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君 夏云川

[摘 要]攻击行为作为幼儿最典型的行为问题之一，严重阻碍幼儿社会性发展，影响幼儿心理发展水平，对幼儿身心健康造成消极影响。家庭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是儿童成长最初和最重要的环境，从家庭影响因素对幼儿攻击行为进行干预是最有必要也是最有效的。本文从个体水平、双向水平和整体水平探讨了家庭因素对幼儿攻击行为的重要影响，并从以上三个维度探讨改善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提高亲子关系质量来预防和减少幼儿攻击行为的有效性干预方案，同时发现现有研究的不足，为将来研究提供方向。

[关键词] 幼儿攻击行为；影响因素；干预方案；家庭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8）11-0152-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11.028

一、引言

攻击行为是个体以自身利益的满足为导向而对他人身心造成伤害的行为[1]，是幼儿时期最典型的行为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严重阻碍幼儿社会能力的发展。例如遭到同伴的排斥、师幼关系紧张等。按照表现形式可以将攻击行为分为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和关系攻击。研究表明，2—4岁是幼儿身体攻击行为发生的第一个高峰期，并在整个人生发展历程中相对稳定[2]。现有神经生物学结合脑电技术对个体攻击行为的内在发生机制进行探索分析。研究表明，脑中线区域、尤其是背部和膝下前扣带回皮质（ACC）和前岛（anterior insula）是大脑对社会负面信息做出反应的重要区域[3]，当个体面对消极反馈表现攻击行为时，相应的内侧前额叶皮质（mPFC）和双侧胰岛被激活，但如果右背侧前额叶皮质（diPFC）也被激活，即使是在负面信息反馈下也不会出现攻击行为[4]，这意味着diPFC对个体攻击行为产生有抑制作用。

近年来研究者基于家庭生态系统理论全面探讨幼儿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严厉惩罚和干涉控制的消极教养方式、不安全的依恋类型以及充满矛盾冲突的环境氛围等是构成幼儿攻击行为产生的危险因素。因此，现有研究者提出家庭干预方案以改善环境氛围和教养方式为切入点对幼儿攻击行为进行干预，并有效减少了幼儿攻击行为。这为从家庭角度探讨干预幼儿攻击行为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家庭和学校提供实践指导方向。

二、幼儿攻击行为的家庭影响因素

在分析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家庭因素时，将其划分为个体水平、双向水平和整体水平[5]，强调不同水平的家庭因素对儿童身心发展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一）个体水平

个体水平主要是探讨父母所具有的个体特征对幼儿攻击行为产生的影响。众多研究表明，在排除幼儿生理因素和遗传因素的情况下，父母心理健康水平、敏感性和受教育水平显著影响幼儿攻击行为。

1.父母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健康水平是指父母在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中所表现出的心理状态。研究表明，患有抑郁症的母亲能显著预测幼儿高水平的攻击行为[6]。Jung认为，患有抑郁症的母亲通常具有高焦虑水平，容易对幼儿的攻击行为等行为问题表现零容忍的态度，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与幼儿存在交流与互动困难[7]。在心理压力方面，父母高水平的心理压力与后期幼儿的行为、情绪以及社会能力发展困难存在关联。父母的心理健康水平不仅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家庭氛围，而且影响其在教养子女过程中的消极教养态度和行为，从而对幼儿攻击行为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在分析父母心理压力与幼儿攻击行为的内在关联性时发现，父亲高水平的心理压力能预测幼儿5岁时的身体攻击性行为[8]。父母的心理健康水平受生活压力事件影响，反映父母教养行为和态度倾向，间接对幼儿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改善父母心理健康水平可作为未来家庭干预策略的一方面。

2.父母的敏感性。依恋理论认为，敏感性是养育者对幼儿发出的情感需求信号做出及时、温暖而适当的反馈。Niccols等人对智力发育迟缓的2—5岁幼儿的攻击行为进行追踪研究时发现，母亲低敏感性与5岁幼儿的身体攻击行为显著相关[9]。一方面，发育迟缓阻碍了幼儿认知水平以及社会交往技能的发展，使幼儿无法感知父母的互动反应；另一方面，父母也很难对幼儿的情感需求做出及时、准确而迅速的反应。因此，母亲低的敏感性侧面反映亲子互动水平的不同步，不能对幼儿的行为问题做出规范和正确指导，从而引发攻击行为。

3.父母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即父母在学校获得学业成就的最高学历。研究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幼儿攻击行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10]，即低水平的受教育程度预示幼儿高水平攻击行为。Purwati 和Japar认为，不同学历水平的父母在幼儿观看电视节目内容选取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能有效规避不良社会信息对幼儿的负面影响。例如对含有暴力场景和攻击行为的节目内容能有意识的筛选，从而避免含有负面场景引发幼儿攻击行为产生[11]。另外，神经成像研究也辅助证明个体长时间接触视频暴力其前额叶皮质、前扣带回皮层、海马和海马回被激活，从而诱导个体攻击行为产生[12]。因此，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幼儿攻击行为的影响表现为是否有意识地选择有益的学习内容，从而抑制负面社会信息对幼儿攻击行为产生的潜在风险。

（二） 双向水平

双向水平即家庭成员在共同完成目标任务所维持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在共同参与家庭任务中的相互间沟通交流、情感表达，其本质反映父母与幼儿之间互动影响。近年来从双向水平探讨幼儿攻击行为的影响研究重点从家庭教养方式逐渐向亲子关系质量以及亲子互动性转移，其更强调幼儿与家庭因素互动作用的主动性。

1.家庭教养方式。家庭教养方式是指教养者在教养幼儿活动中所持有的知识、情感、信念、行为意图以及在教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活动[13]。懲罚严厉和拒绝否认的消极教养方式正向预测幼儿高水平的攻击行为，包括身体攻击与关系攻击[14]。研究者认为，幼儿的攻击行为与其对教养者消极情感态度的感知存在一定关联，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大多数父母认为身体攻击行为应该受到指责甚至是惩罚，而对关系攻击通常采取默认许可的态度；二是教养者倾向对男孩的身体攻击行为表现过多的负面情绪反应，而对女孩相应的行为则持有相反的情感态度和行为[15]。

总体而言，消极的教养方式不仅体现了对儿童粗暴的身体虐待行为，而且反映对亲子之间亲密关系的破坏。而父母教养态度差异导致幼儿形成错误的攻击行为规范信念[16]，这种错误的规范信念使幼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形成青少年时期的攻击型人格。因此，教养方式是幼儿攻击行为等外化行为产生的关键因素，这些研究为后期家庭干预研究从教养方式角度减少幼儿攻击行为。

2.亲子互动同步性。亲子互动同步性是指亲子之间就双方共同的焦点而展现的互动性、反应性。主要表现为在游戏活动中与幼儿眼神的对视、情感一致性的连接，并对幼儿的行为及时恰当的回应[17]。积极的亲子互动有利于减少幼儿攻击行为等行为问题，从而帮助儿童健康发展。研究表明，具有攻击行为的幼儿在游戏互动中通常会阻断与父母之间的联系，表现为亲子互动的不同步性[18]。Dierckx等人认为，高水平亲子互动能帮助幼儿获得以亲社会形式解决矛盾冲突的能力，从而使攻击行为在幼儿早期逐渐规范直至消失[19]。因此，父母在幼儿游戏活动中的参与性有利于幼儿亲社会行为发展，从而减少攻击行为发生。

3.亲子依恋。亲子依恋是幼儿与母亲之间的情感联系，其为幼儿提供对周围世界探索与学习的安全基地[20]。缺乏安全依恋容易引起依恋系统过度反应以及精神机能发展障碍，进而导致攻击行为。Kim等人认为，幼儿攻击行为在混乱型依恋类型中尤为明显，显示了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的缺失而导致和生理过激的应激水平行为反应[21]。当处于压力或紧张状态下，混乱型依恋的幼儿更可能将情境视为潜在威胁，因此幼儿在攻击行为和社会退缩行为之间进行转换，表现出对他人反应的合理性和一致性的困难。反过来，安全型依恋类型能缓和教养者消极的教养方式与幼儿攻击行为的关系。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的研究中也发现，个体在遭遇恐惧和威胁情境中过度的情绪反应会抑制心智能力的神经网络的参与。例如内侧前额叶皮质、楔前叶和顶叶交界处等[22]。这也进一步说明了那些具有由于认知偏差而将外界归因为危险情境的个体内在神经活动。

（三）整体水平

整体水平即作为家庭整体对家庭成员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先前研究主要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家庭氛围探讨幼儿攻击行为成因，近年来研究者发现家庭结构的完整性也显著预测幼儿攻击行为。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是根据家庭获得和支配有价值资源的程度进行的层级划分。这些价值资源包含教育、财富和社会地位等，为幼儿身心发展奠定物质基础[23]。研究表明，低水平经济收入的家庭预示幼儿相对经济收入高的家庭更容易出现攻击行为，并在低收入家庭父母的行为中检出更多不良教养行为[24]。因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意味着家庭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同时造成家庭成员的心理压力大，引发家庭成员的矛盾冲突，并可能营造出具有矛盾冲突的环境氛围，这些负面影响最终导致幼儿攻击行为产生。

2.家庭氛围。家庭氛围是指家庭成员共同营造的人际交往情境和情绪氛围。具有暴力行为的家庭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幼儿通过观察对父母暴力行为进行模仿并内化为外显攻击行为，而作为施暴对象的幼儿相比只是目睹暴力事件的幼儿表现出更为严重的行为问题[25]。Holmes认为，父母之间的暴力行为对幼年早期的攻击行为产生一定的睡眠效应（sleeper effect），即随着幼儿年龄增长（尤其是在3—8岁阶段），其攻击行为相对同龄出现的频次及强度越来越高[26]。

因此，充满矛盾冲突的家庭氛围不仅不利于家庭成员之间和谐关系的维持，而且影响儿童的内部加工模式及其情绪调节能力发展。长此以往，造成个体面对不同情境刺激不能在行为控制系统（BIS）和行为激活系统（BAS）之间灵活转换。因此难以识别情绪情境和情绪唤醒功能失调，从而表现出敌意的攻击行为倾向[27]。

3.家庭结构。家庭结构是指家庭成员的代际、亲缘关系的相对稳定的组合模式。其类型可划分为核心家庭、联合家庭、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等。先前研究在单亲和重组家庭中的幼儿检测出高水平攻击行为[28]，单亲与重组家庭反映家庭结构的变化，其严重破坏了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从而造成家庭成员之间情感的缺失、沟通障碍等问题。此外，家庭结构的改变造成家庭凝聚力和言行一致性等方面表现较差，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幼儿攻击行为的发展轨迹[29]。因此，修复家庭结构能够帮助家庭基本功能正常发挥，从而有效减少幼儿攻击行为。

综上所述，个体水平中父母心理健康水平、敏感性和受教育程度与整体水平中家庭经济地位、环境氛围和家庭结构并不独立作用于幼儿的攻击行为，而是通过消极的亲子互动刺激幼儿内部认知加工过程而间接产生攻击行为。因此在预防幼儿攻击行为方面，大多干预方案以家庭因素研究结果为依据提出适用于不同对象的有效家庭干预方案，同时家庭干预试验性研究表明，研究者从家庭环境氛围、教养方式、亲子关系以及参与性角度对幼儿攻击行为进行干预之后攻击行为得到显著改善，这说明从改善家庭内部消极因素在抑制和減少幼儿攻击行为的有效性。

三、家庭干预方案

现有研究结合个体水平、双向关系水平和整体水平三个不同层面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首先，从个体水平角度改善父母的心理健康水平，强调父母应制定并执行严格纪律和规则，并对儿童行为多用赞许和鼓励；其次，从双向关系水平出发改善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和提高亲子互动质量，强调父母的参与性和儿童的互动性；最后，从整体水平角度改善家庭环境氛围、增加家庭社会支持以及完善家庭结构方面来达到干预效果。总之，现有干预方案围绕个体水平、双向水平和家庭整体水平对攻击行为幼儿实施干预，并在大量的干预研究中证明其有效性。

（一） 父母管理培训——俄勒冈模式（PMTO）

PMTO从个体水平和双向关系水平两方面对存在严重社会行为问题的幼儿家长进行干预指导。具体而言，PMTO通过改变父母教养方式、改善家庭环境以减少儿童的行为问题。主要以讲座、会议，角色扮演和小组作业的形式为干预对象进行每周一次长达2小时的一对一的集中干预，一共6个月，因此具有个性化干预的特点。严格的纪律和规则、鼓励和赞许、监督、解决问题和积极参与五维度是PMTO核心内容。PMTO模式非常注重角色扮演的价值，并以角色扮演作为核心成分。在干预期间通过角色扮演和解决问题而进行讨论、交流，并有详细的干预治疗进展。在整个干预过程中，治疗师以视频录像的形式记录每个家长自己教养行为的改变，以便家长对自身不当行为不断做出调整以求达到教养方式最佳水平[30]。

（二） 不可忽视的年龄（IY）

IY是对社会经济地位低、生活在社会福利机构和寄养家庭以及有着高风险攻击行为问题的0—12岁处境不利儿童家长进行指导。旨在预防、减少和治疗儿童的行为和情绪问题，提高儿童的社会能力、情绪调节、积极归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家长培训的核心课程考虑到儿童年龄而设计四种不同的课程。即婴儿课程、幼儿课程、学前课程和学龄期课程。这些课程强调从个体水平角度提高父母社交技巧、制定和执行严格的纪律、提高有效的教养能力以及决策能力。每次对5—6个或12—14个行为问题的幼儿家长进行干预，是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下家长与治疗组之间的合作治疗。课程培训的方式均采用视频和录像的方式鼓勵小组讨论、表达观点和解决问题。角色扮演是IY的主要干预形式，需要每个家庭父母与子女共同完成，并在完成任务之后与其他家庭进行分享讨论。此外，IY还强调教师课堂管理技巧的培训，旨在确保幼儿从家庭到学校的环境普遍适应性[31]。

（三） 亲子互动治疗模式（PCIT）

PCIT是针对情绪和情绪障碍的循证治疗，强调双向关系对幼儿攻击行为的影响。因此，PICT注重提高亲子关系质量和亲子互动。PCIT干预时间大约15周，其包含两个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儿童的行为干预，目标是改善亲子关系质量、加强亲子之间的关注和交流、引导幼儿的积极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强调描述和赞赏、热情、反馈和模仿以加强儿童积极和认同的行为。避免使用命令、批评、质疑、讽刺和消极等主导型、侵入性行为；第二阶段的课程又称为以父母为导向的亲子活动（PDI），指导父母在双向游戏情境或真实的情境中引导幼儿积极地行为反应，并遵循一定行为纪律要求。在整个干预过程中，治疗师利用单向透视玻璃观察父母与幼儿在游戏中的行为，并通过无线扬声器指导父母与幼儿的交流互动。每次课程结束之后，治疗师再与父母进行沟通确定下一次治疗中所关注的行为和技巧[32]。

因此，PCIT的大部分时间是指导教养者应用特定的治疗技巧对幼儿的行为进行干预，同时治疗师对亲子互动质量方面的评估不依赖于来自父母对幼儿行为的报告和评估，使得该治疗模式的评估结果更客观而有效。

（四） 3P——积极教养方案

3P—积极教养方案是以养育和家庭支持策略为导向的多级干预模式，各级以改变消极的环境氛围、改善父母的心理健康状态以及教养行为为导向对0-16岁儿童的不良行为、消极情绪的发展进行干预治疗。具体可分为五等级：第一等级是特别教养计划。主要是针对那些有严重行为问题或者身体残疾等儿童，以及家庭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父母离异、分居等）；第二等级是柔性监管计划。即在帮助父母在教养过程中偶尔出现的不当行为提供一次性指导，其中包含30分钟的教养问题咨询和90分钟的问题研讨；第三等级是为有轻度、中度行为问题的0—12岁儿童的家长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及干预；第四等级主要针对的是具有严重问题行为的12—16岁儿童家长，旨在培养家长17项核心教养能力，以应对在真实情境中各种教养状况；第五等级是对有复杂问题的家庭提供帮助，要求家长在完成以上四水平课程的基础上在提供指导[33]。

该方案强调安全的教养环境、严格纪律要求、合理的期望和言行一致。总体而言，3P—积极教养方案允许父母根据儿童的行为表现自由选择合适的项目，因此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此外，该方案实践证明经过本土再编可适用于不同家庭类型，并先后在20多个国家对儿童问题行为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四、不足与展望

（一） 家庭影响因素研究有待深入和拓展

现有研究从个体水平、双向水平和整体水平较全面地分析了幼儿攻击行为的成因，另外结合fMRI、EPR、EEG等无创脑电技术帮助研究者在不损害被试的情况下分析幼儿与家庭因素的消极互动中的内在发生机制，为后续研究探寻更全面攻击行为家庭干预策略提供依据。然而，现有研究仍待加强。

一是缺乏对幼儿攻击行为的内在神经反应机制研究。现有神经生物学研究在探讨个体攻击行为内在神经反应机制时，被试年龄集中于7—25岁。然而，幼儿在接受消极负面反馈后所表现攻击行为的神经反应机制是否与成人和青少年结果具有一致性？这些结果是否可以用来分析幼儿在面对环境和人的因素共同刺激下内在神经活动？以及在面对不同情景时哪些神经介质可以有效抑制幼儿的攻击行为产生？这些都可以作为未来研究工作重点。正如Van Wijk等人采用脑电技术探讨了前额不对称性在幼儿接受消极的社会判断后表现出的攻击行为所起的中介作用，尽管前额不对称并没有调节社会消极反馈与幼儿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34]，但为后续研究对哪些神经介质可以调节幼儿的攻击行为与负面反馈之间的联系提供思路。

二是现有研究缺乏对幼儿身体攻击行为与其他类型攻击行为内在关联性探讨。现有研究者更多关注家庭因素对身体攻击行为的影响，而没有对其他类型攻击行为的发生机制进行深入探讨。例如关系攻击和言语攻击行为。现有研究对寄养幼儿的攻击行为进行探讨时发现，幼儿身体攻击行为往往伴随着其他类型攻击行为[35]。因此，儿童早期的家庭因素的消极作用是否与青少年时期其他攻击类型产生存在内在联系，这也是需要后续研究者对相关被试做一个追踪研究。

（二） 家庭干预方案功能性有待加强

尽管现有许多家庭干预方案从个体水平、双向水平和整体水平对儿童攻击行为等行为问题的实验验证研究证明了其有效性，但这些方案仍存在以下几个共性问题。

首先，家庭干预方案忽视诊断性功能。从个体发展角度而言，家庭干预方案应该具有诊断和预防功能，而不仅以问题导向的干预治疗。在这方面，Skinner的家庭过程模式中家庭功能评估对现有干预方案具有启示意义，即未来研究者可以通过家庭功能评估的七个维度的共同作用来评价家庭系统所发挥的效果。其包括任务完成、角色作用、沟通、情感表达、参与性、控制和价值观[36]。从这七个维度对家庭功能进行评估不仅对幼儿攻击行为发生有一个预判，而且有利于后期干预治疗中对有问题的家庭功能部分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和修复。

其次，家庭干預方案缺乏对干预对象的个体差异的考虑。对不同类型的特殊幼儿而言，由于其攻击行为产生的大脑神经活动和内部加工模式也不尽相同。例如，自闭症和智力发育迟缓的幼儿尽管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攻击行为，但是前者攻击行为发生机制相比智力发育迟缓的幼儿可能更为复杂，往往涉及到刻板行为的反应模式以及低智力水平、低水平的沟通技巧与攻击行为的相互作用[37]。此外，大部分特殊幼儿的攻击行为与大脑神经功能障碍或者缺陷有关。例如注意力缺陷与破坏行为障碍的幼儿的攻击行为产生与大脑前扣带回皮质的激活水平有关[38]。一贯采用从父母角度改善其教养方式、教养态度或者加强亲子互动等做法显得十分武断。因此，未来研究应该结合幼儿攻击行为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分析攻击行为产生个体差异，探索适宜的家庭干预方案。

最后，现有家庭干预方案的效用性检验有待加强。尽管理论基础具有很大相似性，但其干预对象和形式存在差异，因此干预效果也不同。例如PMTO与IY相比，前者是治疗师与干预家庭进行一对一辅导和治疗，后者则是小团体干预。显然，PMTO更适合有严重问题行为的家庭，而IY适合存在共性问题的家庭。此外，尽管现有干预方案针对处境不利幼儿提出全面的解决策略，但是没有考虑到我国留守幼儿的现实生存状况。从现有研究来看，留守幼儿相比其他幼儿而言，最大的特点就是家庭核心角色的长期空位，所以从父母角度实施家庭干预方案存在巨大困难，未来研究可以从留守幼儿家庭功能修复角度出发探索适合我国留守幼儿的本土的家庭干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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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滕一霖）