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欢迎

[摘要]为配合国家对风险投资环境的进一步优化，从实际出发探讨政府补贴、风险投资与创新绩效三者间的关系，也为后续风险投资方式的发展铺平道路，在研究风险投资背景下，运用文献综述法对相关文献进行探讨，整理出政治关联与风险投资、政府补贴与风险投资、风险投资与投资绩效、创新绩效关系的相关文献，并给出政府补贴、风险投资与创新绩效的研究述评和未来展望，这对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政府补贴；风险投资；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风险投资是近年来兴起的风向标，它的出现使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得以扩大，一方面，发展风险投资是为迎合国家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切实降低准入门槛，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营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投资环境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为充分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充分发挥投资效益、提高效率，尤其是拉动整体经济增长，切实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而言的。

风险投资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创业企业的投资行为可能产生多方面影响：①风险资本提供资金，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水平（Bertoni et al. ，2010； Bertoni et al. ，2012；Bertoni et al.，2013；吴超鹏等，2012）。②风险资本投资经验丰富，对宏观经济走势和行业发展规律有深刻的认知，善于筛选和辨别投资机会（Kaplan and Stromberg，2001），可以提高企业对投资机会的利用能力。③加快企业成长，帮助企业获取行业竞争优势，从而缩短退出时间，推动企业快速投资（Inderst and Mueller，2009）等。鉴于此，具有政府、外资、民营或混合背景的各种性质企业积极参与其中，希望从中借鉴相关理论和实践内容。

本文在研究风险投资的大背景下，运用比较分析法、思维法和文献综述法对相关文献进行探讨，整理出政治关联与风险投资、政府补贴与风险投资、风险投资与投资绩效、创新绩效关系的相关文献研究内容，最后对该部分内容进行总结，得出结论并进行未来展望。

2 风险投资概述

我国风险投资源于两方面，一是借鉴国外有关风险投资的内容，二是中国早期政府部门开始的“下海经商”策略。国外有关风险投资的文献大体从风险投资性质、外部环境和制度两方面说明，即风险投资性质方面，其大多呈现出投资时间短、投资轮数多、联合投资情况多、控制权较大和投资阶段短等特征；外部环境和制度方面，其表现出投资准备时间长、从业者经验较为成熟、投资过程严格等特征。相比之下，我国风险投资起步较晚。从1985年我国成立第一家完全由政府出资的创业投资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该公司于1997年破产），到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一号”提案，再到2005年11月国务院十部委联合颁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我国创业投资业已初具规模。

我国对风险投资的研究已经从过去探讨其存在性转为探究其背后的存在机制、内在原因及投资绩效上。如大量文献主要研究了政府背景下的民营企业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吴文峰等，2008；雷光勇等，2009；杜兴强等，2011；李建等，2012；）、有政治关联或联系或高管具有政府背景下的企业风险（张敏等，2009）、政府补贴（余明桂等，2011）、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源的获取（罗党论等，2008；罗党论等，2009；李敏才等，2012）、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资本投资（余明桂等，2008；陈运森等，2009；吴超鹏等，2012；黄福广等，2013）等。

3 文献综述

3.1 政治关联与风险投资

3.1.1 政治关联的界定。政治关联，又称为政企纽带（夏立军等，2011）、政治关系（张敏等，2009）、高管具有政府背景（吴文峰、吴冲锋等，2008；陈运森、朱松，2009）等。有文献认为政治关联是企业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即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当地政府部门以及下属企业、部门的联系，可理解为政治联系（李敏才、刘峰，2012）；也有文献发现政治关联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其很可能作为民营企业俘获政府的一种手段，使得企业利用这种关系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财政补贴决策的影响力（余明桂、回雅甫等，2010）；而杜兴强、曾泉（2011）等则认为政治关联是中国资本市场国有上市资本公司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尤其在制度不健全、政治和经济改革不彻底、权利高度集中、政治透明度较低和政府官员权力行使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成为政府对公司持续干预的一种手段。

3.1.2 政治关联与风险投资的关系。政治关联作为政府与企业间的重要桥梁，已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企业可依靠政府风险资本投入，获得更多资源（张敏、黄继承，2009）（人力、财力）、信息（政策、方向）、利益（回报率、投资绩效、风险）等，政府也可借助企业发展增加当地GDP、带动就业等。

（1）政治关联与风险投资的正面关系。建立政治关联利于企业自身发展，如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张敏、黄继承，2009）、更优惠的税率、更长期的贷款、更多政府补贴和救助、政府采购合同、更高产品价格、更多的跨地区产品销售、更高的产业进入能力（夏立军、陆铭等，2011）、更弱的法律监管和法律制裁、更少的管制行业进入壁垒等；利于整个社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发展（Chen et al.，2005；Li et al.，2008；余明桂、潘红波，2008；罗党论、唐清泉，2009）。

（2）政治关联与风险投资的负面关系。杜兴强、曾泉（2011）认为，政治联系可促使国有企业更易获得融资，从而加剧了该企业无效投资和过度投资的趋势，导致了企业成本增加和公司价值下降；张敏、黄继承（2009）推断，有政治关联的会计信息质量显著低于非政治关联企业，其获得支持后的业绩显著下降；Fan考察中国上市公司政治关联对IPO前后的变化业绩影响，发现政治关联在IPO后，业绩下降幅度显著低于非政治关联企业；“创租”，即政府或官员利用手中权利干预市场，为某些市场主体创造机会，导致新租金形成，Stigler（1971）認为，这种“创租”发生在政府管制之下，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结果通常作为政府规制，使政府偏向于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获利，这可能形成一种负面行为。

（3）政治关联与风险投资的双向联系。李建、陈传明等（2012）发现，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双向联系，即企业建立政治联系是为获得一些优厚待遇，但这也为政府需求这种联系提供了依据。基于社会资本互惠交换理论，企业家政治关联要发挥“资本”作用，需要承担连带对象——政府的回报责任，如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家需要承担更多的政府摊派下的社会责任，更有可能进行无效率的并购重组以提高当地GDP，或雇佣更多的员工减轻当地政府的就业压力，同时给予当地政府以认可和支持等方面的回报。

余明桂、回雅甫等（2010）认为，建立政企联系很可能是政治家与企业家的一种双向贿赂和寻租活动：一方面，政治家为获得选票向企业家寻租，要求企业聘用超过生产需要的员工数并支付超过平均水平的工资；另一方面，作为回报，政治家向企业家提供优惠条件；此外，Hellman et al.（2003）提出的政府俘获理论（State Capture）认为，在转型经济国家，企业通过向政府官员提供好处或贿赂来使政府制定和实施有利于自身的法律、政策和规章。

3.2 政府补贴与风险投资

3.2.1 政府补贴的界定。财政补贴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有关政治、经济的方针和政策，按照特定目的，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向微观经济活动主体（企业或个人）提供的一种无偿的转移支付（王凤翔、陈柳钦，2005）；罗党论、唐清泉（2009）分析，政府补贴是政府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有关政治、经济的方针和政策，按照特定目的，对制定事项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进行的一种补贴，是直接或间接向企业提供的一种无偿转移。

3.2.2 政府补贴与风险投资的关系。财政补贴与政府关系密切。政府补贴可带动就业、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唐清泉、罗党论，2007），地方政府影响越大，上市公司可能获得越多的补贴收入（陈冬华，2009）。

（1）政府补贴与风险投资的正面关系。余明桂、潘红波（2010）认为，政府补贴具有目的性，如能够吸收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创造就业，催生出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企业（2010）；余明桂、潘红波（2008）发现，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政府侵害越严重、产权保护不到位的地区，具有政治背景的企业更易获得政府补贴；陈运森、朱松（2009）发现，政府补贴与风险资本间的政治关系可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以缓解落后制度对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帮助企业获得如银行信贷支持、投资渠道和投资机会等；余桂明、回雅甫等（2010）也认为，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有助于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因为具有政府联系的民营企业更可能被视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社会贡献（吴文峰等，2008），而企业获得的这种财政补贴是企业从政府官员手中寻租得到的（余桂明、回雅甫等，2010）。

（2）政府补贴与风险投资的负面关系。余明桂、潘红波（2010）认为，中国的分权化改革使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经济自主权和财政支出任意支配权，中间保留了很大的自由空间，使得补贴支出无法律约束，故政府在向企业提供补贴时有很强的自由裁量权，使补贴带有很强的模糊性和任意性；此外，Hellman et al.（2003）提出的政府俘获理论认为，建立政治联系的企业更有可能俘获政府，从而获得财政补贴，这也等同于基于政治联系的财政补贴支出会扭曲整个社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3.3 风险投资与投资绩效、创新绩效关系

3.3.1 风险投资的界定。风险投资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国内，有些部门则认为产业投资基金实际上就是风险资本。

3.3.2 风险投资与投资绩效、创新绩效的研究现状。我国关于风险资本与投资绩效、创新绩效关系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大多进行了一些初步尝试，一些文献只在研究风险投资背景时结合上市公司在股票上市时的表现（吴超鹏等，2012；黄福广等，2013），推理出一些观点，如陈工孟等（2011）支持声誉效应假说，认为，风险投资机构以IPO折价来提早退出投资项目，以此建立自己的声誉，吸引更多资金流入，故我国风险投资处于初步阶段也需提高声誉，但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则很欠缺，一些文献只探寻了创业投资机构的存在性和背后原因（钱苹、张帏，2007），如风险资本是源于创业者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等原因，因此那些成长速度快、可抵押品较少、高风险和高利润率的初创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倾向于风险投资融资，而一国对知识产权较好的保护也会激发初创企业向风险投资融资（张学勇、廖理，2011）。

3.3.3 风险投资与投资绩效、创新绩效的关系。风险投资、投资绩效与创新绩效作为一个整体，有着相互作用，通过相关文献研究，我们认为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重要的“中间变量”，还不能精确地界定三者间的关系，此处只进行一个粗略的界定。

（1）风险投资与投资绩效的正面关系。风险投资促进投资绩效的发展，表现为公司价值的提升，张学勇、廖理（2011）提出的有外资投资背景参与支持的公司通过战略决策、公司治理、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源安排等使得IPO抑价率更低，股票回报率更高，其原因在于有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更倾向于谨慎的投资策略，在投资后對公司的治理结构更加合理，并有良好的盈利能力；黄福广等（2013）发现，有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比无风险资本资本支持的企业投资水平高，而且投资速度快；吴超鹏、吴世农等（2012）也认为，风险投资的加入可抑制公司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也可增加公司的短期有息债务融资的外部权益融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内部现金流短缺公司的投资不足问题；同时，后两者都认为当风险资本参与公司治理、持股比例较高、高声誉、采用联合投资、非国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时，风险资本促进投资绩效的作用更为显著。

（2）风险投资与创新绩效的正面关系。风险投资要获得良好的创新绩效，风险投资时间要到位，如钱苹、张帏（2007）认为，企业的创新绩效与企业从业时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创业投资机构从业时间长，其积累的行业经验就越强，筛选项目的能力也越强，故通过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增大，企业的研究与开发项目增多，产生的专利也逐渐增多；社会关系网络（钱苹、张帏，2007；吴超鹏等，2012）也要到位，关系网络理论即社会关系在创业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如硅谷地区拥有大量的专业服务机构，这些不同类型的专业服务机构形成了很多小簇群，进而形成了硅谷这个大簇群，这种密集的关系网络，大大促进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与合作，同时也实现了该地区高效的创新实践。

（3）投资绩效与创新绩效的正面关系。陈工孟等（2011）发现，创业权的推出，利于风险投资上市方式的退出与发展，利于其对高科技行业的投资，产生良好的投资绩效和创新绩效。李建、陈传明等（2012）和李敏才、刘峰（2012）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并发现，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都有显著地促进作用，如政府摊派下的社会责任，更有助于促进企业的投资绩效与创新绩效，即投资绩效方面提高了企业投资回报率，增加GDP，避免风险和保持就业，创新绩效则以衡量产品技术研发、专利方面为标准。

4 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不同的研究视角都论证了政府补贴、风险投资和创新绩效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其中关于政府补贴与风险投资间的关系都是从理论角度说明的，能用以将两者间关系量化的相关文献匮乏，不能表示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面或负面的关系。但是从本文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风险投资作为发展潜力十分大的资本投资，政府、民营、外资和混合四種背景下的投资家都想分得一杯羹，但基于风险投资的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又使得多半风险投资机构寻求政府的庇佑，希望在政府的帮助下降低投资风险并寻求相关资源利益，故各种性质的企业同政府建立了相应的联系。

相关文献表明，企业寻求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以求得更优的银行贷款、更低的管制行业壁垒、比例更大的政府补贴等便利的融资通道和社会资源，促进了其风险资本业的发展，同时，这些企业为了便利其与政府间的沟通和协调，却又满足了社会资本的互惠交换理论和政府俘获理论，企业往往需要向地方政府交纳更多的税收、增加地方的GDP并拉动地方就业，以此来支持政府的工作，但是随着大部的研究发现，政企纽带的建立与政府补贴的行为也带给企业一些负面影响，如借助政治联系作为一种持续干预的手段，尤其在法律约束不够、制度发展不健全的情况下导致了政治透明度低及政府官员缺乏有效监督等特征，也使得政府的干预或补贴带有寻租动机。

对于风险投资与投资绩效、创新绩效间的关系，相关文献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只在初步的探索阶段，其共同之处在于，相对于无风险资本支持的风险投资机构来说，有风险资本支持的风险投资机构其投资速度快，并在IPO后回报率相对较高，但由于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时间不长，若从业时间长些，其相互促进作用更明显，具体表现为行业积累经验增多，筛选项目能力增强，则后续可为所投资的企业安排更为合适的制度、进行更为有效的监控，以充分发挥风险资本对企业投资绩效和创新绩效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因此系统考察风险投资行为，对我国风险投资以及创新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国未来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仰仗政府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同时，政府与企业之间也应有着相应的制约作用，如政府官员不能够随意利用手中的任意支配权，保持政府权利的透明性，任意企业也不能利用政治关联关系为自身谋求更多超乎市场经济及法律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利益，形成相互间的监督作用；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与创业，进而带动企业投资绩效与创新绩效的极大进步，且大部创新创业的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它们在融资方面与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鸿沟，故未来风险投资机构想要获得高收益，一方面，其发展势必需要找到能让其获得高收益的新项目或新想法，而这些新项目或新想法就附着于这些创新创业的企业当中，它们或多或少的拥有诸如技术、产品、制度等方面的创新行为或模式；另一方面，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有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创新创业企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开始，创新创业企业的兴起，有利于带动经济的增长，且创业因子越大，经济稳态增长率越高，这种经济快速增长恰好为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够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综上，政府和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环境在发展风险投资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在提供良好的法律“基础设施”和税收结构方面。故需明确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中的定位，实现完美的角色转换，创造风险投资发展与创新绩效进步的软环境，尤其是构造一个良好的风险投资的外部环境，实现政治关联下风险投资与投资绩效、创新绩效的完美结合是十分重要及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陈工孟，俞欣，寇祥河.风险投资参与对中资企业首次公开发行折价的影响——不同证券市场的比较[J].经济研究，2011（5）：74-85.

[2] 吴超鹏，吴世农，程静雅，等.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2（1）：105-119.

[3] 黄福广，彭涛，田利辉.风险资本对创业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J].金融研究，2013，（8）：180-192.

[4] 罗党论，刘晓龙.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9（5）：97-106.

[5] 杜兴强，曾泉，杜颖洁.政治联系、过度投资与公司价值——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1（8）：93-110.

[6] 夏立军，陆铭，余为政.政企纽带与跨省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1（7）：128-140.

[7] 朱红军，钱友文.中国IPO高抑价之谜：“定价效率观”还是“租金分配观”？[J].管理世界，2010（6）：28-40.

[8] 王珍义，苏丽，陈璐.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政治关联与技术创新：以外部融资为中介效应[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5）：11-19.

[9] 刘飞，郑晓亚.融资约束条件下我国中小板上市企业投资效率测度[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4（6）：76-85.

[10] 鞠晓生，卢荻，虞义华.融资约束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13（1）：4-16.

[11] 赵玮.融资约束政府R&D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研究当代财经[J].2015（11）：86-97.

[12] 罗党论，甄丽明.民营控制、政治关系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08（12）：164-178.

[13] 罗党论，唐清泉.政治关系、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2009（7）：84-96.

[14] 钱苹，张帏.我国创业投资的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2007（5）：78-90.

[15] 张学勇，廖理.风险投资背景与公司IPO：市场表现与内在机理[J].经济研究，2011（6）：118-132.

[16] 黄福广，彭涛，田利辉.风险资本对创业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J].金融研究，2013（8）：180-192.

[17] 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J].经济研究，2010（3）：65-77.

[18] 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J].经济研究，2008（7）：131-141.

[19] 张敏，黄继承.政治关联、多元化与企业风险——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9（7）：156-164.

[20] 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管理世界，2008（8）：9-21.

[21] 陈运森，朱松.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资本投资[J].财经研究，2009（12）：27-39.

[22] 杜兴强，雷宇，郭剑花.政治联系、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J].中国工业经济，2009（7）：87-97.

[23] 雷光勇，李书锋，王秀娟.政治关联、审计师选择与公司价值[J].管理世界，2009（7）：145-155.

[24] 李敏才，刘峰.社会资本、产权性质与上市资格[J].管理世界，2012（11）：110-123.

[25] 李健，陈传明，孙俊华.企业家政治关联、竞争战略选择与企业价值[J].南开管理评论，2012，15（6）：147-157.

[26] 潘克勤.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降低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依赖吗？[J].南开管理评论，2009，12（5）：38-46.

[27] 陆正飞，王雄元，张鹏.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吗？[J].经济研究，2012（3）：32-39.

[28] 黎文靖，胡玉明.国企内部薪酬差距激励了谁？[J].经济研究，2012（12）：34-62.

[29] 邓建平，饶妙，曾勇.市场化环境企业家政治特征与企业政治关联[J].管理学报，2012（6）：15-21.

[30] 党卵.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综述及启示[J].产经评论，2012（3）：62-75.

[31] 鲁银梭，郝云.宏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相关性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9）：156-160.

[32] 余琰，罗炜，李怡宗.国有风险投资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成效[J].经济研究，2014（2）：32-36.

[33] 苟燕楠，董静.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技術创新的影响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3（3）：132-140.

[34] 戴小勇，成力为.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3（11）：708-735.

[35] 阳银娟，陈劲.开放式创新中市场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科研管理，2015（3）：103-110.

[36] 李健，陈传明，孙俊华.企业家政治关联、竞争战略选择与企业价值[J].南开管理评论，2012，15（6）：147-157.

[37] Faccio， M.， Masulis， R.， McConnell， J..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J].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61（6）： 2597-2635.

[38] L.azzaroniV.ManziniR.MariL. A Model for R&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J].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in Operations，2011（10） ：212-223.

[39] Liu S J， Lu W M. DEA and Ranking with the Network-based Approach： A Case of R&D Performance[J].Omega，2010（38）：453-464.

[40] Tsai K H.Collaborative Networks and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Toward a Contingency Perspeetive[J].Research Policy，2009，38（5）：765-778.

[41] Duysters G. Lokshin B.Determinants of Alliance Portfolio Complexity and its Effect on Innovative of Companies[J].Journal of Pri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1，28（4）：570-585.

[42] Clarysse， B， Knockaert， M.& Wrighrt ，M.2009. Benehmarking UK Venture Captial to the US and Isreal：What lessons can be learned？[J].BVCA Report，9-24

[43] Faccio， M.， Masulis， R.， McConnell， J..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J].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61（6）： 2597-2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