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简牍作为文字和書写的重要载体，在纸未发明与普及之前，为记录人类的各种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简牍在史料中多有记载，而对于它的使用年代也值得我们探究。

【关键词】简牍；史书记载；使用年代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一文中曾经说到：“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从上文来看，金石、甲骨、竹木，三种载体的使用顺序似乎不知，但竹木的使用范围当为最广。实际上，简牍的具体使用年代已不详。

竹简的使用年代可追溯到殷商时期，《尚书·多士》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可见，当时的文献中已有关于“典”“册”的记载。1936年，在殷墟第十三次发掘中，发现第127号坑中有一些带孔的椭圆形甲骨，目前来看，这些甲骨很有可能当时是被用绳子串联起来的，这些串联起来的甲骨正像是现在的“册”字。在甲骨文中，“册”字写作：

另一方面，出土的殷代甲骨上也发现了毛笔书写的痕迹。既然可在甲骨上书写，那么在竹简上书写也是有可能的。从当时优越的自然气候条件来说，竹木茂盛，方便容易的取材，无疑给书于简牍提供了可能。但是，从目前殷商后期的政治中心——殷墟的出土情况来看，并无简牍实物，甚至没有看到任何简牍的踪影，其中一个原因应该与简牍的竹木纤维脆弱易腐、保存不易有关。从目前的出土实物来看，简牍多发现于中国西北的敦煌、张掖、新疆等地和南方的湖南、湖北等地，这其中也有规律可循。西北地区常年干燥少雨，阳光强烈，简牍埋于地下，不易被腐蚀；而湖北、湖南等地，出土的简牍多在水中。这些“水坑”将简牍淹没，形成一个相对密封、隔离空气的环境，这有利于简牍的保存。殷后期的政治中心殷墟，位于中原地区，虽然有利的地理位置易于建都，但是既不干燥也不湿润的气候条件却不利于简牍的保存，只留下了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坚硬不易腐烂的器物。王国维还曾说过：“《说文》曰：册，符命也。诸侯进受於王者也，像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此言王，言诸侯，殆谓周制。”文中也明确指出了简册在周代已形成一定制度。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春秋战国时代的简牍出土情况的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一文中的“崔杼弑其君……执简以往”一事，也当是春秋时代的用简之例。这充分说明在春秋战国时，简牍已广泛使用。

同时，还可以知道的一点，就是在时间上，简的使用当早于牍。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出土的实物情况来看，属于战国时代的多为竹简，属于两汉时期的多为木牍；其次，“简册”一词合称，早在甲骨文中已有“册”字，“牍”字则最早出现在篆书中；再次，我们在已有的文献记载中常可看到“竹帛”并称的说法。如《韩非子·安危篇》云：“先王寄理于竹帛。”《墨子》中也常有“竹帛”并称的说法。《东观汉记》云：“刘向典校书，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素即是帛，文中体现出，在两汉之交，竹帛不但并行于世，而且初写文稿时用竹，誊写时用帛。在《史记》中才出现“与人尺牍”“削牍为疏”“吏乃书牍背示之”的说法。《论衡·量知篇》中关于“奏牍”的记载，就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简牍。《北史·李元护传》云：“颇览文史，习於简牍。”有“简牍”合称，当然，这不一定是“简牍”合称的最早记载，但也可说明在汉末北魏之时，简牍之用仍然盛行。《隋书》卷九《礼仪志》云：“诸王、三公、仪同、尚书令、五等开国、太妃、妃、公主恭拜册，轴一枚，长二尺，以白练衣之。用竹简十二枚，六枚与轴等，六枚长尺二寸。文出集书，书皆篆字。”《隋书》卷十六《律历志》云：“其算用竹，广二分，长三寸，正策三廉，积二百一十六枚，成六觚，乾之策也。负策四廉，积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觚方皆经十二，天地之大数也。”可见，隋代也有使用简牍的记录。第三，仅容一行或两行字的狭长简面，应当是由竹子剖开后面积所限而形成的，这是简牍使用的最早形式，之后也成为简牍的传统形式。最后，竹子内空且纤维平直，即使使用简单的工具，也易于剖析，修治。相比较而言，牍的制作由于技术工具水平的限制，产生的时间要靠后一些。

简牍始用的具体年代目前还无法确定，但目前可考的是始于殷商时期，魏晋时期已渐渐废止，到了隋代仍未尽废，但也仅用于公文，也就是当时的“秘阁之书”。简牍的使用，前后延续了千年之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简牍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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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国维，胡平生，马月华.简牍检署考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下两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上下两册）[M].上海：中华书局，1991.

[5]程鹏万.监督帛书格式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宿星（1989-），女，汉族，山西，馆员，硕士研究生，敦煌博物馆，研究方向：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