor二元导师制度对学生的帮助远高于原国家高校水平。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提高，其整体学术氛围也日趋向上，根据英国各大排名与报道，英国利兹大学学生成为年度最受雇主欢迎学生，学校成为年度最受欢迎学校，其RAE学术水平也以台阶式水平稳步上升。

二、目前现状与主要研究

因为二元导师制在英国的成功，我国许多教育学者纷纷开始研究导师制并在各校教育改革方案中提出。在各大高校学报与教育改革研究报告中，出现相应的导师制理论研究与实施方案的频次逐年增高，其实施率也在逐年递增。在高等院校中，导师制的渗入渐渐使得学校管理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方式，师生关系也相较于以往变得更加和谐，整体管理更加系统。

但根据以往的导师制设置与目前CNKI中的文献，其导师制的研究与应用大多是以职业为主要导向的，而非综合类。导师所承担的职责是为学生的就业指导提供一系列跟踪帮助，其生活与情感联系仍由辅导员接手。但在高校设置中，辅导员的岗位辐射是多个行政班级，这将大大降低学生个人的受关注度，同时也意味着师生联系需要学生更强的主动性。另外，高职学生与本科学生在许多方面有較大差别。在高考制度下，大多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并不是因为他们选择高职院校的职业教育，而是被动进入。其最终选择进入高职院校接受高等教育，其更大程度是由于个人自控力相对弱，学习主动性不高，对接受教师教育的效率低甚至可能排斥教师教育，或有非常强的个人性格。因此，目前单纯的辅导员制度管理很显然是不够充分的，对高职学生的教育应更注重育人性，重塑或加强学生意志品质与个人品格。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各高职院校都开展了多项教育改革方式，以求更好地完善高职学生的教育。通过对英国二元导师制度的探索，我们发现，在高职教育中，这一制度的尝试对学生产生了一定效果，学生也因为导师的帮助而获益匪浅。

（一）关注学生发展

经由在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动物科学学院进行的导师制试行实施中，一些问题明显被改善。首先，相对改善了学习动能问题与高职学生或存在的自卑心理。高职教育的招生群体普遍学习积极性较差，因此在校成绩往往处于中下游水平，在目前学业至上的大环境下，其导致学生一定程度上的不自信。也由于高中时期可能存在的一系列被比较问题，导致学生会出现一些极端情绪，有些学生的极端情绪表现为自闭与内向，有些学生的极端情绪表现为自我堕落。通过“导师制”的一对一指定咨询，随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个人价值观与自信，关注学生的情感导向，关注个人优势弥补缺点，从而重新认识自己。同时，由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自学意识较弱，导师在对学生进行专业性的指导与答疑中，使学生的问题不堆积，减轻学习困惑，提高学习积极性。例如，学生除了专业授课教师之外，另有导师的学习支持，其受指导的思路产生多层次变迁，范围变大，可以在多种思维指导下进行学习，而不是一言堂式教学，这对学生的整体发展和辩证性思维都有良好的触动。

（二）有效引导学生

由于学生群体的基数庞大与部分学生对教师的抵触情绪，导致辅导员与班主任在对学生的管理中存在疏于关注的情况，一些学生的个人困难可能会对学生管理造成隐患。在通过入校心理测试的学生情况调查发现，由于家庭贫困的原因导致学生的心理抗压能力弱占了很大一部分，学生会因为家庭无法供给经济而产生抑郁与崩溃心理，在校期间放弃学业投入社会参加工作并产生社会问题的状况也屡见不鲜。最常见的是学生外出打工受骗以及雇佣者拖欠劳务费等情况，轻则只是损失金额，重则甚至危害人身安全。但由于学生基数庞大，辅导员的精力有限，无法随时关注到每一位学生的状态，学生也因为对应教师数量有限而失去沟通意识。针对这一情况，导师们通过细致观察对该类学生进行心理干预，并及时稳定安抚学生心态，帮助学生扼制冲动意识。在固定谈话中，了解学生的课外兼职情况，提高学生在进入社会时的个人保护意识，保护学生的个人身心安全。同时，导师通过对个体学生的深入了解，帮助学生进行相应的政策支助申请，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教育文件，如《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一系列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和措施，在制度上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与毕业，在情感上帮助学生提高风险意识与防骗意识。

（三）建立管理制度

高职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相对较弱，大部分学生自制力弱。由于学生在家期间一直被视作父母的“掌上明珠”，许多学生受到家长溺爱导致在校住宿期间难以合理管理个人时间。据不完全统计，信息系数字媒体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平均每日上网娱乐时间超过8小时，包括使用电脑与掌上设备。由于长期的不良习惯，通过学工办产生的病假数据，一年内有9.6%的学生产生严重疾病，如脑肿瘤、肾结石、心脏病等。许多学生沉溺于虚拟世界带来的成就感与存在感，其实质是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正确的关注与引导。因此，通过导师岗位的设立，导师可以及时了解学生事实生活，加强对学生的关注，在生活上因材施教，加以正确引导，挖掘学生沉迷虚拟世界的原因并加以重塑个人管理概念。导师通过为学生建立学生个人档案实现个性化差异管理，更快更及时地解决学生在大学生活中的困惑与迷茫，积极面对现实生活，为日后学生进入社会做好奠基作用，达到育人目的。

（四）促进学生就业

高职学生对社会的理解有时略有偏差，对未来的职业规划相对迷茫。受传统就业观念的影响，“找到一份稳定的好工作”是目前绝大部分学生的求职就业观，仅有少部分学生能够结合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实现“创造”一份职业。许多学生抱有“走一步，看一步”的思想和态度，对自己的大学生涯和未来职业缺乏合理规划，导致在临近毕业季时，常出现“慢就业、频跳槽”现象。在导师制度的试行下，动物科学学院以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为目标，明确学生就业创业方向为宗旨，以“导师+项目+团队”形式，共组建13支创新团队，如医创客精英班、宠物美容精英团队、畜禽检验检疫团队等。通过导师指导，学生参与，师生共创模式，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与个人能力。2017-2018学年，8名学生在全国大学生微创业行动（KAB）、浙江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创青春”浙江省第十一届挑战杯等省部级以上创新创业类竞赛中获得佳绩。

三、存在的不足与建议

在目前实施的导师制教育改革下，导师制的应用仍存在着引进的适应问题需要改进。

（一）完善导师制度建设

目前，导师制广泛讨论与应用于本科高校中，在高职类院校中的使用较少。由于对导师制度的宣传与研究较少，许多教师对突然引进的导师职责把握还不够明确，对文件的内容也缺乏完整的理解，因此，导师制度的发展仍需要对高职类院校教师进行相应的培训与教育或设置成为导师的条件，要求通过导师培训的教职工方可担任导师岗位。只有教师群体真正理解了导师制度的实施，并能够正确认识成为一名导师需要拥有的基本素养与工作内容，导师制度才能更好地实施与贯彻于高职院校教育中。

（二）增设职业院校导师制度

导师制度在高职院校的覆盖范围较窄，许多制度仍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导师与学生进行固定面谈，其暂定时间为每周一次，一次20～30分钟。假设学生不愿交谈或不信任指定导师，是否存在任何制度可以让学生申请更换指导老师？学生是否有勇气打破指定规则敢于申请更换而不用担心得罪教师受到其他不公正待遇？在更换指定教师之前，学生是否与教师有双向选择权？学生是否可以对导师进行评价？这些都尚待讨论。在整体实施制度中，高职学生表现出的极端性其实无法忽略。学生与教师关系两极化明显，有些学生对教师反应冷淡，甚至不信任教师与学校可以合理处理个人事件，甚至宁愿选择以暴力解决问题也不愿与导师提前沟通交流，需要寻找校领导出面解决，导师形同虚设；一些学生则过于期望教师给予关注而严重影响教师生活。因此，如何处理师生关系与界限，是导师制实施的一大核心要素，导师的职责范围务必明确并明文说明。

四、总结

在高职院校中，学生团体的个体差异性明显，许多都是过去在学习中表现不积极或对学习与生活产生困难的学生，其对教师的信任度相对于本科学生来说要低，甚至很多学生对教师是有敌意心理的，原因是在高等教育之前或许曾经历中学教师的蔑视等产生了心理阴影。打个比方，一位信息学院的班主任在多次家访和与学生进行“树洞对话”中得知，一名学生多次旷课的理由是该课程教师对其展现的巨大轻视讽刺态度。学生是有自尊的，任何人都有，面对教师个人素养问题，导致学生丧失学习兴趣与动力，对教师信任感与敬重感几乎反向发展。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导师身上，学生也会如对课程失去信念一样，对导师的学生教育产生巨大质疑与排斥，此将对日后的整体素质教育埋下巨大隐患。所以，导师制的执行仍应落实落地，而非空谈理念，并要把握教师质量，对成为导师的教师有一定的约束与选拔条件，而不是随意分配指令。

除此之外，如导师制度下的激励政策、导师群体的办公环境设置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探讨，导师制度在高职院校中的探索仍需步履不停。以目前单一的导师制度环境进行教育改革，依旧是不合理的，是不均衡的，仍需要各部门整体政策落实后共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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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金铭（1992-），女，汉族，浙江温州人，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温州农业科学研究院）教师，初级，英国利兹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