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常宇

摘 要：作为舶来品，我国的本科生导师制旨在提升本科生的教学质量。在对牛津大学导师制的模仿中，当前我国的本科生导师制遭遇了以师生比、文化传统和社会导向为代表的形式主义。面对这些突出问题，我们应正本清源，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回归导师制的应然取向。

关键词：本科生导师制；牛津大学导师制

作为一种卓越的人才培养制度，牛津大学的导师制不仅是欧美各国学习借鉴的对象，也得到了我国高等教育界的关注，成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抓手。然而，在实践中，作为舶来品的本科生导师制在国内高校却一直遭遇着“水土不服”，处于形似而神不同的尴尬境地。

一、我国本科生导师制的内涵

本科生导师制起源于牛津大学，这一本科生教学制度因其独特性与卓越性而得到世界各国大学的模仿与借鉴。我国的本科生导师制也建立在对牛津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模仿之上，是牛津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中国化产物。

作为西方的舶来品，我国本科生导师制的开端在1938年的浙江大学。为提高教育质量，时任校长竺可桢采纳了留英学者的建议，开始在大一学生中推行导师制，但由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本科生导师制的引入在推行七、八年后便搁浅终止。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全面苏化，由于本科教育采用了前苏联模式的学年制，本科生导师制未得到沿用与推广。时至今日，面对扩招后本科生质量有所下降的现状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时代需求，国内高校将牛津大学本科生导师制视为提升本科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抓手。在国家政策的导向和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部分重点高校的带领下，国内高校对导师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同型比较与模仿复制，许多高校开始了对本科生导师制的探索。当前，本科生导师制在我国可谓是遍地开花，虽然存在着诸如全程本科生导师制、高年级导师制、低年级导师制、英才导师制和学生宿舍导师制等多种形式。

二、我国本科生导师制的实然现状

在十余年的实际运行中，我国本科生导师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形式主义，换言之就是我国的本科生导师制未触及到牛津导师制的核心，仅停留在模仿上，徒有其形而无其实。我国本科生导师制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师生比、文化传统和社会导向这三个方面。

（一）过低的师生比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大学扩招的背景下，随着学生大量涌入校园，一位导师所要对应的学生数量不断扩大。导师制是一种昂贵的精英培养制度，经典的牛津导师制采取一对一的形式进行，面对学生人数的增多与经费的缩减，才开始向一对二，一对三的方向发展。在与学生的周会中，宽松的师生比使导师得以关注到所有学生，真正做到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个性化指导。

由于高校之间“贫富差距”悬殊，一次指导十几个甚至是几十个本科生的导师在高校中依然普遍存在。在这样的师生比例下，导师对学生仅能停留在认识、了解的层面上，导师制关注个体的职能无法得到真正落实。关注个性化的教学流变为批量化生产，导师制关注学生个体的初衷遭到背离，运用流于形式。

（二）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牛津大学导师制植根于苏格拉底传统的教学方法，即教师“通过与学生辩难来检验他们的信念，通过论证来修订这些信念，然后通过对所呈现的材料进行批判性反思来找到解答” 。在苏格拉底传统的影响下，牛津大学导师制更侧重于导师的“导”。导师制强调学生的自我表达，在与学生的平等对话中，导师扮演具有建构意识的评论者的角色，传授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结论。通过与导师的交流辩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得到发展。

价值观与文化传统的差异，造成了导师制在我国移植中的种种问题，给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则带来了消极影响。传统文化对师道尊严的强调赋予了师生间不平等的地位。在这种师生关系下，学生要顺从师长并以教师为最高权威，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也加重了师生间的不平等性。习惯于机械学习的学生大多没有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意识，更多的是接受教师的灌输并顺从其观点。囿于传统价值观，相对于导师的“导”，本科生导师制更强调导师的“教”这一职能。

同时，受“贵和”这一传统价值观的影響，针锋相对的辩论远未在中国的学术生活中形成气候，对某种观点的攻击，往往会被延伸为是对其代言人的不敬。在以“求同”为主要价值观的大环境下，学生不仅不敢质疑导师，也难以同导师就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和讨论，对立的思想观点的交锋与不同理论间的碰撞难以产生，本科生导师制在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精神的培养上也会大打折扣。

（三）急功近利的社会导向

近年来，随着科研地位的上升，科研成果的数量在教师职称评审与大学排名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无论是名牌院校还是普通大学都投入到“搞科研”的大潮中去。在当前学术界“重科研轻教学”的共识中，许多导师都忙于科研，对本科生辅导课采取敷衍应对的态度。

扩招在为学生带来了更多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毕业后，学生要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在艰巨的就业压力下，本科生的求学目标开始发生变化，就业的意愿压倒性的战胜了对知识探索与理性追求的热情。在浮躁、功利的社会氛围导向下，在当前重科研轻教学，重知性教育轻德性教育，专业化、职业化成为普遍追求的大学中，以心智培养为代表的自由教育似乎过时了。甚至有学者提出这样的担忧：“当学生对日常交往的礼仪都缺乏认识而只是渴求一张谋生证书或一份资格证明能让他们盘剥这个世界时，大学就将不复存在了。 ”比起对普遍知识的追求，当前的学生更愿意学习一些与就业相关的课程，他们把精力都放在准备公务员或是各种资格证的考试上，不愿在导师的辅导课和课程论文这些与就业无关的事情上下功夫。建立在这种社会导向上的本科生导师制，不仅疏离了师生间的关系，也背弃了自由教育的理念。

三、我国本科生导师制的改革路径

鉴于我国本科生导师制存在的以形式主义为代表的诸多突出问题，对其进行“正本清源”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通过回归本科生导师制的本原，从而在实施层面上做到对其更准确的把握。

首先，要拓宽导师选聘的渠道，采用多元的形式解决师生比问题。导师资源的不足是制约当前本科生导师制的主要障碍，这也是当前高等教育中的世界通病。要解决这一难题，应拓宽导师选聘的渠道，即在分配好校内导师的基础上，用多种方法增加导师数量，建设导师队伍。应充分利用校外的资源，聘请校外的一流专家担任本科生导师职务。同时，高校还应发挥离退休教师的余热，这些教师一般都德高望重，乐于“退而不休”。在导师的选聘上，高校也应为品学兼优的研究生提供机会，作为“过来人”，年龄差距不大的研究生导师更能对本科生产生影响。

其次，要转变教学方法，由重“教”走向重“导”。牛津大学的导师制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为核心目标，而学生独立思考的关键在于导师的引导。导师不对学生的观点进行是非正误的评判，而是通过批判与分析启发学生进行观念的自我重构。因此，为提高本科生教育质量，导师改变重“教”的思想观念，在掌握多种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的指导能力。

总之，我国推行的本科生导师制仍存在着应然与实然上的巨大差距。作为一种人才培养制度，本科生导师制是当前高等教育界的新趋势，其提升本科生教育质量的初衷毋庸置疑。但是，对一项制度的移植应建立在对其核心要素的理解之上，未经过理性分析的盲目移植只能浮于表面并最终导致形式化。具有中国大学特色的本科生导师制的建设要求我们对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学习不仅要抓本质、抓核心，也应考虑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

[英]大卫·帕尔菲曼主编，冯青来译：《高等教育何以为“高”：牛津导师制教学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文版序言第21页。

② The Voice of Liberal Learning：Michael Oakeshott on Education，edited by Timothy Fuller，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