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

近日，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个视频：一辆运送苹果的大型汽车在某地翻了，苹果散落一地，周围的群众围拢来疯抢。汽车主人报警，可没想到派出所的警察竟然都无法制止。在汽车主人无助的哭喊中，人们不禁会想，如果法律不能保护道德底线，如果面对无理、无赖或侵犯无能为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何维护？全面依法治国又从何谈起？于是我们想到《尚书》“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的话，还想到了孔子“五刑所以佐教”的话。

孔子一生从政时间不长，最后在大司寇任上离开鲁国，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生涯。大司寇，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可孔子给我们的印象却更像一位教育部长。这大概也是德政与法制关系的内在联系使然，或者就是德法关系的象征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德主刑辅”，却较少想到在他的思想中刑何以“辅”德、怎样才能“辅”德的问题。

上任大司寇没几日，孔子就“诛”乱政者少正卯。典籍记载的“诛”不是把人杀掉，而应是“惩罚”或者“讨伐”的意思，传统的理解存在错误。《说文解字》说：“诛，讨也。从言朱声。”“发其纷纠而治之曰讨”，也是以言语而论的。“诛”为形声字。朱，红的意思。“诛”造字之本意，应是争论地面红耳赤的意思。孔子把自己的行为称之为“君子之诛”，实际是从言论、思想上抨击，类似于“君子动口不动手”，或者这就是现在常说的“口诛笔伐”的“诛”。少正卯的身份属于“大夫”，他以言乱政，看起来只是观念上的差别，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但实际他却“心逆而险”，危害极大。孔子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所以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正如“有文事必有武备”那样，道德必须有法制的保障。一次，孔子弟子闵子骞向孔子问政，孔子开门见山地提出，为政治国要“以德以法”，孔子还说：“德法者，御民之具。”把“德法”看成治国的根本。这里的“法”是“礼法”之“法”，有法则、法度、规章之义，与今天所说的“法制”之“法”有一定区别，故孔子将“德法”与“刑辟”对举。要知道，在孔子的心目中，人人遵守法度十分重要。

人们认为，孔子是德治论者，所以《孔子家语·刑政》篇记载孔子说：“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这个“礼”自然就是法度。孔子接着说：“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用行政的方式加以引导，但这样的引导必须是有效果的，它以“刑”的处罚作为一道防线，必须令行禁止。孔子接着又说：“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 在这里，刑之用以德为前提，刑适用于愚顽不化、不守法度的人，这就使德政得到了充分保障。

在《孔子家语》的《执辔》篇中，孔子把治国比喻为驾车，而把德法看作统御的工具，说：“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执其辔策而已。”接着，孔子论述自己对“古之为政”的看法，具体谈论了他对德、法关系的认识。其实，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中，治国不可不有“德法”和“刑罚”，刑以止刑，刑以佐教，宽猛相济，这是孔子的一贯主张。它赞赏的治国效果是“有罪者惧，无罪者耻”，这就是他所说的“有恥且格”。刑之设不独为刑，更在于止刑，惩恶不是终极目的，劝善才是最高宗旨。但是，不能惩恶，如何劝善？所以，德政与刑政的关系也就像孔子所说的行政中的“宽”与“猛”的关系，《左传》昭公二十年记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于猛。猛则民残，民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

由此，孔子的思想就很明确了，“宽猛相济”绝不意味着没有边界的“宽”，它离不开“猛”之“济”，如果“猛”不能“济宽”，则这样的“猛”就没有意义。在孔子看来，为政治国应当法令一致，刑狱适当。一个好的执法者应当慎重对待刑狱，尽量广施教化，注意防止犯罪，使人们远离刑狱，从根本上杜绝刑狱。那么，这里需要认真考虑的，就是如何使“知法者能远狱”。孔子说得好：“能远于狱，其于防深矣。”又说：“《书》曰‘维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为德矣。” 所谓“敬刑”，就是“刑”要有力量、起作用，要充分发挥它“济宽”与“辅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